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蔣介石並沒有運走大陸的所有黃金
    雖然蔣介石在敗退台灣時運走了當時國民政府國庫中的幾乎所有黃金、銀錠、銀元和美鈔，只給中共剩下來了5000兩黃金和30萬塊銀元，但就此說蔣介石“運走了大陸的所有黃金”卻是大謬不然，因為中共手中當時也掌握了大量的黃金，還有更多的黃金存在於民間，解放後被新政權強制兌換成了人民幣。
    蔣介石最終運台黃金總數為330萬兩
    隨著大陸和台灣相關文獻的逐步解密，蔣介石運台黃金的總數也逐步被核實。對這個問題研究比較透徹的是吳興镛（其父吳嵩慶當年受蔣介石委派主持並參與黃金運台，曾任國民黨軍財務軍需署長15年，被稱為“蔣介石的總賬房”），他根據其父親的日記、蔣介石日記以及兩岸解密檔案，計算出當年蔣介石命人分五批從大陸共運送了330萬兩黃金至台，此外還有價值350萬兩黃金的外匯和銀子，最終運台金銀外匯總額度換算成黃金總價值約為700萬兩。根據吳興镛比較整理的《中央檔案館與大溪檔案館記載黃金量對照表》，蔣介石運台金銀、外匯的具體數額如下：

批次	時間	黃金數額
第一批	分兩次運：1948年12月1日從上海運到基隆；1949年1月1日從上海到廈門後，後又運至台灣。	第一次共774箱，合純金2004459.506兩。第二次黃金151箱，合純金572899兩，銀幣1000箱，合400萬元。合計黃金257多萬兩/90噸。
第二批	1949年1-2月，從上海到廈門，後又運到鼓浪嶼。	共90萬兩/33噸（國民黨軍隊財務署點收的是99萬兩）。
第三批	1949年3月7日到9日，從上海空運到台北。	兩次共60萬兩/20噸。
第四批	1949年5月19日-6月5日，從上海運至台灣。	黃金19.8萬余兩、銀元120萬元。
第五批	1949年8月從美國運回台灣。	共20萬兩
總計		黃金共447.5萬—456.5.7萬兩；還有1億多兩銀元及銀磚，近億元美金（關於銀元、銀磚和美金運台只有總數額，缺乏詳細資料）。

    上表是根據吳興镛所著《黃金密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所制，表中各個數據吳在書中均交代了具體來源並進行了核實，此處不予贅述。據上表顯示，蔣介石運台黃金總額為464.9萬-486.7萬兩。吳興镛在書中介紹說，其中的155萬兩又返運大陸用於支付1949年的陸軍政費用（其中24.9萬又運返台灣），最終運台黃金總數為330萬兩。
    編者注：1、關於單位：1兩=31.25公克；1盎司= 31.2375克；1噸=1000千克=31,250,000兩=31,237,500盎司；2、關於價值：50年代每盎司黃金約合35美元；目前每盎司黃金約1400美元左右。
    這些運台黃金只有一小半是1948年國民黨用金圓券從民間強行兌換來的
    長期以來很多人都認為蔣介石從大陸運走的黃金是1948年開始實行金圓券之後從大陸民眾手中（尤其上海）強迫兌收而來，其實，金圓券兌換所得的黃金僅占國民黨運台黃金總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那麼到底國民政府從民眾手中強兌了多少黃金呢？
    蔣經國在1948年9月底的說法是：“上海市民過去一個月中，曾向國家兌換110萬5652兩……3280萬3894元美鈔，再加白銀、銀元及港幣，總合金圓券3億7200萬元，已占全國兌換總數的64%。”同時，根據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1948年11月16日向蔣介石的報告，當時共收兌黃金166.3萬兩，僅上海一地收兌的黃金就達110.3萬兩。
    由此可見，當時國庫中的總共所有的456萬兩黃金中只有166.3萬兩左右的來自1948年的金圓券民間兌換，那麼，其他的三分之二的黃金從哪兒來的呢？
    檔案顯示，抗戰勝利初期，國民政府國庫中的黃金儲備僅有3萬兩，後來沒收了汪偽政權國庫中的黃金49.5萬兩。其余的黃金主要來自美國。抗戰期間美國借用了中國的機場及大量人力物力，戰後美國一次性交付中國4億美元補償，國民政府就用其中的2.2億美元從美國購買了645萬兩黃金，分批運回國內。美國國會在1948年8月的國務院《白皮書》（中美關系）中專門提到此事：
    “從1942年4月15日起，到1946年3月13日止，總金額五億美分，分11次撥付了國民政府。其中二億二千萬美元是購買黃金，每英兩（編者注：即盎司）35美元，共約628萬5700英兩。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境內出售，以減少游資，並壓低金價，以控制通貨膨脹。”（吳興镛《黃金密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P171）
