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其主陵區在龍門口村的山峪。近年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對陵區遺址進行了部分清理發掘，階段成果《北京房山區金陵遺址的調查與發掘》(以下簡稱《調查》)已發表在《考古》雜志2004年第2期。筆者受文研所之聘，為遺址保護提供咨詢，得以獲得較多信息，對其中兩處遺址，即《調查》中稱為“台址”(T1、T2)的功能得到可信的結論，同時對其原狀作出推測如下。

　　一、原狀推測的意義和方法

　　對有一定遺存的建築遺址進行復原研究，是中外建築史學界一致肯定並長期從事的工作。我國在上世紀30年代，梁思成先生就曾對杭州六和塔的宋代原狀作過推測，繪出了復原圖。60年代，劉敦桢先生主持編寫《中國古代建築史》時，劉致平、傅熹年先生和筆者也受命對若干漢唐遺址作過復原研究，主要成果收入《中國古代建築史》中，它們在全面展示中國古代建築的形制、結構方面，具有很大的價值。這種復原推測，對於以木結構為主，有一定法式制度，而實物遺存甚少的早期建築(元代以前)，更具有重要意義。即以這兩處遺址為例，現已確定，它們是陵區正面對稱的兩座碑亭，其形式是方殿四出陛(或四出廈)式。這種形式的建築，現在已無實物遺存，復原後的形象，無論對於了解金代的陵寢制度，或是當時官方的建築規制，都是重要的形象例證。它們聯結了一部分缺失的歷史鏈環，具有歷史學的意義。同時，通過對遺址原狀的推測，可以了解當時的設計理念和美學傾向。仍以這兩處遺址為例，方殿四出陛(或四出廈)可能設計出的形式，反映了金代繼承了宋代的建築風格，而又走向華麗繁復的審美傾向，主要尺寸都是偶數(陰數)，也反映出女真人吸收了漢地陰陽數字的學說，顯示出金陵的文化內涵，具有文化學的意義。

　　原狀推測的原則和方法，簡而言之就是“有根有據”。所謂“根”，就是考古的實際遺存。但實際遺存有時也有“假象”，即經過自然的或人為的干擾，出現了少量變形、錯亂，明顯地違反了營造法則，例如對稱部位的尺寸有差別，構件有缺失，角度有偏差等，這就需要進行必要的調整校正。但必須是科學的校正，例如用當時的尺度對遺址尺寸進行比較，從中發現尺度的規律，以此規律進行校正，就是一種比較可靠的方法。所謂“據”，就是旁證。有些旁證可以直接為據，例如某寺的東殿已毀西殿猶存，而東殿遺址平面與西殿一致，那麼西殿就可以直接成為東殿原狀之據。有些旁證卻只能作為參考，只能作為多種判斷的一種依據，因而得出不止一種原狀的可能性結論。

　　筆者對這兩處遺址推測的根據是，第一，對兩處遺址反復辨認比較，確認兩亭完全相同，可以據此亭的遺存補彼亭的殘缺部分，據此亭的合理尺寸，校正彼亭變形的尺寸，反之亦是。同時在查核校正時，參照宋代(金代)尺度，取得合理的數值。第二，參照宋代建築規范《營造法式》。從現存實物和文獻可知，金代建築大部分是繼承宋制。海陵王遷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欽慕中原宋人文化。海陵至章宗營造大房山陵墓之時(貞元三年至大安元年，1155～1209年)，宋《營造法式》已於崇寧二年(1103年)頒行，其間五十余年，宋《法式》在中原和北方廣為流行，金陵建築也應當以此為主要規范，現在殘存的一些石構件，與宋《法式》規定的形式也很接近。但也有一些變通(宋代建築也不是每一部分都符合《法式》規定)。第三，參考多年來學術界對同時期木結構建築比例法則的研究成果，如用“材”制度，柱高，開間，出檐等比例關系，再結合宋《營造法式》，進行比較判斷①②③④。第四，對多種可能的方案，從文化層面進行選擇，例如具體的尺寸、式樣、風格等。

　　二、功能與年代

　　兩處遺址位於三合土路面的“神路”北端，東西對稱，遺址中心間距57米，折合18.6丈，是“陰”數尺寸。

　　兩遺址中心部位均有條石鋪砌的長方形基石，顯然是承載重物的基礎。在西遺址(T1)內發現長約2米，寬約1.1米的碑身和一件鳌腹殘件，東遺址(T2)內也發現鳌首和鳌背殘件，由此可以斷定，二遺址為“神路”兩側對稱的碑亭。由於碑身殘件已無字跡，無從了解其內容。從它們所在的位置分析，一是在它們以南已無陵墓，二是形制完全相同，三是兩亭之間有一段雕刻精致的踏道，兩側有雕花欄板，此段踏道之上可能是皇陵的正門(牌坊或殿座)，兩亭一門共同成為皇陵區入口的標志。

