潞簡王墓位於河南省新鄉市北郊十三公裡處，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明代親王陵墓，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潞簡王朱翊鏐系明神宗的唯一同母胞弟，萬歷十七年就藩河南衛輝府，萬歷四十二年去世，次年葬於新鄉。在潞王陵碑刻中，現存有八通祭碑，另外兩通已毀，僅有碑趺尚存。這些祭碑均為龍首方趺，列於享殿東、西兩側的祭碑較為高大，通高5.5 米，分別是明神宗所立和東宮所立；其他祭碑則平行排列於享殿前，通高3.83 米，配有1.2 米高青石精雕而成的屋脊式碑樓。在我國文博考古界，碑碣始終是歷史研究論證的主要內容之一，然而祭碑作為其中之一種，由於所涉及的多是帝王將相、名門大家，其碑文內容不免流陷於歌功頌德、推崇奉承的言辭之中，所以長期以來，給諸多的專家學者及界內人士形成了虛溢浮華、修飾造作的印象，從而忽略了其應有的歷史價值。縱觀潞簡王墓的碑刻，也不例外，大體上沿襲了此類碑碣所共有的格式和文筆，但是通過較為深入的研究，筆者發現這些碑文對明代歷史典故、規章制度的補證裨益良多。下面僅舉其主要者，簡述一二。

　　一、明神宗御祭碑

　　該碑位於潞簡王墓享殿拜台東側15.8 米處，其碑陽刻曰：“維萬歷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皇帝遣伏羌伯毛國器，行人司行人鄧秉修，賜祭潞王文曰：惟王國之懿親，屏翰是賴。宜膺備嘏，胡遽長終？訃音來聞，良切傷悼。特茲遣祭，用表親情。仍命有司，為茔葬域。靈其如在，尚克歆承。”這通祭碑是其兄神宗遣使前來吊唁潞王的祭文。這篇祭文是在潞王去世兩個多月後所作，距潞王下葬尚有一年有余。由此可以推斷應是在衛輝潞王府祭奠之文，然後镌刻於石碑之上，樹立於潞簡王墓陵園。神宗派遣伏羌伯毛國器為欽差大使前來祭祀潞王，其規格顯然高於《明實錄》中所定的禮制，其愛弟之情可見一斑。

　　在潞簡王墓的祭碑中，有四通祭碑均提到了伏羌伯毛國器，依據這些碑文記述，伏羌伯毛國器是萬歷皇帝派遣來祭祀潞王的欽差正使。關於毛國器的生平事跡，還需從伏羌伯世系說起，根據《明史·毛忠傳》記載：始封伏羌伯者，毛忠也，其祖先是我國西北的少數民族，自洪武初歸順以來，以骁勇善戰著稱，正統十年，英宗以其累世殉國，始賜姓以旌之。正統十三年，又立戰功。復賜名曰忠。毛忠同其祖父一樣，血灑疆場，卒沒之時，“西陲人吊哭者相望於道”。其孫毛銳在成化五年襲爵，至嘉靖年間，銳子毛江和毛漢兄弟又先後承襲，其後雲：“（漢）從子桓嗣。卒，子登嗣，萬歷中，掌中軍府事垂二十年。又再傳而明亡”。《明史·毛忠傳》之敘伏羌伯世系，至萬歷年間的毛登而止，並沒有提及潞簡王墓祭碑所記的毛國器。而據《明史·功臣世表》記述：“自登至承祚，世系無考”。由《明史》傳、表來看，伏羌伯世系自萬歷二十年毛登去世之後，至崇祯四年毛承祚襲爵之前，約四十年實“世系無考”。而潞簡王墓祭碑所言及的伏羌伯毛國器，從時間上而言，正是《明史》傳、表所阙的年代。根據《明實錄》記載：“萬歷二十四年九月丙午，伏羌伯毛國輔卒。弟毛國器奏襲爵，章下吏部”。有關伏羌伯毛國器，該書還記載了其一祀泰陵、一祭皇陵、一攝祭九陵國器的事跡，說明毛國器襲封伏羌伯應當是在萬歷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之間。關於《明史》傳、表所阙伏羌伯世系的問題，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萬歷二十年毛登去世之後，毛國輔、毛國器兄弟曾先後襲封，可以明確地延續到萬歷四十三年。唯一遺憾的是毛國器卒於何時，《明實錄》並無記載，那麼在萬歷四十三年至崇祯七年毛承祚襲爵之前的十余年間，是否還有毛氏子孫承襲，則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毛國器乃萬歷後期（甚至更長）伏羌伯世系中人，是不容置疑的。潞簡王墓祭碑群，用有力的實物佐證，印證了《明實錄》所記確鑿可信的同時，也填補了《明史》傳、表之缺遺。

