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園林

    以艮岳為代表的寫意山水園，因地制宜地建造在城市之中，稱為城市園林，這是唐、宋時期園林的一種類型。

    這一時期園林藝術的另一種類型是在自然勝區，以原來自然風景為基礎，加以人工規劃、布置，創造出各種意境的自然風景園。此種園林又受文人畫家的影響，也具有寫意園林藝術的特色。所不同的是，建於城市中的寫意山水國往往都是人工為主，兼有寫意的藝術特色，顯得更完美。而自然風景園則以原來的自然風景為基本條件，經人為加工組織。

    在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的西湖及近郊一帶，皇戚官僚及富商們的園林數以百計，眾多的詩人畫家更以西湖為題吟詩作畫。“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峰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照珠……”，“水光澈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白居易、蘇東坡這些描寫西湖的名詩千百年來一直脍炙人口，他們寫園，也參加造園，這都直接促進了我國園林藝術的發展。加上民間流行的許多傳說故事，西湖的豐姿倩影使人們一見傾心。

    在山水秀麗，綠蔭叢中，到處隱現著數不清的樓台亭榭和岚影波光、豐姿綽約，確實使人有“古今難畫亦難詩”的園林藝術好景。最富詩情畫意的“西湖十景”：蘇堤春曉、柳浪聞莺、花港觀魚、曲景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鐘、雙峰插雲、三潭印月等聞名中外的景點，從南宋流傳至今，在七百多年的歷史過程中，使西湖形成具有詩情畫意，自然山水園林美的傳統風格。

    十景之一的“柳浪聞莺’，原是南宋聚景園。南宋高宗、孝宗曾在西湖景區內造御花園多處，而以聚景園最為宏麗。傳說和記載中，該園是會芳、瀛春、瑤萍、寒碧等亭台軒榭樓閣組成，這裡循湖岸行，鋪岸如茵，泉池碧澄，小橋流水，更有那時時傳來清脆悅耳的莺啼，這莺啼點出了靜中聞聲的絕好意境。又有萬樹柳絲倒掛輕垂，猶如一道綠色的帳幔，再加上“晴波淡淡樹冥冥，亂擲金梭萬縷青”的點景之作，取名“柳浪聞莺”真是十分得體了。

    “天上月一輪，湖中影成三”的“三潭印月”素有“小瀛州”之稱，這種用古仙島名比作“蓬萊仙境”的造園意境，在我國園林藝術的布局中常有之。當年蘇東坡任杭州知州時，曾利用這裡的自然條件加以改造，用疏浚的湖泥堆成水上園林，構成“湖中有島，島中有湖”的園林美景。

    風光旖旎的“三潭印月”，運用亭、榭、橋、石、廊等園林建築，組成重重層次，構成富有變化的景區。雖然湖中有湖，但不感覺水多，陸地雖狹，卻處處引人入勝，特別是當游人踏著那九轉三回三十個彎的九曲橋，來到碑亭和“我心相印”亭時，景色變化其妙無窮。

    從曲橋的湖面望去，那亭亭玉立的三塔正好在“心心相印”亭的兩旁和中間圓洞門的框景之中，如是在中秋賞月，那皓月中天，塔內燈光、月色、湖波、塔影，相映成趣，詩情畫意，盡蘊育其中。景色奇麗的“三潭印月”，歷來成為人們賞月的勝地。

    橫貫兩湖南北的蘇堤，全長2.8公裡，“四湖景致六條橋，一枝楊柳一枝桃”。風光迤逦的“蘇堤春曉”用桃、柳點出春意，人們沿著柳影波光，綠色的長廊而行，視野深遠，動觀之中景色多變。如果在這裡臨水小坐，遠眺近覽西湖的美景，心曠神怡。1071年，蘇東坡在這裡組織修建了長堤，後人為紀念他，定命為蘇堤。用一條長堤，既把西湖湖水起到劃分空間的作用，增加西湖水面空間的層次，豐富了西湖水面景色，而且蘇堤本身又是非常重要的一景。這種大范圍巾的設計構思，可以說是我國最早期城市園林的極好實例之一。

    另外的“斷橋殘雪”、“平湖秋月”、“雙峰插雲”等，都打破了封閉性園林的性質，成為自然美人工為之的美好園林藝術佳例。

    在杭州，南宋皇家宮苑雖然已基本上都荒蕪，但卻留下了人們號稱為“人間天堂”的自然山水園林，成為古今人們游園的勝地。

    從唐、宋眾多的園林實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園林的基本形式有以艮岳為代表的皇家宮苑，以杭州等地為代表的自然式城市風景園，或以洛陽等地為代表的私家園林。這些不僅在形式，而且在造園手法等方面，進一步開創了我國園林藝術的一代新風，達到了極高的境界。

