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遺址”還是“恢復重建”
 
1860年和1900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的兩次焚燒搶掠摧毀了這一舉世無雙的世界園林傑作，後又經軍閥等對園內建築構件的大量偷運，清朝歷經150余年苦心經營的圓明園面目全非。

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總理否決了有單位欲在圓明園遺址上興建學校等提議。1980年，以宋慶齡為首的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共1583人聯名發出《保護、整修與利用圓明園遺址倡議書》，圓明園研究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近30年來，對於圓明園遺址的保護工作，相關專家學者提出了“開發利用”、“全面重建”、“公園建設”、“遺址保護”等各種建議，引出了“保護”與“復建”的激烈爭論。

“保護”一方認為，復建不過是建造一批低級赝品，且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而“復建”一方則稱，重建可恢復民族榮光，並且還能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早在1983年，經國務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已明確把圓明園規劃為遺址公園。2000年，北京市編制的《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方案》獲國家文物局批復。2010年，圓明園遺址公園被國家文物局列為首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近些年，每年的“兩會”都有關於保護圓明園遺址的提案，葉廷芳、張文彬、潘祖堯、劉慶柱等委員的提案均在社會上引發了廣泛關注和響應。

由於各種原因，《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方案》實施得並不順利。即使在“保護遺址”與“恢復重建”兩種觀點之中，究竟是“徹底保持廢墟狀態”還是“可實施部分考古發掘整理修葺”，是“全面重建”還是“部分重建”等問題也尚存分歧。

2011年11月，北京市人大提出“論證重建圓明園”後不久，鳳凰網的一項調查顯示，81.7%的網民不贊同“復建圓明園”，其他一些網絡調查也是一邊倒的反對聲。有專家認為，文物保護意識的覺醒和圓明園遺址的警示作用是形成網民態度的主要原因。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副教授岳升陽表示，單純的建築復建難以體現圓明園的輝煌，遺址復建應考慮民眾的接受程度。此外，對於國家和百姓的需求來說，仍有許多比復建遺址更加緊迫的事情。

圓明園遺址具有文物及社會價值
 
國人對圓明園懷有深深的民族情感。會上，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王湜華提出“國恥不可須臾忘記”；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葉廷芳表示，廢墟可以讓人們記住“落後就要挨打”的教訓。

北京市古代建築研究所研究員王世仁認為，圓明園遺址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和社會價值。他由親自參與的2003—2005年圓明園遺址保護整修工作得出結論：絕大部分遺址未經近代重建或大規模挖掘，遺址格局清楚、真實可信，具有保存、認知和文獻等價值。此外，含經堂等遺址殘存的火焚痕跡及斷石殘磚真實記錄了外國侵略者的殘暴，揭露了西方“文明”的另一面，同時也展現出清末政權的腐敗無能，具有國恥警示價值。

同時，如何讓圓明園遺址成為保護人類文明和推動世界和平的特殊警示紀念地，已成為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思考的問題。中國圓明園學會創建元勳汪之力曾指出，應把圓明園遺址21世紀的保護整修利用，放到世界文化與世界和諧的大背景中進行縱橫觀察、比較和反思。

中國圓明園學會副秘書長要礫闵向記者表示，應從三個方面定位圓明園遺址的作用：一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圓明園記錄了中國近代社會歷史演變的過程，見證了帝國主義侵略對人類文明的野蠻踐踏和破壞，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二是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地。圓明園是清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濃縮，集華夏文化精髓和國粹於一園。三是人類文明和諧的特殊紀念地。圓明園是人類共同的恥辱，各國人民要共同吸取歷史教訓，推動世界和平，避免類似事件重演。
 
以“申遺”帶動遺址保護
 
與會者認為，眼下最好的保護方式是為圓明園遺址“申遺”。

中國圓明園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呂舟表示，圓明園遺址集中國園林創作之大成，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審美趣味、園林設計思想、建築工藝水平、歷史文化等。從其反映侵略者對圓明園的劫掠和破壞，引發中國社會深刻變革的角度而言，它是重要文明、文化發展的見證，與重大歷史事件相關。這些與世界文化遺產價值標准的第三、四、六條是相符的。

呂舟認為，圓明園遺址“申遺”的意義在於讓世界更清楚地認識中國近代社會變化的過程，揭露破壞人類偉大文明成果的野蠻行徑，激勵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阙維民建議以世界文化遺產地的標准對圓明園遺址進行管理；在“申遺”過程中要尊重歷史事實、正視遺址現狀、逐步協調整治、提升遺址規格。

會上，圓明園遺址“申遺”的初步路線圖基本浮現出來：第一步，啟動圓明園遺址“申遺”的准備工作，按照世界文化遺產的要求加強對圓明園遺址的保護、管理、監測。第二步，根據圓明園遺址“申遺”工作，調整、修訂《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方案》。第三步，提高對圓明園遺址的管理級別、管理水平，增加經費投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