　　二、明熹宗御祭碑該

　　碑位列潞簡王墓祭碑群第三，其碑陽刻曰：“維天啟七年丁卯七月乙丑朔越十一日乙亥，皇帝遣承奉正寧濟時，賜祭潞王生母次妃楊氏文曰：惟爾毓德名門，傧於藩服，終溫且惠，宜壽而康，胡遽棄捐，殊深憫悼，如儀遣祭，尚克歆承。”關於明代藩王墓葬規制的問題，根據《明會典》的規定，能夠與親王合葬僅有正妃一人而已。至於其他妃子，僅可“附葬其傍”。從現存於全國各地的明代藩王陵墓來看，亦大多數與這一規制相符，由潞王墓的此通祭碑來看，其次妃楊氏是與潞王合葬一處，這顯然是與《明會典》相違背的。在現存的明代藩王陵墓中，次妃與親王合葬之例，僅有位於江西南城的益藩陵寢出現過：益藩經歷了五代六王，其中益莊王墓乃是與其正妃王氏、次妃萬氏的合葬墓；益宣王墓亦是與其正妃李氏、次妃孫氏的合葬墓。益藩二王的墓葬所反映的或許應當是這一規制的個例，同時也印證了潞王墓此通祭碑所提供的親王與次妃合葬的情況，雖然與典制不符，但是在明代藩王陵墓中又是確實存在的事實。蓋或繼承王位者是庶子，則其生母允許與先王合葬？總而言之，潞王墓的熹宗祭碑，不僅為解決其地宮墓葬人數問題提供了難得的參考，也為深入研究明代藩王陵寢制度的沿革發展，給予了更多的啟發。

　　三、明朝福王朱常洵祭碑

　　該碑位列潞簡王墓祭碑群第五，其碑陽刻曰：“維萬歷四十二年歲次甲寅六月戊申朔越二十七日，孝侄福王常洵謹遣典服正鄭進壽，致祭於尊叔父潞殿下靈前曰：道經衛輝，得睹尊顏，拜別之國，戀心懸懸。睽違未幾，□變忽傳，始則驚疑震悼，繼則踴動淚漣。伏惟尊叔父殿下德高嵩岳，澤沛潞川，宜享千春，撫國四誕。何厭下土，遽賓遐天。仰思追慕，涕泗如泉。潔薦蘩藻，用表誠虔。嗚呼！尚飨。”朱常洵乃神宗之愛子，故而碑文自稱曰“孝侄”，稱潞王曰“尊叔父”。由此碑文可知，福王曾在之國途中，路經衛輝之時，得以與潞王相見，以盡叔侄之情。明代自建立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削藩措施，矯正洪武時期親王軍政大權過重的弊病，但至其中後期，漸成矯枉過正之勢。此通祭碑所言的潞、福二王的相見，似乎違反了典制。在其祭碑群中，還有一通祭碑，同樣提及了潞、福二王相見之事。又據《明會典》記載：“天順五年奏准：凡王從舊王府城外經過，許出相見，隨即回府。若不從城外經過者，不許。”因為福王就藩洛陽，途經衛輝，故而遂有潞、福二王的相見，其實是允許的。

　　總之，潞簡王墓碑刻對明代歷史典故、規章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補充，值得關注和探討。  來源：中國文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