    公共園林性質的寺院叢林在唐宋也有所發展，如在我國的一些名山勝景廬山、黃山、嵩山、終南山等地，修建了許多寺院，有的既是貴族官僚的別莊，往往又作為避暑消夏的去處。

    這一時期園林藝術總的特點是，效法自然而又高於自然。寓情於景，情景交融，極富詩情畫意，形成人們所說的寫意山水園。在杭州等這種本來就具備豐富的風景資源的城市，到了唐、宋，特別是宋朝，極注意開發，利用原有的自然美景，逢石留景，見樹當蔭，依山就勢，按坡築庭等因地制宜的造園，逐步發展成為更為美麗的風景園林城市。

    在具體造園的手法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如為了創造美好的園林意境，造園中很注意引注泉流，或為池沼，或為掛天飛瀑。臨水又置以亭、榭等，注意劃分景區和空間，在大范圍內組織小庭院，並力求建築的造型、大小、層次、虛實、色彩並與石態、山形、樹種、水體等配合默契，融為一體，具有曲折、得宜、描景、變化等特點，構成園林空間猶如立體畫的藝術效果。以上手法，在小小的私家園林中，用得比較普遍。

    到了宋代，造園中已非常注意利用絢麗多彩、千姿百態的植物，並注意四季的不同觀賞效果。喬木以松、柏、杉、桧等為主；花果樹以梅、李、桃、杏等為主；花卉以牡丹、山茶、瓊花、茉莉等為主。臨水植柳，水面植荷渠，竹林密叢等植物配置，不僅起綠化的作用，更多的是注意觀賞和造園的藝術效果。

    宋代不僅有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這種評論性的專著，而且還有李誠(字明仲)編著的《營造法式》。這本書總結了宋及宋以前造園的實際經驗，從簡單地測量方法、圓周率等釋名開始，介紹了基礎、石作、大小木作、竹瓦泥磚作、彩雕等具體的法制及功限、材料制度等，並附有各種構件的詳細圖樣，這本集前人及宋代造園經驗的著作成為後代園林建築技術上的典則。

    園林建築的造型到了宋代，幾乎可以說達到了完美的程度，木構建築那種相互之間的恰當比例關系，並用預先制好的構件成品，采用安裝的方法，這在宋代是了不起的成就，形成了木構建築的頂峰時期。而在宋不僅有了這種理論與實踐經驗的總結，還有了專門造假山的“山匠”。這些能“堆垛峰巒，構置澗壑，絕有天巧……”的能工巧匠，為我國園林藝術的營造和發展，都作出了極為寶貴的貢獻，他們才是園林的真正創造者。

    由於唐、宋打下了非常厚實的造園藝術基礎，才使我國明、清時期的園林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元代的宮苑

    元代的(1271～1368年)成吉思汗原名鐵木真，為蒙古某部落的貴族。原居於黑龍江上游東南一帶，七世紀西遷瓦魯倫河流域。他在1189年被推為蒙古部落首領，到1205年，先後征服了各兄弟部落，1206年蒙古各部推舉鐵木真為全蒙古大汗，尊稱成吉思汗，結束了草原上的紛爭，建立了奴隸制國家。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以中統為年號。1271年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號為大元，次年以大都(今北京)為都城。

    蒙古軍在滅金攻宋進入中原地區以後，企圖以其落後的游牧生產方式取代漢族地區的農業經濟，這給生產帶來嚴重破壞，也遭到人民的堅決反時。

    1276年元軍入臨安，俘宋恭宗。南宋滅亡之後，元朝統一中國，結束了長達三百年的分裂割據局面。元朝把民族劃分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日人，第三等漢人，第四等南人。

    元朝在蒙古族統治階級的壓迫和摧殘下，落後的宗教、喇嘛者、道教的哲學，消極的循世思想，以及復古主義觀念得到發展。表現在藝術上，如繪畫的傾向是師法古人。元代畫家認為山水畫到了宋朝已登峰造極，只要以董源、李成、范寬三大家為師作畫即可以了。

    當時號稱元代四大畫家的黃公望、王蒙、吳鎮、倪瓒，在畫法上都以董源、巨然為師，但他們也並沒有完全被古人的形式所束縛。如黃公望提出“畫不過意思而已”，倪瓒(字雲林)說“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又說“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簡，枝之斜與直哉”。他們所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超然物外，抒發自己胸中逸氣，多用水墨淡彩和山水畫的方法，表現和抒發自己的意趣和達到所謂的高超意境。

    元朝在園林建設方面不象宋朝，沒有多大的發展，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元大都和太液池。

    元大都早在戰國時代，燕的都城叫“薊”，(指今北京城區的西城部分)。秦、漢、唐時期，薊城既是商業中心，又是軍事上的重鎮。金滅遼之後，遷都到薊城，改名為“中都”。元在金中都的基礎上建宮城，以金離宮為中心，東建宮城，西建太後官，外以城牆回繞，兩宮和瓊華島御苑為王城，並在外廓建土城，稱為“大都”。元大都周圍六十裡，南北稍長，內有宮城(父又大內)，宮城居中，左廟右社，前朝後市，形同周制。

    在今北海地方，遼建燕京時曾在此建瑤嶼行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