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整潔安靜，比我想象得要簡陋得多。

     書房和臥室的書架上，擺滿了他自己寫的和別人寫的書。客廳裡，也和很多普通人家一樣，用一個博古架把會客區和餐廳區隔開。我細細打量這所謂的博古架，上面擺著的物件尋常且過時，甚至還有一瓶絹花放在上面。

     這是不尋常的。

     所以，當他吃過早飯，挪動著患病後不方便的腿腳走向我，並為我的等待表示歉意時，我的問題沖口而出：柴老，你搞了一輩子文物，這家裡怎麼沒件古玩呀？

    因為他不是別人，他是柴澤俊——山西古代建築研究第一人，負責過永樂宮搬遷管理和施工，主持過晉祠聖母殿修繕工程、五台南禅寺修繕工程、去台灣鑒定並迎回靈石資壽寺十八羅漢頭像、獨自拿出布達拉宮修繕方案，在山西這個全國文物大省當了12年古建築研究所所長、當了8年山西省文物局總工程師的柴澤俊。

    他把手一擺，淡淡一笑：“文物干部都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自己家裡不能有文物。要說拿文物，就是我揀個你們眼裡的爛東西都是好的，我認識呀，但咱不做那事，這是搞文物的禁區。”

    人們總會對堅持職業操守的人產生敬意，尤其當他每天面對的是價值連城的寶貝。我更好奇的是：這份鑒寶的眼力是怎麼練出來的？有沒有什麼秘笈傳承？

    他哈哈大笑：“哪有什麼秘笈？我是個初中只上了三個月的高小畢業生，我研究東西也好保護東西也好，下了很多苦工夫，工作50多年，從來沒有過過什麼禮拜天節假日……”

    話匣子就此打開——

    1954年，在太原大營盤等活干的年輕人

    我是臨汾人，我父親是從山西大學堂畢業的，我還記得有塊學校獎給他的牌子，上寫“六榜第一”，但他29歲就故去了，我當時只有兩歲半。

    家境困難，我剛讀到中學就失學了，就一直想出來找點事情干。1954年，我20歲了，背個鋪蓋到了太原，每天一大早就到大營盤沙河橋上等活。有時候一天能掙8毛，有時候一天能掙1塊。並州路邊有很多飯攤，買一碗高梁面就是一頓飯，一天還得花兩毛錢店錢，睡大通鋪。

    9月，父親的同學徐德俊介紹我到晉祠文管所打臨工，那兒當時正翻修獻殿，我在工地干的是拉砂、篩灰、拌灰這些重體力活。

    苦不苦？當然苦，可從來沒想過“咱回家吧，回到臨汾咋也有地種有飯吃”，我就覺得，人的一生如果不在青年時期受一點苦、見一點世面、學一點真正的知識，一生都會無所作為。

    晉祠裡最忙的小工人

    在工地上，很快我發現一個問題，每次用馬車拉來石方土方，人家報多少就是多少。我說這一馬車最多能拉半方多石頭，怎麼可能是兩方呢？大家很高興：你會算？那以後你來給咱做這個工作。從這開始，我就專心做計算、報表事務，把工匠拆下來的構件分組編號。到了年底，獻殿暫停施工。我就到了在晉祠設計太原市城市規劃模型的小組做雜工，平時人家做模型我就留心看，程序、造型、彩畫，一點一點學。

    我對文物工作著了迷。那時候古建專家祁英濤、杜仙洲、劉敦桢，雕塑大師劉開渠來晉祠考察講學，我寸步不離地跟著聽，對人家說的話幾乎都能一字不漏地記下來，他們可以說是我的啟蒙老師。

    1955年3月，省林業局的一支綠化隊在晉祠背後的懸甕山植樹，我和這支隊伍住一個院裡，就主動幫他們扛測繪工具上山，很快又學會了各種測繪技術。

    6月，獻殿又開工了，我成了最忙的人。

    1955年7月，獻殿修繕工程竣工，我又開始發愁，不知道該怎麼辦。結果晉祠文物管理所的負責人向上面打報告留下我，就這樣，我正式入了行。

    花8年時間給永樂宮搬了家

    1958年，治理黃河的三門峽工程動工築壩，芮城永樂宮恰在水庫淹沒區內，文化部請示國務院批准遷移保存，山西成立了永樂宮遷建委，我被抽調過去，參加勘察選址、起草遷建方案、承擔遷建工程的施工和管理。

    永樂宮遷移保護大家都沒干過，在我國文物保護史上無先例可循，責任重大，技術難題甚多，尤其是遷移壁畫，國內外都沒成功先例。盡管有祁英濤等專家主持設計，施工前期給了技術指導，但施工工作的重擔一直落在我這個業務知識和技術能力都極為“淺薄”的人身上，

