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觀點認為，豐富的歷史文獻是蘇州建城史強有力的證明，而古城考古缺少重大發現是蘇州文化的遺憾。確實，新中國成立以來，蘇州考古和文物發掘雖有大量的發現，但是，相對歷史文化底蘊如此深厚的古城而言，我們的考古工作還遠遠不足，古城考古應該繼續深入，但不能忽視和否認以往古城的考古成果。
　　（一）關於先秦遺址的考古發現
　　1957年，南京博物院在平門城牆遺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發現有先秦城牆遺址。考古報告將平門遺址、靈巖山苗圃遺址與越城遺址上層，一並歸屬以幾何型印紋硬陶為代表的遺址，年代約為春秋戰國時期。一生謹慎的南博著名考古學家羅宗真是這次考古報告的執筆者,他當時認為：“如文獻記載說兩地為春秋時代的越城及平門屬實的話，則下層為新石器時代，上層為春秋末期無疑。”（南京博物院：《蘇州市和吳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考古》1961年第3期）。後經考古發掘證明，越城遺址上層的年代為西周至春秋時期（南京博物院：《江蘇越城遺址的發掘》《考古》1982年第５期）。由此，當年發現的平門遺址，應該是吳都阖闾城的城基。2013年，蘇州有關專家向羅宗真先生再次求證時，雖已時隔50多年，但他對當年報告的結論仍保持認同。
　　2005年，在平四路垃圾中轉站建設工程中，發現漢代城牆迭壓戰國時期的黃土層，後經進一步發掘，發現黃土層下有夯窩現象。報告稱：“蘇州古城據文獻記載具有2500年的歷史，但是至今拿不出依據，這次漢代城牆下壓的有大片層疊夯窩的春秋戰國時期夯土層的發現，非常重要。”（《蘇州文物考古新發現》）
　　另據市文保所資料，2011年，在阊門北碼頭城牆考古發掘中，發現戰國時期堆積層和許多漢代至戰國時期文物；在相門至耦園段古城牆考古發掘中，發現古城牆殘基，表明為戰國時期堆積層，出土包括東周原始碗片等大量文物。2013年，在婁門段城牆建設項目考古發掘中，根據出土的黑陶盆、灰陶缽、灰陶雙耳罐等遺物，判斷城牆年代晚於戰國或相當於戰國；　在齊門城牆建設項目考古調查中，出土原始瓷、印紋硬陶等戰國遺物。

　　（二）關於春秋戰國時期文物的出土
　　蘇州新中國成立後在古城內出土了大量春秋戰國時期的遺物。如1975年，在葑門程橋出土春秋戰國青銅器共19件。其中青銅劍經鑒定，與湖北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踐劍相同。1977年，在西北街新蘇絲織廠出土青銅鼎等55件青銅器，年代相當於春秋後期或春秋戰國之際。
　　我市已獲得的考古發現和出土文物，證明了蘇州古城存在先秦時期的遺址和遺物，也支持和印證了歷史文獻的有關記載。尤其是城牆考古發掘表明，所發現的春秋或戰國古城牆遺址，分布在平、阊、相、婁地段，其中戰國遺址與文物居多，這就支撐了司馬遷關於戰國春申君在吳國都城廢墟上重建都邑的記載。
　　根據考古發現，可以證明蘇州古城不僅有先秦城牆遺址，並且形成了東、西、北方位彼此呼應的關系。這就證明，蘇州都城不是漢代才有，早在春秋戰國已經存在。而且，在諸多歷史文獻中，我們亦未發現蘇州古城漢代始建的記載。關於木渎春秋晚期大型古城遺址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無論是形制還是規格，與歷史文獻記載的阖闾大城尚有諸多不相符合之處，有待進一步考證。木渎城的考古發現只能說明蘇州西部存在著可觀的先秦遺址，在目前情況下，任何輕易的肯定與否定，都將與事無補。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所說:“今天不要急於解決木渎古城的歷史性質問題，先好好保護起來。”至於面積僅2.94平方公裡的無錫阖闾城遺址，國家文物部門所公布的十大考古新發現與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名單均為“阖闾城”，與位於蘇州的吳都阖闾大城不是同一概念,這在無錫歷代志書的記載中也可得到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