　　此二碑亭的建造年代無直接文獻記載，只有遺址尚存的台基磚和散水磚可以斷定為金代建造。按文獻記載⑤，九龍山皇陵區大體上經過三個階段的建設。第一階段是海陵王貞元三年(1155年)由上京遷陵，改造雲峰寺(或名龍域寺、龍銜寺、龍喊寺)，建太祖睿陵、太宗恭陵和海陵父德宗順陵三陵。第二階段是世宗即位後，於大定二年(1162年)削德宗廟號(仍保留“皇帝”稱號)，同年由上京遷其父追谥之睿宗陵柩於太祖陵之西側，名景陵。近年考古發現，太祖睿陵之西有一通保存完整的金代“睿宗文武簡肅皇帝之陵”石碑，可證此處即為睿宗景陵。但石碑位置正在德宗順陵巖坑之正前面，按照常理，沒有特殊需要，不會發生後代把石碑整體遷移的事情。而據《大金集禮》卷四記載，直至大定二十二年才把宗干(德宗)靈柩“遷出順陵，改名為墓”，可見大定三年至二十二年間，此處仍是順陵。兩事頗為費解。筆者推測，世宗初年，天下粗安，難以動用大量物力營造豪華陵墓，大定二年在太祖睿陵西側營造的景陵，可能規制狹小，十年以後國勢中興，同時削去宗干的帝號降封遼王，遷出順陵，改葬睿宗於此，稱為景陵，重新立了現在發現的這通墓碑。而把原來的景陵擴大規模，改造成為自己的陵墓(興陵)，並重新規劃陵園，興建了入口的碑亭和大門，也許其中一通石碑上就記載了遷陵緣由。

　　第三個時期是大定末年至大安元年(1189～1209年)金章宗營造其父追谥的顯宗裕陵和他自己的道陵。經國家地震局於2003年使用三維電阻率觀測探測，與世宗興陵對稱的東側，地下有空穴，可能是一墓坑。筆者推測，此空穴應是裕陵，而道陵不在此處的陵區以內。金章宗是一位既講究享受又頗有藝術修養的皇帝，他在位期間，中都內外興建了許多豪華精美的離宮別苑，對於陵墓，自然也要別出心裁，踵事增華。據現場勘察，由興陵、裕陵向東一線約80米的柳家溝，是一處林木茂盛的山坳，前面的小路上有巨大的石鸱尾和石斗栱遺物，山坳內還有未經清理過的大面積建築遺址，這裡可能就是金章宗特別為自己營造的第二處陵園道陵，石鸱尾、斗栱所在位置是道陵的入口，石件是入口牌坊或大門的構件。在元代，“道陵蒼茫”已是“燕南八景”之一，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道陵是一處幽深蒼郁的獨立陵園。如是，則兩座碑亭也可能是章宗為結束舊陵區，開辟新陵園而營造的標志建築。

　　三、形式與結構(復原圖1、2、3、4、5、6、7)

 

 

 

 

 

房山金陵碑亭復原模型圖

　　1.平面(插圖1、2、3、4、5、6)

 

 

 

　　二亭遺址都在台基地面以下，散水殘留較多，台基只有少量殘磚，但幾個轉角處角石的基礎石大都存在，因此可以測出准確的台基輪廓尺寸。金承宋制，金尺應與宋尺一致，以1尺=0.307米折算⑥，經校正後的台基尺寸為，中心台基每面13.5米，加四面台陛通長22.1米，前者折合44尺，後者72尺，都是“陰”數，七十二更是“地府”之數。

　　東亭東台陛北面殘存一段坡道，起點留有一個八角形蓮瓣柱礎，應是欄桿的望柱柱礎。與此坡道對稱的西台陛北面也有蓮瓣柱礎和坡道殘跡。西亭與東亭相對應的位置，及北台陛兩側，都留有不規則的碎磚鋪砌面，從其范圍推測，應都是坡道位置。東亭北台陛坡道已毀，但也有鋪砌面痕跡。由此可見，兩亭的東西台陛都築有帶欄桿的慢道，由地面上至台陛，屬於禮儀性的通道;而北面沿北台陛兩側有慢道上至中心台基，進入碑亭廊下，不設欄桿，可能屬於次要的服務性通道。

