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羊頭山石钺，四邊薄如刀刃，中間凸出，有紋飾和“星星圓點”

杭州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發現的“神徽钺王”

    4年前，在高平市羊頭山上，晉城學者李俊傑發現一塊經過打磨、造型特別的石片：四邊薄如刀刃，中間凸出。經過4年多的不懈考證，晉城、長治兩地學者認為：這塊石钺或是兵符石钺器物的早期雛形，是研究炎帝、黃帝羊頭山軍事文化的一次重大發現，對研究炎黃二帝合符釜山以及涿鹿之戰將有一定意義。

    疑為兵權象征

    “沒想到能發現這塊石钺(yuè)。”2月26日，高平市長平之戰研究會副會長李俊傑回憶起4年前發現這塊石钺時的情形時，連連發出感歎。

    2011年11月5日，李俊傑與研究會會員前往羊頭山，考察戰國百裡石壘古長城遺址。李俊傑走到炎帝祭壇東的山坡台地時，無意間發現一塊形狀特別的石片：四邊都有人工打磨過的痕跡，而且石刃非常鋒利。石片兩面都有數十條紋飾，一面條形紋飾多，並有20個大小不等、深淺不一的“星星圓點”，另一面只有條形紋飾卻無星點。

    記者看到，石片是本地常見的深灰色石灰巖，也叫“青石片”。經測量，石片長15.3厘米，寬13.7厘米，中心厚度約1.5厘米。從整體上看，這塊石片打磨非常精細，四邊刀刃，中間凸出。

    當年，李俊傑懷揣著這塊石片，專程咨詢了晉城市旅游文物局文物科科長張建軍。張建軍鑒別後認為，這塊石片名為“石钺”，距今約7000—5000年，是原始社會高等級將領使用的指揮兵器和王權的象征。

    隨後，在羊頭山屢屢發現多處新舊石器文化遺址。李俊傑認為，此石钺應當是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但從石器上刻畫的條形紋飾上看，卻與國內出土的文物標本有所不同，比其他參照物上多了一些難以解釋的“符號”。

    發現石钺後的4年中，李俊傑利用各種機會，與當地和長治的學者進行研究探討。今年春節期間，他將眾學者的考證結果進行歸納總結：石钺上的“條紋”“圓點”和“形制”與眾不同，疑為一塊炎帝與黃帝合符征戰蚩尤時的兵符。

    “星星圓點”的數量有講究

    “從時間上來推斷，石钺是仰韶時期的文化遺存，是原始社會史前文明最高軍事指揮權的代表之物，是皇權王者的象征。”李俊傑說，石钺上的紋飾可能是“條形”和“星辰符號”，可能代表當時先進思想的一種圖騰意志稱號。

    長治市上黨古文化研究學者認為，此石钺應當稱“錄龜神符”。“星星圓點”不一定是說“星辰”，也有可能是代表“河圖洛書”的意思。因為神農炎帝承接的是伏羲氏和女娲氏的制度和思想理念，“河圖洛書”在當時是神秘莫測的神算之物，用兵上可能要進行占卜，表示謹慎用權，對天對地都要有一個圓滿之意。根據商代《卜辭》記載的內容，在古代征戰之前，都要用神龜進行占卜。

    李俊傑解釋道：“河圖洛書”是華夏民族文化的源頭。《易·系辭上》記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個聖人就是人類文化始祖——伏羲氏。傳說伏羲氏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河圖”“洛書”是兩幅神秘圖案。伏羲氏根據這種特殊文化前兆，畫成了《八卦圖》。

    如今世人所見到的《八卦圖》是北宋之物，為著名道士陳抟繪制，以1至9的排列為“河圖”，1至11的排列為“洛書”。北宋劉牧著《易解》時，改變了陳抟的說法，以1至11的排列為“河圖”，1至9的排列為“洛書”。南宋朱熹在《周易本義》中肯定了劉牧的說法。

    李俊傑查閱有關文獻資料記載發現，在西周之前，“河圖洛書”是用“星星圓點”作符號代表，但不管是陳抟的說法，還是劉牧之言，“洛書”“河圖”的總數為20，與石钺上的“星星圓點”總數吻合。

    或與炎黃征戰蚩尤有關

    神農炎帝在羊頭山創立“伊耆國之黎都”，已被國內許多專家學者認同。李俊傑根據眾多古史中的文字記載推斷，此石钺可能與炎黃征戰蚩尤及“涿鹿之戰”有密切關聯。

    從目前國內館藏文物和新近出土的文物資料中分析，在高平羊頭山發現的石钺，從形制、圖騰上講，還較為罕見。參照國內出土的上百塊石钺標本後，李俊傑發現，這些石钺都是一邊有刀刃，斧狀，一般有一兩個穿透的孔洞。“四邊刀刃，不帶孔洞的，還沒有第二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百項考古大發現》一書中，曾經收載有杭州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發現的“神徽钺王”，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物。

    高平羊頭山石钺與“神徽钺王”一脈相承，都是王者兵權的象征。但從時間上推斷，羊頭山石钺要比“神徽钺王”早幾百年或上千年。李俊傑說，羊頭山發現的這塊石钺，與《史記》《路史》記載“黃帝乃臨盛水，錄龜符，納三宮，五意之機……合符釜山”相吻合，可能是兵符石钺器物的早期雛形。按照他的觀點，在羊頭山發現的這塊石钺是研究炎帝、黃帝羊頭山軍事文化的一次重大發現，對研究炎黃二帝合符釜山以及涿鹿之戰將有一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