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曹聚仁先生曾說：“蘇州才是古老東方的典型，東方文化，當於園林求之……”蘇州園林作為世界文化瑰寶，創造了“美好的、詩一般的”夢幻境界，充分體現了中華農耕民族最高最優雅的生存智慧，也即羅素在《中國問題》中所說的“東方智慧”，成為“詩意地棲居”的文明實體。

蘇州園林是具有“三絕詩書畫”的士大夫們所“寫”的“地上之文章”。中國的“士”，承載著社會道義和良心，他們是中國文化的載體。蘇州園林文化的魅力正導源於士大夫的人格精神。

蘇州園林主人都受到儒家文化的陶鑄，他們自覺地以“禮”來規范自己的行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汲汲於修養，“吾日三省吾身”（網師園對聯出句“曾三顏四”），有一套自律性的人生價值准則。

蘇州園林將士人這種禮制觀念物態化，住宅部分均取禮式建築，建築的大小、色彩、鸱吻的樣式、門當戶對、閥閱甚至門檻的高度等都嚴格按照帝制時代品級的規格。網師園磚刻家堂供奉的“天地君親師”神龛，反映了帝王專制時代的皇天合一觀念。皇帝是人間的太陽，皇恩浩蕩猶如陽光雨露（怡園“湛露堂”）。堪為人臣表率的文天祥，他的“正氣凜然”碑豎立在獅子林，這個“正氣”的核心卻正是“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文天祥《正氣歌》）。帝王專制時代，只有臣錯，斷無君過，成為士人的思維定勢和自覺背負的十字架，因而，臣下唯有退思補過（退思園）。藝圃主人姜埰，因敢於直谏，遭崇祯皇帝廷杖，幾死，但始終嗜棗明志，以示白皮紅心，忠君不二。其子為紀念父親的“永懷嗜棗志“，在園內特築“思嗜軒”。

尚古尊經為士大夫思維特征，滄浪亭裡的“五百名賢”，都能“周還中規，折還中矩”（“周規”、“折矩”門宕磚額），恪守儒家的禮儀法度，因而為萬民之師（“作之師”大匾），贏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止亭）之歎美。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終是士人崇高的追求。“天心資岳牧，世業重韋平”（網師園對聯），對父子相繼為宰相的韋、平兩家稱頌不已。政治清明出仕受祿（環秀山莊“有谷堂”），以漢賈琮式的“清能吏”為奮斗目標（網師園大廳額“清能早達”）。文王求姜尚、唐堯得舜、郭子儀拜壽、薛仁貴榮歸等成為門樓磚雕的不倦主題。

儒道互補是中國士大夫們的常規心理，“外王”理想被現實粉碎以後，便信守起“內聖”之道。蘇州園林的主人大多嘗到過仕途蹭蹬的痛苦、政治失意的苦悶，經歷過“守道”和“附勢”的心靈搏斗，他們大多帶著心靈的累累傷痕，從官場遁入“城市山林”，所以，蘇州園林猶如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

士人既渴望山中空氣，又要享受“眄庭柯以怡顏”、“悅親戚之情話”（獅子林“怡顏”“悅話”磚額）的人間歡樂，精神欲求和物質需求的矛盾，在園林裡得到了完美解決：園林高高的圍牆“隔塵”（怡園磚刻）、“遯窟”（怡園磚額），跡與豺狼遠。可以在“歸田園居”（拙政園東部園額）裡“灌園鬻蔬”，“荷锸抱甕，業種藝以供朝夕”，從事“拙者之為政”（拙政園）。或“春風事南畝”（藝圃），“自鋤明月種梅花”（怡園“梅花廳事”額）。或夫婦偕隱，“握月擔風好耦耕”（耦園），感到自由和脫俗（耦園“無俗韻軒”）。或滄浪濯水（滄浪亭），江湖垂釣（網師園），在清流中洗卻世俗塵缁（網師園“濯纓水閣”），到山水間醉飲，將山水之樂，得之於心而寓立於酒（耦園“山水間”）。

士大夫標舉養拙寡欲，容膝自安（半園、曲園、殘粒園），橫木之下，可以棲遲（網師園“可以棲遲”門額）。唯與清風明月為伍（拙政園“與誰同坐軒”），松竹為友。在風日清朗之時，升乎高以觀氣象，俯乎淵以窺泳游，熙熙攘攘，中有自得，培養雲水風度、松柏精神（留園、擁翠山莊、環秀山莊、聽楓園、暢園）；或娛老怡親、寄傲養志（怡老園、怡園）；或作塵外之想（祇園、弇州園、壺隱園、壺園），壺天自春，“只看花開落，不管人是非”（絸園堂聯）。徹悟了人生：“往日繁華，煙雲忽過，趁茲美景良辰，且安排剪竹尋泉，看花索句”（怡園聯），什麼“英雄事業，兒女情懷，都付與紅牙檀板”（留園“五峰仙館”聯），留與後人說短長，如今只在春秋佳日，“攜琴載酒，作人外清游”（環秀山莊聯）。

士人們向往莊子“無功”、“無名”、“無己”的“逍遙”和“無待”，效法梁簡文帝的“濠濮間想”（留園?濠濮亭），追蹤莊、惠問答（“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台），企羨農耕社會烏托邦桃花源（“緣溪行”）。“逃禅”既是文人無奈的選擇，也不失為養生之法。在方丈石室揣摩無量佛法、拈花禅境（滄浪亭“印心石屋”），“禅依不二門”（留園“亦不二”亭），去尋覓禅宗“無住、無執”境界，心游空寂，無掛無礙，獲得“大自在”（留園“自在處”），在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領悟禅悅（網師園“月到風來亭”）。

蘇州園林在內涵意蘊上都浸透著中華文人的主體情致，優游倘佯其間，仿佛置身於深山幽谷、穿行於桃源阡陌，能感受到騷韻、禅味、玄理，也能感受到中國古代文人的感慨隱憂。《蘇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