　　中心台內之柱基(磉墩)已全部無存⑦，但四角有對稱的曲尺形堅硬夯土遺存(《調查》稱為“護角”)，寬約1.7米，邊長約3.5米，從其位置和寬度判斷，應是內牆牆基，參照山東曲阜金代(或元初)碑亭形制⑧，此夯土牆基中線也即是內柱軸線。由此推得當心間面闊為3.94米，折合12.8尺，次間1.84米，折合6尺;外檐次間面闊是內檐之倍，為3.68米，折合12尺;所余為“下出”1.1米，折合3.6尺，都是“陰”數尺寸。內牆厚度，參照金陵其他建築遺址，隔減(下肩)最厚的是90厘米，約3尺，只相當於宋《營造法式》規定的廊屋之類用牆。但《法式》關於牆厚的規定，都是用於外牆，內牆無規定，從使用空間來說，內牆三尺也是合理的尺寸。

　　2.基本形式

 

 

  

　　從碑亭的平面可以判斷，這是一座面闊進深各三間，副階周匝，四出陛的殿閣類建築。其基本形式有兩點最為關鍵。

　　第一，殿閣的四出台陛上是否有建築，即四出抱廈。宋金時期的大型建築，往往在正面凸出一個山面向前的“不廈兩頭”(歇山)抱廈，稱為“龜頭殿”，壁畫、繪畫、磚雕中都有實例，實物則有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此碑亭也有可能在台陛上建有山面向前的抱廈。但是，不廈兩頭的屋架至少四椽，而現在台陛上如有抱廈，面闊僅12.8尺，每架椽只有3.2尺，不但大大少於宋《法式》每架椽至少5.5尺的規定，也大大少於現存同時期的實物，而且與碑亭主體的構造尺度相差太多，結構搭交頗有難度，因此，“四出廈”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上檐屋頂。正方形平面的屋頂有五種可能，一是“斗尖”(攢尖)式，二是“廈兩頭”(懸山)式，三是“四阿”(庑殿)式，但無論繪畫或實物都未見此三種形式，它們的可能性都不大。第四種是“不廈兩頭”(歇山)式，不但壁畫中常見，還有曲阜孔廟的兩座同時期碑亭為證⑨。但也有第五種可能，即十字脊四面“不廈兩”，這種形式不但多見於宋、金繪畫，而且還有山東曲阜孔廟杏壇的實物為證。杏壇建築經明清重建，但據考證，其屋頂仍保持金代形式。(原為單檐)考慮到金代建築追求的華麗繁瑣的藝術傾向，第五種十字脊的可能性更大。(插圖7、8、9、10、11、12)

　　3.結構

　　台基。磚構，內填三合土。從現存的一段慢道斜面引線至台陛，測得台陛高度為68厘米，折合2.2尺。中心台基高出一步，取“陰”數尺度2.6尺，折合80厘米。各台均有角柱石和壓欄石，中心台基四角安放角石，按常規上雕臥獅，構件尺度皆按宋《法式》的規定。地面通縫鋪方磚，尺寸為40×40厘米。台中心安放赑屃鳌座石碑，其基礎為條石，現有遺存，上面再安基座。石碑尺度也取宋《法式》中的規定“自座至首高一丈八尺”，折合5.53米。

　　大木結構。首先推定材分。據現存實物統計，12世紀中晚期中等規模的木結構，大多數用“材”接近宋《營造法式》的五等材，即單材6寸×4寸(18.4×12.3厘米)，今取整數，用18×12厘米，單材15×10“分”，每“分”為1.2厘米。

　　柱高與開間有一定比例關系。宋《法式?》只有檐柱之高“不逾間之廣” (當心間柱高不超過面闊)的原則規定，據統計，現存同時期建築的開間與柱高之比約在1∶0.8-1∶0.85之間，此亭當心間不大，為了顯示雄偉，可能用大的比例，如柱高用“陰”數一丈零八寸，折合3.32米，兩者之比約為1∶0.84，柱徑也據現存實物統計，徑與高之比約為1∶8-1∶9，取“陰”數1.2尺，折合36.8厘米，兩者之比約為1∶8.96。內柱加一寸，為40厘米。按照《法式》制度，角柱生起二寸，為6厘米，側腳0.8%，為2.6厘米。宋《營造法式》有“梭柱”之制，但無實例遺存，而柱頭砍削收殺，則是常見的作法。

 

　　下檐出檐長度，一則受台基下出和散水寬度限制，總出檐不能大於下出1.1米與散水0.5米之和1.6米;再則受出檐與柱高比例的控制，據現存實物統計，大部分為1∶0.6左右，最小的是1∶0.44(山西大同善化寺山門)，因此下檐斗栱只能用四鋪作，出跳30“分”(36厘米)，加檐椽和飛子平出，共1.47米，檐出在散水內，與柱高之比為1∶0.44。上檐按常規，斗栱加一跳為五鋪作，檐椽、飛子平長按《法式》“小殿”的規定分別為3.1尺(95厘米)和1.85尺(57厘米)。下檐斗栱用單昂，上檐為單抄單昂。現存金代實物中，常在補間鋪作中增加兩組斜出的華栱，有的轉角鋪作也出斜華栱，顯得斗栱華麗豐富，此亭也可能是這種式樣的斗栱。(插圖13、14)