    這批黃金中，宋子文1945年為努力抑制法幣貶值拋售了353萬兩到民間，到1948年國庫加上從汪偽政權接收的50萬兩，共剩下340多萬兩黃金，這是後來運台黃金的主體部分。
    也就是說，蔣介石運台黃金除了用金圓券兌換的166.3萬兩外，其余的是八年抗戰全民付出的心血。
    留在大陸而被新政權控制的的黃金總量，其實多於蔣介石運台黃金總量
    經常有人說蔣介石將大陸所有的黃金運台後，只給中共留下了6000兩黃金和20萬銀元，並說這就是當時大陸所有的黃金儲備。這是一種誤讀，這6000兩黃金和20萬銀元只是中共占領上海時從國民政府國庫接管的金銀，並不能簡單地說中共所掌控的金銀就只有這些。其實，中共在建國初期通過強制兌換從民間獲得的金銀和外匯數量並不比蔣介石運到台灣的少，當時的大陸在金銀和外匯儲備等方面並非“一窮二白”。
    首先，從總的數據來看，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國庫中黃金的總數為690萬兩，而蔣介石最終運台黃金數量為330萬兩，也就是說，國庫黃金中還有360萬兩黃金分散在大陸的民眾或國民黨軍政人員手中。從另一個方面考慮，宋子文1945年為抑制法幣貶值拋售了353萬兩黃金到民間，1948年國民政府用金圓券的形式從民間兌換回166萬兩，也就是說，僅抗戰後從美國運回來的黃金，截至國民黨牽台後，至少仍有190萬兩散落在民間，雖然這些黃金可能會有一部分在1949年由於戰爭或政治原因流落到台灣民間、香港和國外，但肯定仍有相當一部分留在大陸民眾手中。
    其次，上文已經提到，1949年蔣介石又往大陸運送了155萬兩黃金作為軍政費用，其中僅24.9萬運返台灣，其余的130萬兩留在了大陸，即便減去國民黨部隊撤出大陸時帶走的部分，僅大部分應該都被國民黨投誠部隊掌握或被中共繳獲。例如：
    吳興镛在《黃金密檔》中說，其父吳嵩慶在日記中記錄：“1949年8月初，他接到蔣介石電話，要他把剛剛運往蘭州的5萬兩黃金追回一部分。……8月25日，解放軍攻占蘭州，馬步芳逃到重慶，蔣介石白白丟掉了5萬兩黃金。這一大筆黃金大概有一部分進了馬步芳個人口袋。”“12月6日，財務署還從台北空運5萬兩黃金到成都，補給退敗入川的胡宗南部隊。……後劉文輝、鄧錫侯已與中共代表聯系好，准備起義。留在成都的5萬兩黃金，以後也沒人提起過，也不知道都落到何人手裡。”從這些細節中我們可以推測，不少作為軍饷運回大陸的黃金應該都落到了中共手中。
    當然，這些只是間接的比較弱的證據，要說明到底還有多少金銀留在了大陸，主要還是看中共在解放區本身就持有的黃金數量（當時解放區的金銀政策是只許進不許出）、在接管城市過程中接管了多少金銀，以及在建國初期通過《金銀管理辦法》和《外匯管理辦法》從民間兌換了多少金銀。
    中共新政權建立後，立即加強了對金銀和外匯的管理，禁止一切金銀和外國貨幣在中國市場上流通，並要求民眾將金銀和外幣兌換成新政權的人民幣。從大陸建國後的一系列運動的情況看，民眾保有大量黃金的可能性比較小。至於這個過程中到底兌換了多少金銀和外匯，尚未發現全面的資料，陳雲在1950年6月的說法是：
    黃金和白洋，現在是處於相當的凍結中，要加以使用。什麼時候使用，這要看人民幣穩定的程度。我看今年大概還不行，要等力量大的時候，再有步驟地收美鈔、黃金和白洋。先收美鈔，再收黃金，最後才是白洋。黃金的數目不會太少，據說社會上有五百萬兩，就算一百五十萬兩，也可折合一億多美元。今年我們如果又收美鈔，又收黃金，又收白洋，沒有這個力量。（《陳雲文集》第二冊《調整公私關系和整頓稅收（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根據《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全國黃金和外匯儲備”（P72）的數據，1952年，大陸的黃金儲備已達500萬盎司（498萬兩或156噸）和1.39億的美元，而這兩年國家的黃金生產量僅有2.3噸，也就是說大部分的黃金和美元應該是通過民間兌換得來的，這還沒算上建國初期朝鮮戰爭和各種建設所消耗的黃金和外匯量。這就說明，黃金兌換量至少不低於陳雲的估計。
    至於當時具體兌換了多少金銀外匯，中共在解放區時掌握金銀的情況，還有在戰爭期間接管的黃金總量，都未有詳細的數據，但根據1952年的黃金和外匯儲備來說，留在大陸的黃金和外匯數量至少多於蔣介石運台黃金總量。
    二、台灣的經濟起飛跟蔣介石運台黃金關系不大
