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理學淵薮的江西，照理應該是一個相當頑固的傳統文化的堡壘。或許讓人們很難想象的是，在十六世紀“西學東漸”之風中，江西南昌竟成了此風刮向內陸落腳的首站。

　　當一個身穿明代儒生服裝，長著勾鼻子、藍眼晴和一把褐色胡子的“老外”出現在到處立著牌坊、碑刻以及不時行走著一雙雙“三寸金蓮”的小腳女人的南昌街頭時，人們無疑會對這個相貌古怪的“儒生”，投去同樣古怪而又充滿探詢的目光：瞧啊，這個藍眼晴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他到南昌干什麼來了，他是誰？！

　　一連串的問題後面，立著一個排的南昌人。

　　問得好。這個相貌古怪長著藍眼晴的儒生，的確不是南昌誰家人的親戚。他的家鄉在隔山隔海的異地，他來自遙遠的西方——意大利。

　　現在，人們已經都知道這位十六世紀的意大利傳教士名叫利馬窦。

　　他在南昌呆的時間也不短，有三年。但南昌並不是他不遠萬裡來到中國的真正目的地，他的目的地是明代的都城北京，他要拜見中國皇帝。因此，嚴格地說，南昌是他進京受阻之前的滯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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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艘多桅的帆船駛過碧波萬頃的海洋，海面在陽光下像一塊巨大的藍色玻璃，有人說，從十五世紀開始那些航行於海天之間的帆船，既揭開了世界貿易和殖民活動的序幕，也運載著科學與民主的希望，蔚藍色就是靠這小帆船，獲得了現代世界命運的象征意義。

　　意大利人利馬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正乘著一艘帆船，帶著15卷本的《幾何原本》和世界地圖從西方向東駛來。所謂“西學東漸”引出的“實學”，便是與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直接相關。

　　這位遠度重洋的上帝之子利馬窦，出生於意大利中部馬切臘塔城的一個旺族，其父很早就把他送到了羅馬，研讀法學。1571年利馬窦加入了耶稣會，不久便轉至該會所辦的羅馬神學院。羅馬郁金香般乍吐的浪漫噴泉與瑰麗奇偉雕塑，並沒有誘發他的塵俗激情。而上帝以強大的意志力深深攫住了這位年輕人的心靈，他傾情於神學，又學習天文、地理、算學及各種技藝，同時他為那些不辭萬死而一心傳教的同行所感動，使他向往著有那麼一天，自己能把上帝的福音灑播各地。1578年，他毅然加入了耶稣會海外派遣傳教士的東渡行列。

　　多桅船駛出了羅馬港，他的心像海洋一樣充滿了蔚藍的奇想，東方，東方，這艘船正帶著西方思想飄向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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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世紀末期正值中國的明代中葉，歐洲已換胎換骨，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後，地中海沿岸國家首先出現了資本主義浪潮，然後迅速席卷整個歐洲大陸。隨著資本原始積累的需要，引起了西方人對東方財富的向往，於是—艘艘帆船朝東方駛來，公元1553年，即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借口海船遇難，以借地曬物為由，在澳門登陸，這成為西方殖民者進入中國的開始。由此，澳門成了歐洲人進入中國的橋頭堡。歐洲人的傳教活動，與其殖民和貿易活動同步展開。

　　明萬八年(1580)，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窦便是從澳門登陸，在一個看似再平常不過的、卻有別出一般意義的日子來到中國的。

　　他在廣東肇慶學習漢語，然後通大庾嶺通道進入江西。

　　利馬窦之所以到江西來，並不是因為他對江西有太大的興趣，而是他在廣東傳教不順利，便深入中國內地，尤其是上京城以求見中國皇帝，希望引起最高統治者對他傳教的支持。因此，江西成了他的必經之地，據說利馬窦當時走的路就幾乎相當於現在的京九線，這條交通路結決定他一定要到這裡來。

