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關大屋是清末豪門富商在廣州城西“西關角”（今荔灣區）一帶興建的極具嶺南特色的廣州傳統民間住宅形式，多依山傍水而築，整體格局上主屋和偏房搭配有致。可以說，西關大屋是研究明清古建築和當時社會風情的“活化石”，比如說逢源大街8號，它的每一根梁椽都能生動的講述一段歷史。但是由於西關大屋的建築骨架以木頭為主，日蝕月侵，不利於保養，導致一些僅存不多的西關大屋還在加速消亡。保護西關大院，就是盤活了一段歷史，當然值得鼓勵。

　　我們看到，在這次逢源大街8號“生存還是毀滅”的保護風波中，一邊是主屋8號屋主對古建原貌的苛以求之，一邊是偏房8號之一和8號東座業主對原房屋結構瘋狂的偷梁換柱。分析起來，“正牌”業主為名門望族之後，又目睹國外對於保護古建的卓有成效，其對8號老屋的保護更著眼於老屋傳遞出的文化傳承價值。而8號之一和8號東座的業主從清朝至今，老屋中間數易其主，這些業主購買老屋的目的比較分散，其中不乏有單純的經濟投資目的。但是，一邊是周邊民房的平地變高樓後原民房業主利益的極速增長，一邊是古建業主為了保養古建付出巨額的維修費用，在巨大的利益失衡和強大的利益驅使下，一些老屋業主干脆就置文保法於不顧了。

　　事實上，近年來廣州多地出現了“堅決反對”將一些古村老房列為歷史建築的集體性訴求，有些甚至險些釀成社會群體事件。這些業主訴求的主題很明確，就是堅持要求參加城中村改造以獲得補償。在很多人看來，與保護文物、盤活歷史這些“虛無缥缈”的事情相比，能拿到一筆拆遷補償費用顯得更實在。這種看法雖然短視，但是卻真實反映了業主的利益訴求，以及當前保護古建中呈現出的尴尬現狀。

　　說到底，古建等文物的存或去之爭，反射出的是一種典型的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失衡的狀況。西關大屋等古建傳遞出的歷史文化價值是一種公共利益，保護這種公共利益就要付出成本，當然也沒有理由將保護公共利益的重負讓業主們一已承擔。像逢源8號業主一樣，長期保護老屋不但要已付出不菲的經濟成本，還要抵御各種外部的利益誘惑，如果在裝修方面改變原有格局，還得承擔一定的法律風險。從《物權法》角度而言，部分業主為了保護公共利益，自己的財產權即個人利益實際上受到了損害，這時社會理應對其進行必要的經濟補償。

　　當然，對政府而言，最好的補償方式是讓業主從其不動產的歷史文化價值中獲得經濟上的升值空間，這也是社會對業主補償的最佳方式。也就是說，保護古建文化的方法很多，但是殊途同歸，最後都要歸結到以文化產業促進文化的產業化這條路上，只有這樣才能更有效地保護文化，還能不斷的拓展文化。

　　就此次逢源8號古建保護之爭而言，還要落實一個“打包”保護的概念。實踐證明，對古建保護要走規模保護之路。成片保護，“打包”保護能在整體上還原古建文物的歷史風貌，也更能清晰的映射出現實的商業價值。所以當務之急，政府要切實解決逢源8號一分為三的產權問題，比如通過政府回購等方式將兩邊的偏房收歸國有，“三位一體”之後，才有利於對這座碩果僅存的關西大院的整體保護。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對產業文化的重視，廣州現在已處在並非單純的追求經濟價值的階段了，而是具備了用政策、用經濟償還業主、連片“打包”保護古建的能力了。去年5月出台的《廣州市文物保護規定》規定，改府應用專項文物保護資金以補助和鼓勵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的業主加強文物保護，走出了政策牽頭、群策群力、共同保護古建文物的堅實一步。只要我們不斷加大對古建文物的保護和冶理力度，合理補償，把有文化價值的古建連片保護，就一定能把廣州的文化之根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