　　宋《法式》柱間有闌額和由額，平座柱上加普柏枋，但多數實例在檐柱上也加一道普柏枋。其他大木構件均參考《法式》推測設定，此處不再詳述。

　　上檐結構，以四抹角梁承上平槫最經濟合理。可利用上檐補間鋪作內拽斜華栱承抹角梁。在其中點置駝峯和大斗，再承4條花台平梁，也即是承椽枋(相當於清式踩步金)。中間再加一條平梁，立蜀柱，上承十字相交的脊槫和攀間枋。花台平梁上又立蜀柱、叉手承脊槫，外挑出際，釘博縫板及懸魚。下檐大角梁後尾插入承椽枋，上檐大角梁後尾插入花台平梁。檐角有生起和生出，按《法式》為7寸(21.5厘米)。椽徑取3寸(約9厘米)，飛子為2.7×2.1寸(約7.4×6厘米)，端部均有卷殺。

　　4裝修、裝飾

　　按碑亭通例，外檐不設門窗，內檐柱間安裝木柵欄。

　　遺址出土有綠琉璃勾頭、垂獸和嫔伽、妙音鳥。由此推斷屋頂為綠琉璃，脊用疊瓦，頂用鸱尾，其形式可參照現存金代實物。(插圖15、16)

　　遺址現存有3個八角蓮瓣望柱礎，又出土了1件八角望柱和6個蹲龍望柱頭，望柱加柱礎高1.1米，折合3.6尺，斷面23厘米，折合0.75尺見方，比《法式》中單勾闌望柱高3.9尺，斷面1尺見方都小一些。但出土的構件滿雕花紋，等級又高於單勾闌，由此可以推斷，石欄桿的比例尺度大體上是單勾闌式，但構件的華麗程度相當於“重台勾闌”。柱礎已無實物遺存，遺址附近出土了一件覆盆柱礎，可能是內柱礎，比照欄桿的華麗程度，外柱應當是帶花飾的覆盆柱礎⑩。(插圖17、18)

　　宋《營造法式》對彩畫有很詳細的規定，但中國建築中更新最快的就是彩畫，因此宋金彩畫實物遺存很少。又由於彩畫的式樣風格變化較多，金代究竟繼承了多少宋式彩畫就更難以判斷。不過總的看來，欄桿、柱礎都用了高等級，則彩畫也不能太低。從建築等級分析，《法式》中第一等的“五彩遍裝”應當使用在宮殿、壇廟等最高級的建築中，第三等“青綠疊暈稜間裝”以下不繪花飾，似嫌簡單，在這裡用第二等的“碾玉裝”比較合乎身份。按“碾玉裝”制度，總體色調以青綠為主，連柱身都是綠色。據山西繁峙巖山寺壁畫所繪金代大型宮觀，柱身皆為綠色，或許綠柱在當時也是一種時尚。不過柱身也可能用碾玉華或白描華，彩畫中局部貼金，使建築更加華貴。

　　最後需要說明，對遺址原狀的推測，作為學術研究和作為文物復建圖紙的要求是不同的。前者允許大膽假設，不斷修正，後者則要求必須有排他的根據，一般不允許有兩種以上的可能，否則不應復建。本文屬於學術研究，因此，如果有了新的發現和新的判斷，是允許加以修正的。(文中復原圖由陳欣偉工程師繪制，特致謝意。)

　　①陳明達著《中國封建社會木結構建築技術的發展(四)隋—北宋(公元581～1127年)》，載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理論及歷史研究所編《建築歷史研究》第二輯，建築工程情報資料第8285號。

　　②傅熹年著《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建築群布局及建築設計方法研究》，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

　　③傅熹年著《山西省繁峙縣南山寺南殿金代壁畫中所繪建築的初步分析》，載《建築歷史研究》第一輯，建築工程情報資料第8284號。

　　④郭黛姮主編《中國古代建築史·宋遼金西夏建築，第十二章》，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

　　⑤以下所引文獻，除另有注文外，均引自宋大川、夏邊保、黃秀純輯錄《金代陵寢宗廟制度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⑥引自吳承洛著《中國度量衡史》上編第三章，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⑦宋《營造法式》中無造磉墩的制度，可能當時的構造是石柱礎直接放在夯實之三合土上，不另作磉墩。

　　⑧⑨梁思成著《曲阜孔廟之建築及修葺計劃》，該文對編號8和11碑亭斷為金代建築，筆者認為可能是金末元初之物。《梁思成全集》第三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

　　⑩據金陵考古領隊黃秀純先生告知，上世紀80年代在金陵曾出土了一件雕龍覆盆柱礎，但具體出土地址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