　　意大利人有寫散文的傳統，而且他們的散文絕大部分是書信體的，這種傳統是由西塞羅發端的。利馬窦也繼承了這種傳統，他一路走一路寫他的《中國札記》。1595年4月，當他帶著兩名隨從，由大庾嶺進入江西境內，他見到通往大余不足百公裡的道路，用磚石修砌得頗為壯觀，下雨時並不粘泥濕腳。他在《札記》中寫到：“大道兩側建有不少別墅、民房和旅館”，“路口行人不少，約有兩千以上”，“有的肩負著行李貨物，有的用牲口馱著”，“還有大型車馬，可載人，也可載貨物”。在順贛江而下的舟上，他甚至驚訝於“河上的橋為活動的，可以開關。當有船通過，便把橋打開，完貨物稅後，便可繼續前行”。在他眼中一路上“江中民船無數，好像有什麼商展會似的，熙熙攘攘，絡繹不絕”。《札記》中所見，讓人感到利馬窦有一雙天真明亮的眼晴在不停地忽閃忽閃著，充滿著孩子似的好奇。難得他的好奇，才有這些有趣的，對異國人情風物充滿新鮮感的文字。其實，這時的利馬窦已是在廣東呆過12年之久了。

　　據說他在過萬安的十八灘時掉到河裡險些送了命，是他的上帝保佑了他。而且江西的地方官員也對他不錯，還把瓷器和上等茶葉送給利馬窦。

　　明萬歷年間利馬窦換上了儒生服裝出現在南昌，南昌給他的印象比廣東要好，在廣東他的傳教是不如意的，所以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將南昌與廣州比，得出的感官印象是：南昌是江西省的首府，較廣州更漂亮，更高尚，出了不少文人，人人有禮，性格也好，房捨美觀，街道寬廣又直……，四周皆為綠色平原。它的面積以我的看法較翡冷翠大兩倍，文才極盛，不少文人官吏出生於此。南昌街頭可見許多雕刻的美輪美奂的牌坊，按中國人的習慣，凡家中有出任高官者，在其誕生地建立牌記。而此間的牌坊比比皆是，幾乎無空間可以再樹了……。

　　照理來說這麼好的感覺，足以讓利馬窦動心，在南昌逗留的期限比廣東更長，不是三年，也不是十二年，而是還要久一些。但利馬窦不是觀光客，也不是遷徙者，他是基督教傳教士。他在中國各地的停留，以傳教為頭等大事。

　　他清醒地認識到此時的中國社會對一個西方傳教士而言“不但不是收獲的季節，而且連播種季節都不是”，他所聞臨的天國之路是一條筚路藍縷的荊棘之途。

　　明代的專制當局嚴禁營黨結社，利馬窦在南昌傳教活動必須要小心翼翼地展開，他在寫給本國朋友的信中說：假如我們聚集很多教友在一起祈禱開會，將會引起朝廷或官員猜忌。如果“公開宣講福音，其結果是將失去目前已受洗禮的少數教友”。於是，利馬窦對自己的形象作了一番包裝，他不僅穿起了以便中國人便於接受的儒裝，而且盡量介紹起可能讓中國人可以接受的科學技術。但他沒有忘記將天主教的教理也滲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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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利馬窦在南昌的幾年是成功的，既在士大夫中交了包括理學家章潢、文學家李日華在內的不少朋友，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1597年，他被耶稣會遠東巡閱使范禮安任命為中國傳教會會長。這對他在中國傳教的成就是一個最大的肯定。

　　說起來利馬窦取得成功還是來自於他“土法上馬”的三條秘訣：一是走上層路線，攻關為上。官場關節打通了，得到了地方官的許可，事就好辦。比如，利馬窦在南昌繪制了不少世界地圖，並在圖大醒眼地標明中國的位置，讓人一目了然，哦，咱在這兒！他還以玄武石制作出精致的日晷，並在日晷下方注明：此只適用於南昌。日晷上的斜度正好與南昌的緯度相符。而且，利馬窦在1596年9月某日，曾准確地為南昌預報過一次日蝕，使一貫以為“天狗食日”的明代南昌人對他另眼相看。這位“老外”便將中國人第一次感到“地球是圓的”地球儀和日晷作禮物，還有多稜鏡、自鳴鐘、世界地圖等西方先進科技產品，先後送給了江西巡撫萬陔、南昌知府王佐，明皇宗室建安王、樂安王。江西巡撫便盛情邀請他“何不富在這座著名的城市?”利馬窦欣然同意，並接受了到兩位皇親讓他去王府作客的邀請，同時也獲得了高級絲綢、銀器之類的闊綽回贈。重要的是，他在南昌的門路打開了，名聲也響了起來。為此他在南昌期間寫了一冊《交友論》。並在寫給羅馬熟人的信中，還高興地提到南昌朋友、理學家章潢。

