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有著多神崇拜的文化體系。而祭祀城隍的歷史久遠，逐漸形成了城隍廟的祭祀和商業功能。到了明清時期，城隍廟更是備受青睐，統治者擴展了其道德教化功能，使之兼具了醒世警世的功能。

　　孔子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朱熹說：“君子之心，常懷敬畏。”貪腐之人，無敬畏之心，故膽大妄為。在道德教化上，明清統治者恰恰利用了敬畏之心，突顯了城隍廟的反腐戒貪作用。

　　1 城隍廟的祭祀、祈禱的功用，以及商業文化氛圍

　　眾所周知，城隍神是古代中華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靈之一，是護城佑民、主掌冥籍的城市保護神。早在周朝，人們就開始臘祭“八神”，其中第七神“水庸神”即城隍神。

　　城隍廟主祀城隍，記載最早的城隍祠，是公元239年孫權在安徽蕪湖建立的。隋、唐、宋、元四朝，城隍崇拜相當普遍，宋朝李昉在《太平廣記》中記載，吳地“每州縣必有城隍神”。

　　至明朝，據葉盛的《水東日記》記載：“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谒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穰報賽，獨城隍而已。”可見，當時各府州縣幾乎都設城隍廟，而且，地方官員對城隍的重視，遠遠超過其他神靈。

　　譬如南京作為明初的都城，清朝嘉慶年間的《重刊江寧府志》中說：“都城隍廟在府治欽天山之陽，明洪武年間建。”“都城隍廟”即總城隍廟的意思。明初，南京的都城隍廟繁華興盛。史料顯示，明清之際，上海、廣州、直隸宣化等地的城隍廟也都相當熱鬧，有其商業功能。

　　清朝錢泳的《履園叢話》這樣記載：“惠山王婆墩對岸有漢紀信廟，裡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三月廿八日為城隍生日，是日歌樂喧天，游人無數。”即便是不常出門的婦女也可以出來游玩，廟街上攤點相連，人頭攢動，游玩購物的同時，百姓還向城隍神焚香叩拜、祈福免災。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時期，逢正月元宵、城隍壽誕、清明節、七月十五等大日子祭祀城隍的活動，都由官府衙門來舉辦。有些地區還要舉行“出會”活動，即把城隍神和土地神從廟裡抬到府、縣厲壇，由地方官主持祭祀，以驅逐厲鬼、保證豐年。

　　2 城隍廟是預防犯罪、反腐戒貪的“教育基地”

　　《履園叢話》中《大娘娘》一文記載了件奇事：

　　原本很正常的楊氏忽然發狂，某晚，她變作吳興口音說：“大娘娘，我尋你三十年了，原來你在這裡啊！”楊氏的女僕很害怕，就順著問：“尊神從哪裡來？有冤孽嗎？”她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侄為後，及分娩，是男也，大娘佯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花針插入小兒臍中，啼哭死，我亦自經。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此後，楊氏更加瘋狂，常常哭著打滾，像是被上了刑似的，幾天後就死了。

　　雖然這個故事很迷信，但是可以看出，在時人的眼裡，“城隍神”是具有審案、斷案等神權的，他可以追索到人世間的活人，使得在世的活人都不由自主地產生敬畏之心。

　　這麼“厲害”的城隍神到底長什麼樣子呢？其實，並無固定不變的神像。宋代以後，多以去世後的英雄或名臣奉為城隍神，“凡御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清廉愛民、造福一方的官員去世後，地方缙紳百姓常常會將其入祀城隍廟，世代供奉。

　　《水東日記》記載：“陸游嘗記鎮江府城隍廟，謂自故時祠漢紀信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因以為為善之報，亦正論也。”因“為善之報”成城隍神，類似陰間的地方官員，可謂是對勤政愛民官員的另一種表彰。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康熙年間曾任嘉定知縣的陸稼書在任很有惠政，受到百姓愛戴，“相傳稼書先生殁後，為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履園叢話》)。可見，百姓心中有桿秤，這句話說得不錯。

　　再如蘇州城隍春申君，杭州城隍文天祥，泉州城隍韓琦，紹興城隍龐玉，北京城隍楊椒山，福州城隍周苛，上海城隍秦裕伯……無一例外，都是些赫赫有名的賢臣良將。

　　同時，很多城隍廟楹聯也都有醒世警世的現實意義，相當於一個“教育基地”。湖北應城城隍廟的楹聯是：“為人須憑良心，初一十五，何用你燒香點燭；做事若昧天理，半夜三更，謹防我鐵鏈鋼叉。”上海豫園城隍廟的楹聯：“做個好人，心在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還有個很多城隍廟都題的楹聯：“作事奸邪任爾焚香無益，居心正直見吾不拜何妨？”等等。

　　細細體味，這些警句對於預防犯罪、反腐戒貪都具有道德教化作用。

　　3 朱元璋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以此反腐戒貪

　　史上把城隍廟功能發揮到極致的，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

　　《水東日記》記載：“我朝洪武元年，诏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如此，城隍神享受的不就是人世間官場的“政治待遇”了？

　　明太祖就是這個想法，他要求重建各地城隍廟，規模要與當地官署衙門完全一樣，還按級別配制冕旒衮服，“統一著裝”。不過，到了洪武三年，明太祖廢除了各地城隍神的封號，只稱“某處城隍之神”。

　　洪武四年，令各地城隍廟不得雜祀其他神靈，“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有小說家說因為朱元璋是出生在土地廟裡的，所以他對土地廟及其“上司”城隍極為崇敬，其實，這是太小看明太祖了，戲說而已。

　　歷史上的朱元璋是個善於借勢發力的皇帝，他“拔高”城隍廟地位的初衷正如他的剖白：“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這才是一個精明政治家的真正心思！

　　明朝形成了一個官方慣例，“新官赴任，必先谒神(城隍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裡，以安下民。”這是否就相當於簽“廉政責任書”？並且，祝祭之文以及禮儀程序，都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制訂。

　　明太祖一番爬梳剔抉、發揚光大，“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清朝對於城隍神的祭典，基本上也是承襲明制，“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壇、文武城隍廟以及鄉賢名宦諸祠，此皆列於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

　　以朱元璋為代表的最高統治者為何如此重看城隍祭典？當然最主要是為其統治服務，期在約束駕馭各級官吏，維護“家天下”。盡管祭祀城隍有迷信的成分，盡管封建時期依然存在屢見不鮮的貪污腐敗、行為失范現象，但其反腐戒貪、弘揚正義的世俗“擔當”，也對吏治，乃至於社會風氣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