    蔣介石運到台灣的黃金都用來做什麼了呢？台灣經濟的高速發展真的如有些人說的跟這些黃金直接相關嗎？
    大陸運台黃金主要用途：軍費和發行新台幣
    吳興镛在《黃金密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一書中有詳細的交代，這些黃金的主要用途有以下幾方面：
    1、作為發行新台幣的准備金
    根據吳興镛在書中所引述的台灣大溪檔案，1949年6月15日陳誠以“台灣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用80萬兩黃金和1000萬美元做了2億新台幣的准備金。對此，袁穎生根據徐柏園的“政府遷台後之外匯管理初稿”所寫的《光復前後的台灣經濟》中有詳細的描述：
    “變售黃金以支應開支及以黃金折發軍饷，主要系發生在民國三十八，九年（1949和1950年）。僅是黃金的變售價款，估計在此兩年就分別有新台幣超過1億6千5五百萬元（約60萬兩）及接近3億9千4百萬元（約140萬兩）。……此兩年度省財政歲入分別不過1億6百萬元，及3億8千7百萬元，則變售黃金價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財政歲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為政府的巨額收入，而在省財政及‘中央財政’的歲入中，都未見列記……此200萬兩黃金數量與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幣發行之准備金（部分又被‘變賣’回收新台幣）極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黃金（部分為‘財務署’保管的黃金）轉給台灣銀行發行新台幣，大張旗鼓地公告，把超額發行的新台幣用來作軍饷，然後……靜靜地把部分黃金變賣，收回民間新台幣，來防止通貨膨脹，而在老百姓眼花缭亂之際，國民黨遷台初期的財政經濟就穩定下來了。”
    也就是說，這批黃金對新台幣的發行、穩定台灣金融市場以及抑制通過膨脹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這批運台黃金，國民黨政府在赴台初期沒有美援的情況下，恐怕根本無法在台灣立足。
    2、軍費支出
    據吳興镛介紹，除了1949年返回大陸100多萬兩黃金作為軍政費用外，運抵台灣的黃金在1951年美國重新提供援助之前，主要用於支付60萬軍隊的軍饷、購買軍需米糧、進口汽油零件及填補50%到100%的年預算赤字。
    僅軍饷一項，據當年代表蔣介石在“財務署”管黃金的趙志華回憶：“曾在近9個月中經手約12次，每次以10萬兩黃金，以每兩280元，換為新台幣2800萬元做為國民黨軍隊薪饷”。僅在1949、1950兩年國民政府僅花費在軍政方面的費用就高達200萬兩（其中110萬兩用於軍費，90萬兩用於政費）。
    150多萬入台人口對於當時只有600多萬人口的台灣而言，無疑是繁重的經濟負擔，連蔣經國也說：“政府在撥遷來台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哪裡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但是如果入台的這麼多人完全靠這批運台的金銀的話，恐怕支撐不了兩年財政就會崩潰。在朝鮮戰爭爆發後的1950年7月份，台灣的財政就已經陷入了危機，直到1951年美國重新對蔣介石進行援助，才讓台灣真正穩定了下來，否則，不僅新台幣的發行無法成功，而且台灣的經濟也完全會因為通貨膨脹而崩潰。
    3、其他用途
    運台黃金還用於支付蔣介石1949年下野期間的總裁辦公費，比如1949年7月10日蔣介石訪問菲律賓，8月6日訪問南朝鮮共花費了16萬美金，就出自這批黃金。
    此外，據說以《民族報》起家的《聯合報》從財務署保管的黃金中總共拿了3000兩和數目不詳的美金。
關於運台黃金花費的具體情況，吳興镛為我們呈現如下：

支出項目	黃金數額（兩）
撥付台灣銀行作為新台幣准備金	120萬
財務署軍費（大陸）	117萬
財務署軍費（台灣）	110．5萬
補助政府經費（大陸）	38．5萬（其中2.3萬返運回台）
補助政府經費（台灣）	22．6萬
台灣《聯合報》開辦費	0.3萬
財務署保管的秘密軍費中支出的台灣軍政費用（估算值）	60萬
財務署剩余的黃金	0.6萬
總計	454．5萬

    編者注：上述撥付台灣銀行的120萬兩黃金中，至今尚有約100萬兩上海黃金儲存在台灣文園“國庫”裡。（吳興镛《黃金密檔》P304）