　　章潢(1527-1608)，字本清，人稱為斗津先生，是明代江西南昌人，與新城鄧元錫、安福劉元卿並號為“江右三士”。曾建“此洗堂”於南昌東湖，聚徒講學。萬歷二十年(1592)受聘主白鹿洞書院。史傳稱“凡三閱月，洞人士感發興起，蒸蒸郁郁，聲聞豫章”。後以薦遙授順天府學訓導。萬歷三十六年卒，年八十二歲。

　　其著作有《周易象義》、《書原始》、《詩原始》、《禮記札言》、《春秋竊義》、《大中本旨》、《此洗堂語略》、《圖書編》等。利馬窦在南昌期間與士大夫階層廣泛交往，建立了一定的友誼，這其中他結交的朋友中就有著名理學家、“江右王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章潢。

　　利馬窦的秘訣之二是，入鄉隨俗，在傳教時能照顧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比較能夠接受文化上的民族差異性，順應中國人的傳統習俗。所以，勾鼻子、藍眼晴、褐色胡子的利馬窦便作儒裝。據說他穿著一件深紫色綢質的上衣，衣襟、袖口上鑲了淺藍的色邊，腰間兩條帶子一直飄飄欲仙地垂到腳上。他還乘著一頂自己買的綢絨遮蓋的轎子進進出出，見了士大夫和官員也象模象樣地打拱作揖，用他尚不利索的中文口稱兄台或大人。利馬窦的入鄉隨俗，應該是做得見工夫的。但他要在士大夫階層傳教，尤其在南昌這座文風昌盛、牌坊如林的理學之地來宣揚他的上帝，恐順不是太容易。

　　尤其他親眼所見中國科舉在南昌舉行的鄉試場景：“人山人海，考生都帶著傭人和書童，應考的秀才多達二萬。街道為之充塞，連走路也不可能”(《利馬窦書信集》)。此外，那時的南昌每月總有幾天是書院講會的日子，利馬窦也是受到過邀請的，理學家們個個儀態端莊，風度翩翩，滿嘴機鋒玄理，反把利馬窦說得一頭霧水，他怎好向人家兜售天主。回到用60金買的屋子所作的教堂，利馬窦只有在他的《札記》中加以抱怨：“因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

　　然而，一旦士大夫中有人願聽他談談上帝時，他會對中國傳統的主流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早期儒學與基督教精神其實並無二致，早期儒學的“天”與基督教的“上帝”具有相同的內涵。自漢代以後，儒學發生了變異，尤其是宋明理學的出現，參雜佛道二教的“邪說”，因此是“偽儒”、“俗儒”。所以應該批判“後儒”，返於“先儒”，而基督教思想可以“合儒”、“益儒”、“補儒”甚至“超儒”。在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中，這種思想雖然在學術界影響並不很大，但在一些士大夫中也確實產生了作用。如與他在南昌有交往的章潢，也間接影響到另一名當時還很年輕的學者、進賢人熊明遇，熊明遇後來傳承了不少“西學”思想，並予以傳播。而中國另一批與利馬窦先後有過接觸與交流的知識分子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楊廷筠、王錫闡、梅文鼎等就比較以同這些思想。他們一方面不滿於理學的空疏，以為理學有太多的佛教影響，基督教可以“補儒易佛”;另一方面則認為基督教可引出“格物窮理”之學，有助於改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偏重於人文而輕視自然科學的不足。因此，他們對於傳教士輸入的“格物窮理之學”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利馬窦的秘訣之三是，以學傳教，耶稣會士大多博學多能，既通神學，又對自然科學有相當了解，利馬窦的學問是很不錯的，曾令許多知識分子為之折服。他向士大夫傳授不少西方的自然科學，如天文歷法之學、數學、物理學、機械工程學、地理學、水利學等等。這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們很大的興趣。包括當時在朝的大臣徐光啟、李之藻等，他們不僅積極參與介紹、翻譯“西學”的工作，甚至思考著更為龐大的發展中國自然科學的計劃，設想以“西學”來改造中國的學士，盡管他們的願望未曾實現，但其精神已成為思想開放的先驅，令後人尊敬。

