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漢傳佛教在藏傳佛教的沖擊下已日漸衰微，完全依靠民間信徒的資助求得發展。盡管條件如此艱難，但是寺廟仍有一定規模與數量。從建築藝術上來講，也不乏具有一定價值的優秀作品。例如：北京戒台寺就保持著全國最大的戒壇；北京碧雲寺的“田”字形平面的五百羅漢堂，解決了眾多偶像所需的大面積琉璃瓦殿堂與采光之間的矛盾；重建的鎮江江天寺(原稱金山寺)雄峙於長江岸邊，樓閣亭台互相聯屬，成為一處有名的風景勝地；寧波天童寺為唐宋以來的禅宗名剎，現存清代重建的大佛殿，上檐進深十二架，下檐前後各三架，總計進深達十八架，結構雄偉異常。

    這時期的漢傳佛教寺廟建築更向有特色方面發展，集中反映在佛教四大名山的建築上。四大名山是歷史上逐漸形成的佛教寺廟集中地，其中以五台山歷史最久，遍布於五台之內的寺廟有一百余處。其建築多為北方官式建築風格，規整平肅，色調艷麗，雕飾繁多，具有豪華氣派。明代以後，這裡相當多的寺廟改為藏傳佛寺，因此清代以來的五台山建築又雜有藏式裝飾風格。

    峨眉山寺廟布局注意與山形水態、植被環境密切結合，使寺廟成為風景名勝的組成部分，一掃傳統寺廟一正兩廂、伽藍七堂的呆板定式。九華山寺廟以小型者居多，而且還有大量的庵堂、茅篷，有些僅為二三禅僧靜修養性處所。因此九華山寺廟大量采用當地民居形式，亂石牆、小青瓦、少量的粉壁，建築裝修極為簡單，不施彩繪，造型不拘定式。甚至有的寺廟跨路而建，朝山者可穿行建築物中。

    九華山寺廟開創了一種清新、簡樸、自由、輕快的寺廟建築格調，與藏傳佛寺的神秘、漢傳佛寺的嚴肅皆不相同。普陀山是浙東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島上建有普濟、法雨、慧濟三座大型寺廟及其他庵堂、茅篷等。

    在清代寺廟中，尚有一種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寺廟，即在一個寺廟內同時供養釋迦牟尼、太上老君及孔子，山西渾源琉璃瓦懸空寺即為一例。同時，該寺另一特色即為梯空架險，以懸挑支承的辦法將寺廟建在半山的絕壁之上，幾組建築間以棧道飛橋相聯系而組成寺廟。身臨此寺，可俯瞰溪谷，仰望絕壁，有如置身雲霧之中，表現了中國古代勞動工匠絕妙的建築巧思。又如寧夏中衛的高廟也是一座佛道混合的寺廟，而且其後部的建築高踞於城牆之上，形成極為高聳而豐富的輪廓線。

    自南北朝後期起，佛殿建築即日趨宮殿化，除少數寺沿舊傳統仍以塔為中心（如隋之禅定寺）外，大部分均以殿為主體。當時的宮殿多以院落為單位，每院有正門、後門，更大規模的有東西門，連以回廊，形成矩形院落，主殿建在院落中心，有的還有後殿，主殿左右有廊，連通東西廊，形成“日”字形平面。大型宮殿在東西廊外附建若干小院，南北串連，有多至四、五院的。

    在主院周圍還建有若干院，多以用途命名，如塔院、禅院、律院、淨土院、菩提院、三階院、庫院、山亭院等等，一般稱“別院”。這也和貴邸中主院外另建若干別院的布局相同。

    唐代佛寺較為完整的久已不存，只能在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看到其壯麗形象。唐武宗李炎在會昌年間（841～846年）頒布的滅法诏書中說當時寺廟“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指責它們和宮殿相同。參證壁畫中所見形象，這說法確是合乎事實的。

隋唐時期在建築藝術上也有重要發展，表現在：不僅單體建築的藝術處理手法更為細膩而有特色，在建築組合體、群組布局乃至城市規劃上都更為成熟，形成具有高度藝術水平的唐代風格。

     這時的藝術處理多在結構構件上進行。如柱身做成梭形、八角形，梁做成中間微拱起、底背均是弧線的虹梁，挑檐和承室內頂棚的斗拱都做出內凹或外凸的弧面，使其組合協調而富韻律。屋頂做成凹曲屋面和起翹翼角後，成為最有特色的部份，庑殿、歇山、懸山、攢尖、圓錐等屋頂形式均已出現，宮殿屋頂使用經滲炭處理的黑瓦，用黃、綠色琉璃做屋脊和檐口，色彩鮮明，和屋身的朱柱、綠窗、白牆形成唐代建築最典型的色調。

    隋唐時期在建築組合上也有較大的發展，在主建築的四面都可接建，在左右側的稱“挾屋”，在前後的稱“對壘”，局部向前後突出的稱“龜頭屋”。不僅單層建築，樓閣也可建成組合體。唐代建築中最著名的組合體是大明宮麟德殿，在敦煌唐代壁畫中也可以看到組合體的形象。組合體由若干輔翼的次要建築簇擁主體，屋檐或曲折連延，或上下疊壓，翼角錯落，屋身有大有小，虛實結合，比單體建築更富於藝術表現力。

    院落布局的優點是主建築面向庭院，不直接對外；可按需要設計院落的形狀、尺度，造成開敞、幽邃、嚴肅、活潑等不同環境效果，可通過門和道路組織最佳觀賞路線，可通過重重廊庑增強縱深感。院落式布局的特點和優點在隋唐時期已完全形成，並沿用到明清，成為琉璃瓦古建築最具特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