    台灣經濟起飛主要靠經濟改革和美國援助，基本與運台黃金無關
    雖然運台黃金在國民黨牽台初期發揮了巨大作用，特別是保證了新台幣的發行和抑制了通貨膨脹，為國民黨在台灣的立足打下了基礎。但是，從上文我們也可以看到，僅靠運台黃金，國民黨政府僅僅支撐了不到兩年就已經捉襟見肘，出現了財政緊張，如果沒有1951年的美國援助，恐怕台灣的經濟和財政會全面崩潰。
    台灣的經濟為何能在60年代以後飛速發展並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呢？其主要原因在於：
    1、美國為台灣提供了相當於11857萬兩黃金的援助
    恰恰在台灣開始出現“生產凋敝、物資醫乏、物價飛漲”的時候，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基於政治利益考慮，恢復了為期15年的對國民黨政權的經濟援助，從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到1960年代中期，台灣接受的美援總額達41. 5億美元（按照當時的價格1兩黃金約合38美元，那麼美援的價值就相當於11857萬兩黃金），其中軍援和經援分別約占57%和43%（數據來自《美國研究》2002 年第3期牛可《美援與戰後台灣的經濟改造》）。無論從數額、持續時間還是重要性上看，大陸運台黃金顯然都無法與美援相比。美援的進入穩定了台灣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使台灣的通貨膨脹率由1950年的400%降至1951年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
    當台灣的經濟趨於穩定後，美國的援助主要用來扶植台灣經濟發展，最主要的是為台灣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貸款和支持。
    同時，蔣介石將美援資金的十分之一專門撥付農村發展與復興委員會，以促進台灣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詳細]，進而為台灣經濟的起飛積累了資金。
    2、國民黨當局卓有成效的改革
    國民黨政權牽台後分別制訂並實施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其中幣制改革、稅制和外匯制度改革，在農村實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使台灣的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
    1953年起，國民黨當局開始鼓勵優先發展進口替代工業，主要扶植民營經濟發展： “台灣當局給私營企業以照顧和支持，銀行以更多的資金貸給私營企業，貸給私營企業的比重逐年增加，1960年貸給公營企業占53%，貸給私營企業只占47%，到了1979年，這個比例就倒轉過來，而且拉開了距離，貸給公營企業只占23%，而貸給私營企業增加到77%。因此，私營企業發展迅速。1960年公營企業占企業總數47.9%，私營占52.1%。1975年公營企業降到22.7%，私營企業增加到77.3%。從1953年到1978年，公營工業產值增長12.5倍，民營工業產值增長74.8倍，民營工業的產值在整個工業產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43.4％上升到1978年的79.1％。”[詳細]
    1960年代，國民黨當局相繼降低糧價、改善外匯貿易方案、給民營企業充裕的資金融通、獎勵投資和鼓勵加工出口，為經濟發展進一步注入活力。1974年開始推動“十大建設計劃”，著重發展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同時以“加速經濟結構轉型”和“促進投資”為主促進工業發展。
    綜上所述，可以說，台灣經濟之所以能實現飛速發展，主要得益於美國的援助和國民黨當局的經濟政策，蔣介石運台黃金在初期維持台灣的經濟和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在後來的經濟發展中也就作用不大了。當然，作為台灣經濟發展金融後盾的新台幣之所以能保持穩定流通，蔣介石運台黃金在50年代也的確功不可沒，所以也不能說台灣經濟的起飛與這批黃金完全無關。
   (編輯：申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