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和臨汾市人民政府在北京舉辦《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出版暨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學術研討會。來自考古、歷史、科技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研討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的學術價值。

    與會學者認為，經過37年的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將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看作中國考古乃至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歷程的一個縮影和裡程碑，認為陶寺遺址為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支點，提前了國家形成、文明形成的時間。

歷時37年  發掘總面積逾300萬平方米

   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為了尋找早期夏文化，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主要發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發掘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確定了陶寺遺址的范圍，明確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質，判定了陶寺文化主體來源於廟底溝二期文化，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為公元前2450～前1900年。

   從1999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開始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從“預研究階段”至今，已進入第IV階段，發掘總面積約9000平方米。

  此次出版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就是對陶寺遺址第一階段考古工作的成果總結。該書在國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院考古所的共同支持下，歷經長時間、曲折的整理、編纂和修改，由高炜主編，高天麟副主編，張岱海、李健民、解希恭等參與編寫，二十位科技考古專家通過十五個專題對陶寺遺址考古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報告共分四冊，總計212萬字，線圖501幅，表格139種，彩版55面，圖版362面（1800張照片）。

探訪“堯都”證據鏈

   從1999年開始的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至今已基本確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宮城、早期外城（下層貴族居住區）、至少280萬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宮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與觀象授時於一身的觀象祭祀台、祭地禮制建築、中期王族墓地、王權控制的獨立倉儲區、工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調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區，使學界認識到陶寺遺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區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陶寺文化社會已進入到邦國形態。

   在本次學術研討會之前，記者實地探訪了陶寺遺址。在一望無際的黃土嶺上，社會院考古所研究員、陶寺遺址考古隊隊長何弩指著腳下的幾道夯土牆告訴記者，“這裡就是陶寺遺址的宮城城牆，相當於現在的紫禁城的午門。”在發掘現場搭建的考古成果展示大棚裡，陶寺遺址發掘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象征王權的龍盤、陶鼓、鼍鼓、石磬、彩繪陶器、玉石钺等隨葬品尤其引人注目。 

    在陶寺中期東南小城內，有一處面積約1700平方米的半圓形建築，這就是陶寺遺址的觀象祭祀台。據何弩介紹，這處遺址有三層地基。第三層地基邊緣有10道夯土柱縫，第二層地基上有兩個夯土柱，同生土台基芯上的觀測點，構成地平歷觀測儀器系統。考古工作者復原了這處觀象台，發現這套系統可以觀測到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20個節令，是迄今考古發掘與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觀象台，比英國的巨石陣還早幾百年。何弩認為，陶寺的元首們，通過掌控天文的觀象活動，頒布歷法，除了壟斷與天日溝通的“君權神授”的渠道之外，更實用的價值是通過壟斷農時的發布，控制整個社會的農業經濟命脈，進而達到控制周邊地區農業社會組織的目的。

多學科合作  構建陶寺遺址研究體系

    在研討會上，考古、歷史、科技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對陶寺遺址的學術地位、今後的研究方向和工作重點暢所欲言。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認為，未來對陶寺遺址的研究仍需更加深入，如進一步探討陶寺文化的來龍去脈、陶寺城址的布局、功能等問題，應加強多學科合作，將科學技術更多地運用到陶寺遺址的研究中。同時要進一步加強陶寺遺址的保護和利用，做到考古發掘與大遺址保護之間相互促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與山西省臨汾市委副書記、市長岳普煜在研討會上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為進一步做好陶寺遺址的研究、保護和展示工作提供了保障。

 

來源：中國文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