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遺址概況
　　金沙遺址是周邊同時期商、周遺址中心遺址，有祭祀場所、大型建築、一般居址、墓地等。
　　祭祀場所：位於遺址東南部，沿著一條古河道南岸分布，面積約15000平方米。發現了與祭祀活動相關的遺跡63個，出土金器、銅器、玉器、石器等珍貴文物6000余件，象牙數百根，還出土了2000多顆野豬獠牙、2000多支鹿角等。
　　大型建築：位於金沙遺址東北部，是一處由8座房址組成的大型宗廟或宮殿建築，由門房、廂房、前庭、殿堂構成，總長90米、寬50余米，總面積約5000平方米，這是我國西南地區先秦時期發現的最大的一座建築。為木骨泥牆式建築，屋頂覆以茅草。
　　房址：發現了70余座，分布在10多個居住區，在房址周圍，發現有水井、生活廢棄物的灰坑、燒制陶器的陶窯等。
　　墓地：已發現集中的墓地3處，共有墓葬2000余座。墓葬有單人葬、雙人合葬，經鑒定的雙人合葬墓均為一男一女，可能是夫妻合葬；有一次葬、二次遷葬；有豎穴土坑墓、船棺墓。大部分墓葬沒有隨葬品，少部分墓葬隨葬有一些陶器，極少數墓葬隨葬有較多的銅器、玉器等。

　　已經出土的這1000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極高。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帶、圓形金飾、喇叭形金飾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與廣漢三星堆遺址的青銅面具在造型風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類金飾則為金沙特有。太陽神鳥金飾金箔度0.02厘米，圖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現，足見3000多年前，古人雕刻工藝的精湛。玉器種類繁多，且十分精美，色澤如初。更令人驚歎的是，玉器上的刻紋細致，幾何圖形規整。象牙器刻紋工藝絕妙，正像古人所言的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其中最大的一件高約22厘米的玉琮，其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銅器主要以小型器物為主，有銅立人像、銅瑗、銅戈、銅鈴等，其中銅立人像與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立人像相差無幾。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龜等，是四川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專家認為，極可能是當時貴族的奴隸或戰俘，這表明當時的蜀國已比較強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樸生動。金沙村遺址的發現，引起各界關注。專家們一致認為，金沙遺址是四川省繼廣漢三星堆之後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金沙遺址的發掘，對研究古蜀歷史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張儀築成都城的戰國晚期。金沙遺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獻中完全沒有的珍貴材料，將改寫成都歷史和四川古代史。

金沙遺址出土文物
　　分析金沙遺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禮器，應為當時成都平原最高統治階層的遺物。這些遺物在風格上既與三星堆出土文物相似，也存在某種差異，表明該遺址與三星堆有著較為密切的淵源關系。金沙遺址的性質，目前推測有可能屬於祭祀遺跡，但由於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遺跡的可能。不過，從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和周圍的大型建築、重要遺存來看，蜀風花園所在區域很可能是商末至西周時期成都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遺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與黃河流域文化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內在聯系，再次證明了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

　　根據文獻記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張儀築成都城的戰國晚期，商業街大型船棺葬的發現屬於開明蜀國統治者的遺存，成為開明蜀國在成都城區的重要標志，金沙遺址的發現所揭示的是過去文獻完全沒有記載的新的珍貴材料。已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折射出信息：古蜀統治者的活動早在3000年前就開始了。從金沙遺址所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禮器，應為當時蜀地最高統治階層的遺物，這些遺物在風格上既與三星堆出土物相似，也存在某種差異，表明該遺址與三星堆有著較為密切的淵源關系，而存在的差異是否在年代或遺存性質上有不同則需進一步工作才能確定，玉琮的發現進一步證明長江下游文化對蜀地古文化的某種影響。銅器以小型器物為主，目前尚未出土與三星堆一致的大型青銅面具、神樹等青銅器。

　　從目前發掘情況來看，金沙遺址的性質尚不能最後確定，目前推測有可能屬於祭祀遺跡，但是由於出土大量的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遺跡的可能。金沙遺址出土千余件精美文物，金沙遺址已清理出了1000余件珍貴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銅器、石器、象牙器和數量眾多的象牙、陶器等。
　　
　　金器30余件，有金面具、金帶、圓形金飾、蛙形金飾、喇叭形金飾等，其中金面具距今約3000年,與三星堆的青銅面具在造型風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類金飾為金沙所特有。太陽神鳥金飾呈圓形，器身極薄。圖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現，內層分布有十二條旋轉的齒狀光芒；外層圖案由四只飛鳥首足前後相接。該器生動的再現了遠古人類“金烏負日”的神話傳說故事，四只神鳥圍繞著旋轉的太陽飛翔，體現了遠古人類對太陽及鳥的強烈崇拜，是古蜀國黃金工藝輝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陽神鳥”金飾正式成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

　　玉器400余件，有玉琮、玉壁、玉璋、玉戈、玉矛、玉斧、玉鑿、玉斤、玉镯、玉環、玉牌形飾、玉掛飾、玉珠及玉料等。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其中出土的最大一件高約22厘米的十節玉琮顏色為翡翠綠，其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該玉琮雕刻極其精細，琮表面有細若發絲的微刻花紋和一人形圖案，堪稱一絕；數量極多的圭形玉鑿和玉牌形飾頗具特色；大量玉璋雕刻細膩，紋飾豐富，有的紋飾上飾有朱砂。