    剛去時我只有24歲。從1958年的8月8號進永樂宮，到1966年8月8號回太原，8年我只回家過了兩個春節，工地上根本離不開人。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有什麼“武功秘笈”嗎？要想搞文物搞到這個程度，你就得把中國文史知識、考古學方法、工科的技能（繪畫、測量、施工）集於一身，才能承擔起這項工作。

    在建築上，建築史、建築結構、建築力學、建築材料、建造功能技術、建造規劃、布局，甚至材料的加工，施工的技術方法你都得會。

    除過這些以外，社會科學、宗教學、道教、佛學、佛教史、道教史，包括佛教的宗派，你都得學習。

    我一直在拼命地學習實踐，白天工作，晚上總結，8年共整理筆記16本，記錄卡片近萬張。胃潰瘍發作疼得實在受不了，就拿個木棍或算盤頂著胃。

    做這種事，就得不把它當成苦，就得做別人眼中的傻子瘋子。

    1966年，永樂宮遷建工程告竣，機關接連3次電報，催我回太原參加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32歲的反動學術權威

    一進了機關大門，就傻了，90張大字報“歡迎”著我。

    三個罪名：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為呂洞賓修府造廟的牛鬼蛇神。掛上牌子批呀斗呀，開始調查我的問題。

    遷永樂宮時芮城縣的縣長，想買點刨花生火用，交了十塊錢，一分錢一斤，我給他用車拉了一千斤。調查的說這就是行賄受賄的證據！他們去找縣長取證，被他痛痛兒地罵了一氣：你們覺得不虧心？良心上也過得去？

    我到什麼時候都敢說我沒有一分錢的貪污，沒往家拿過一件文物。

    折騰得沒辦法，胃病發作，蹴到地上汗珠子滴個不停，最後送到醫院做手術，把胃切了四分之三，總算斷了我這胃疼之苦了。

    可“文革”期間對文物的破壞，我是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文革”結束後，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實地考察了100多個市縣的重要古建築及其附屬文物，寫了《三十年來山西古建築及其附屬文物調查保護紀略》，公布了山西宋金（12世紀）以前的木結構古建築占全國同時期木結構古建築的72.6%，元代木構古建築350多座，古代彩塑1萬多尊，寺觀壁畫較好者7000余平方米，這些均居全國首位。這一結論顯著提高了山西文物在全國的地位，成為後來山西被列為文物大省的重要條件。

    花了幾百萬，和沒修一個樣

    我50歲任山西古建所所長、62歲調任山西文物局總工程師，70歲才退休，先後主持和指導過山西100多項古建築修繕保護工程。

    1993年到1996年，我主持晉祠聖母殿大修。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來參加驗收儀式，他問一些老同志修得怎麼樣，老同志們說：花了大幾百萬，和沒修一個樣。

    張文彬局長一聽放心了：“你們覺得這是個貶詞，我覺得這是很高的評價，說明達到理想的境界，難得。”

    修舊如舊，是梁思成先生1954年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保存原狀的理念。保持原來的布局、規模、形狀、結構、陳舊面貌，原有的構件、工藝。我修聖母殿、朔州崇福寺舊構件保留95%以上、修五台南禅寺90%以上。歷史已經走過來了，怎麼能倒回去呢？80歲的老人還能回到嬰兒嗎？但歷史上修過的痕跡要保留，那是歷史的信息，不能改。比如聖母殿的地震遺跡，正好說明宋朝的代州地震，影響到了太原。

    從事了幾十年這個工作，覺得自己並不高明，只不過是把歷史上的好東西稍有所發現，比如在研究寺觀壁畫的時候，我說了一些很大膽的話：

    宋代以來，文人水墨畫盛行，一些帶有偏見的美術史家重水墨不重重彩，重山水不重人物，尊文人而鄙工匠，傳世之作，價值千金。上百平方上千平方的壁畫，畫師的姓名、籍貫，他們的作品，長時期被淹沒在歷史汪洋大海中，不為後人所知，這是極不公平的。

    繁峙巖山寺近百平方米，王逵的畫，其中有一幅南門外的街市圖，蠻可以和張澤端的《清明上河圖》相比：《清明上河圖》立於卷軸之上，王逵之作立於粉壁，千年未泯，難能可貴。再比如永樂宮三清殿壁畫上4米長的飄帶，毫無敗筆之處毫無接筆之痕。

    中央美術學院後來專門成立了壁畫系，我覺得這是保護中國壁畫的需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需要，也是民族文脈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