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業主雖然退出了建設流程，卻從未降低過對工程“”的要求。“實施上，很多時候標准不會降低，甚至會向代建單位提出超標准要求。代建單位作為項目建設主體，只能按現則辦事，看菜吃飯，給多少錢辦多少事，提的要求若超出投資額，肯定接受不了。”段海金說。

　　對此，廣東廣建項目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姚明球也有相同的看法：“使用人追求的是在許可范圍內盡可能實現項目建成後的使用價值，即花了錢多辦事；代建人追求的則是按執行，即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因此在實踐中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使用人主觀上不希望代建人節省投資，而代建人為了避免與使用人發生矛盾，明明可以節約的投資也只好又用在工程上。”

　　“作為使用單位的政府部門是強勢業主，提高標准必然帶來額外費用產生，但審計廳對代建項目進行審計時，卻嚴格按照原批准的規模和標准。”江漢玺談道。無論是對代建管理機構還是代建單位，這都是個兩難的問題。

　　而代建過程中實際的財權仍然掌握在使用單位手中。代建單位需向使用單位申請資金，再由使用單位確認後向財政部門申請撥付。“在這個過程中，使用單位如不配合會影響工期。由於使用單位一早就獨立於項目之外，對於項目實施哪裡需要用錢，怎麼用，用多少等具體事宜並不清楚。如過多干預，特別是變更設計，對控制投資影響更大。”江漢玺直言不諱。

　　觸動舊有利益格局

　　代建方與使用方的摩擦，從制度上看，是由於原先使用單位的部分權力讓渡給了代建單位。然而代建單位在承擔起代建事權的同時，卻因相關的缺失，導致代建過程信息不透明，權責不對等。而代建制中使用方特殊的身份地位，更加劇了這一現象。

　　而從體制深層次探究，使用單位的部分權力讓渡給了代建單位，就隔離了使用單位的公務人員與設計、施工等單位的直接利益關聯。對那些想通過政府項目“撈一筆”的人而言，代建制無疑堵死了他們發財的路子。

　　“在過去自建、自管、自用模式下，只要哪個廳局一有項目，社會上各種包工頭、建築企業就開始打聽：這個項目是哪個廳局負責？是哪個領導主管的？下面具體操辦的人是誰？包工頭們聞風而動，繞著圈子去接觸你。”段海金向記者分析道，“因為你手頭有這種資源，其他人就過來拉攏你，腐蝕你。”代建制為公務人員建起一道反府腐“防火牆”。

　　“代建制改變了政府投資非經營性項目的利益格局，肯定會有一個博弈過程。目前，大多數使用單位是支持代建的。少數本身有基建力量的單位，就會有一些抵觸情緒。”段海金說。

　　盡管存在一定的摩擦和阻力，但在采訪中，無論是代建管理部門、代建單位還是使用單位，都對代建制表示認可。

　　“代建制是新生事物，在政府導向下，企業主動搶占代建市場的先機，培育團隊，樹立企業品牌，是企業完善自身產業價值鏈的戰略選擇。” 從2005年廣東試水代建制以來就在代建市場上摸爬滾打，姚明球這位“老將”可謂心得頗豐。

　　與此相佐證的是，推行代建制以後，由於建築市場項目來源的改變，很多企業內部進行了改革，催生了一批為生產性服務的實行專業化管理的公司，從而促進了整個建築領域的革新。

　　然而，姚明球告訴記者，代建涉及財稅、建設、物價、消防等諸多部門，造成投資管理、行政職能交錯重疊，以致影響到代建單位及代建市場的培育。“如果大型國企開始對代建市場持觀望態度，小企業操作代建項目的結果將是把風險直接轉嫁給政府。”姚明球說，“要進一步培育代建市場，各方面配套改革就要跟上。”

　　代建制作為投資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涉及到政府相關部門管理方式和權責調整。改革越是深入，就越會觸動原有體制下的利益和權利格局。

　　“面對一些摩擦和阻力，我們要客觀分析：如果是體制機制上的不健全和配套政策不完善造成的，我們要加緊改進。如果是因為損害了某些部門和個人的特殊利益，就恰恰證明我們的代建制發展方向是對的，一定要堅持。”段海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