　　銅器400余件，基本上為小型銅器，主要有銅立人像、銅瑗、銅戈、戚形方孔銅壁、銅鈴、銅掛飾、銅牌飾及銅禮器殘片等，其中銅立人像的造型風格與三星堆的青銅立人像幾乎完全一致。

　　石器170件，有石壁、石璋、石矛、石斧、石跪坐人像、石虎、石龜、石蛇等；石跪坐人像頭頂方形冠飾，兩側上翹，長辮及腰，口部塗砂，雙手背後交叉作捆綁狀，其造型與成都市方池街遺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基本相同；石虎作臥伏狀，造型生動，耳部和嘴部塗砂；石蛇的造型更是多樣。

　　象牙器40余件，僅有柱狀形器一類，柱狀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一圓點，周圍有六個圓點，出土的象牙不計其數，總重量近一噸，在祭祀場所裡，這些象牙是古蜀人奉獻給天地神靈的重要祭品。有時是整根象牙極有規律的朝著一個方向擺放；有時象牙被切成餅狀或圓柱狀；還有的時候是只取象牙的尖來祭祀。這些方式體現出了一種強烈的宗教色彩，具有某種特定的宗教含義。

　　此外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陶尖底盞、尖底杯、高柄豆、圈足罐等，從文物時代看，絕大部分約當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為春秋時期。還出土木耜、木雕彩繪神人頭像。

遺址年代與文明傳承
　　經過對金沙遺址出土文物的綜合研究，考古人員基本認為遺址年代大致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約前1200～前650），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是它最繁盛的時期，這一時期金沙應是古蜀國的都城所在地。

　　金沙遺址是我國先秦時期最重要的遺址之一，它與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遺址、戰國船棺墓葬共同構建了古蜀文明發展演進的四個不同階段。已有的發現證明成都平原史長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華夏文明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金沙遺址的發現，極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地內涵與外延，對蜀文化起源、發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特別是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謎找到了有力的證據。可以說再現了古代蜀國的輝煌，復活了一段失落的歷史，揭示了一個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代文明。

專家認為四川“金沙文化”是多種文化作用的產物

　　數量眾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來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遺址已出土的珍貴文物中占有相當比例。由此，考古專家認為金沙文化既有其獨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長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產物。

　　金沙遺址出土的30多件金器是該遺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獨特風格和鮮明自身特色的。這些金器包括金面具、金帶、圓形金飾、蛙形金飾、喇叭形金飾等。除了金面具與三星堆青銅面具在造型風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類金飾均為金沙遺址所獨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錘打而成，種類非常豐富。

　　與金器一起出土的玉器則更多留下了中原和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痕跡。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稱，出土的玉戈、玉钺等禮器明顯與中原同時代文物一致，這說明金沙文化與中原文化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同時，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琮、玉璋並不是此地“土生土長”的，它們是通過長江這條自古以來的黃金水道自下而上運輸至此的。金沙文化與中原及長江下游的頻繁交流充分說明了此時的古蜀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再次證明了中華古文明的多元一體論，各區域的文化都是彼此作用和相互影響的。

　　良渚文化的器物通過長江傳到蜀地，證明成都當時對外交往和貿易已非常頻繁，也說明古蜀國並非古人所說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同時也證明，當時蜀地也不是如文獻記載的“不曉文字，不知禮樂”的蠻荒之地，已具有非常發達的青銅文化。

　　能夠證明金沙遺址具有較高文明程度的還不僅於此。已清理出土的一噸左右的象牙一部分產於古蜀國的南部，還有很大一部分來源於相鄰的雲南、貴州等地。這部分象牙很可能是西南少數民族進貢給這裡的王公貴族的，這也說明了金沙當時已成為西南地區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金沙遺址權威定性
　　金沙遺址權威性的定性：該遺址為商周時期蜀文化中心遺址，分布面積在三平方公裡以上，同時很有可能是古蜀國的又一都邑所在。

　　據成都市考古隊王毅隊長介紹：考古隊在一期考古階段重點對梅苑東北區域、蘭苑文化堆積分布區、體育公園兩處文化堆積區進行了集中發掘。位於遺址東部的梅苑，出土了陶器、玉器、銅器、金器、卜甲共七百余件和大量的象牙，大量的象牙堆積坑和成片的野豬獠牙、鹿角分布區都與宗教儀式活動有關，專家認為這一區域是宗教儀式活動區；蘭苑遺址位於遺址的中南部，該區的文化堆積分布面積約二萬平方米，目前發掘面積已達一萬零四百二十五平方米，發現有大量的房屋建築遺跡和紅燒土、三百余個灰坑、三十余座墓葬、一座陶窯等遺跡現象，出土了數以萬計的陶器、陶片和少量的玉石器、銅器、金器等，時代約為商代晚期。各種跡象表明，“蘭苑”文化堆積分布區可能是居住、生活區；體育公園位於遺址中部，發掘面積一百六十二平方米，發現十五座墓葬，其中三座墓葬有隨葬品，出土少量玉石器和陶器。

　　從墓葬的文化層和房址分析，該區域可能是居住、生活區，廢棄後成為墓地。而在此次集體大發掘中沒有涉及的第四大區域———黃忠遺址，根據前兩次的發掘，專家認為可能是金沙遺址宮殿區的一部分。據此，專家普遍認為，金沙遺址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後，在成都地區興起的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古蜀國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的都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