　　利馬窦在南昌三年，於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6月25日離開，赴南京，幾經曲折，終於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與另一位傳教士龐迪我來到北京，見到了萬歷皇帝，並受到優待，允許他們在北京建教堂，從此天主教在中國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想的利馬窦回望一下來中國的傳教歷程，一定不會大了最初在南昌花60金買屋作的那間小小的聖堂，不會忘了在南昌交的那批朋友，和《交友論》的寫作，以及另一本介紹西方速記法的《西國記法》，和傳教之作《天主實義》。

　　利馬窦最後似乎是如願以償地在北京故世，也葬在那裡。

　　有人說南昌之於利馬窦乃是他將之作為一個可進可取可退可實的根據地，起初他只是路過江西，打算直上北京。1595年到南京後又因種種原因，既不能繼續北上，又不能久居而不得不折回南昌。1598年他為開南昌打算自南京啟程上北京，又無功而返，又得不在南京住了兩年，1600年，再從南京向北京出發，還在天津羁留達半年之後，方得進京成功。

　　據說，由利馬窦從西方帶來的15卷本《幾何原本》，同徐光為合譯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譯中斷了整整200年間，徐光啟的譯本傳到了日本，推動了那裡的科學發展。

　　而江西奉新人宋應星，大抵與徐光啟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在中國科技史上的位置，二人亦可比肩。明朝末年，由於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加上西學東漸之風陣陣從蔚藍色的海上向內陸一陣陣吹拂而來，宋應星的思想也漸漸洞開，他甚至把自己所處的時代稱之為“聖明極盛之世”。他張開雙手歡迎那個新時代的到來。

　　就是那雙歡迎新時代到來的手，為世界捧出了一部讓歐洲人驚奇不已，稱之為“中國17世紀工藝百科全書”的科學技術巨著《天工開物》。英國人李約瑟將宋應星比作為法國十八世紀著名科學家和百科全書的主編狄德羅。他稱宋應星是“中國的狄德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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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006夏，來自全國各大高校的教授濟濟一堂，在南昌滕王閣下召開“西學東漸暨章潢、熊明遇學術研討會”。

　　我們知道與利馬窦有過交往的黃潢，而熊明遇又是何許人也？

　　據有關史料載，熊明遇(1580一1650)，字良孺，號壇石，南昌進賢人。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進士，授長興知縣。歷任兵科給事中、福建佥事、寧夏參議。天啟元年(1621)以尚寶少卿進太僕少卿，擢為南京右佥都御史。崇祯元年(1628)起兵部右侍郎，遷南京刑部尚書、拜兵部尚書，致仕後又起故官，改工部尚書。引疾歸，明亡後卒。因接近東林黨人，與魏忠賢不合，故屢遭貶谪乃至流放，仕途多坎坷。其工詩文，當時頗享盛名。著有《南樞集》、《青玉集》、《格致草》、《綠雲樓集》等。熊明遇間接地受到利馬窦帶來的西學影響，為引進西學作出過不少探討和研究。

　　南昌是明末清初西學東漸較早、成效較好的地區之一，這與明末外國傳教士利馬窦、南昌著名學者章潢、熊明遇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在那次有很大文化意義的研討會上，各位專家學者對西學東漸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給予充分肯定，他們認為，南昌是西學東漸的內陸首站。

　　在這個西學東漸的內陸首站，只站著一個人，那就勾鼻子、藍眼晴、褐色胡子且身穿一身儒生服裝的意大利人——利馬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