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因明清兩朝的繁盛而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建築就是那個時代的重要表現之一。當時的徽商好儒，加之徽州的版畫、金石、徽劇和新安畫派的影響，及社會的大量需求，徽州的雕刻水准自然不低。在徽州古建三絕的石坊、祠堂、宅第中，雕刻又起了重要的裝飾作用。通過雕刻裝飾，把審美的情感體驗與道德倫理融和在一起，正所謂“器以載道”。由於歷史的變遷，滄海桑田，今天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還能解讀其中真味，還能“由器識道”嗎？

　　徽州民居雕刻裝飾的基本特征包括：
　　第一，徽州磚雕、木雕、石雕裝飾中的任何形態，其來源都不是為美而美的。一是融裝飾藝術與建築結構於一體，互為連綴、相得益彰。如門頭磚雕、柱頭、枋木雕等，然後才作為裝飾對象；二是從實際應用出發，如門、窗、格扇所采用的細格子。當時還沒有玻璃，為了擋風和采光，都要在門窗格扇上糊皮紙。窗格太大，則皮紙易損，因此都用細格，後來才形成這種細格花紋圖案；在徽州民居樓宅高牆之上，若施以墀頭雕飾與屋脊磚雕，均無法達到供人觀賞的效果，故此處的磚雕均不發達，一般僅在門頭磚雕瓦檐上略施脊雕瓦飾而已。照壁磚雕在中原與蘇州、樂山等地民居中普遍使用，但在徽州民宅中卻成了風水中的擋煞工具。
　　第二，徽州磚雕、木雕、石雕裝飾是從中國文化出發的。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精神，是從社會倫理出發來建構文化。所以自古以來，倫理性總是強於宗教性。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 陽貨篇》）老子也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老子》）這裡的意思是說，天地是無所謂仁慈的，萬物自生自滅。刍狗，即古代祭祀用的用草扎成的狗，祭祀完畢後就拋棄了，無恨也無惜。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系於精神的是社會的倫理綱常、“忠孝節義”之類。在徽派雕刻裝飾藝術中，潛藏著封建倫理道德的靈魂，其審美特征歸結為一個“儒”字。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及仁、義、禮、智、信這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等封建社會的宗教倫理觀念都從中得到充分印證。岳母刺字，表現“忠”；臥冰求鯉，表現“孝”；蘇武牧羊，表現“節”；孔融讓梨，表現“義”。當然同樣的內容也有不同的畫面處理，有一戶民宅中表現“孝”的木雕令人感到震撼。畫面內容是饑馑之年，兒媳敞胸用干癟的奶頭喂自己的婆婆，而置膝下一雙因饑餓啼哭的幼兒於不顧。富有表現力的藝術，將傳統的道德規范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種寓教於美的潛在力量是巨大深遠的，在績溪上莊的胡適舊宅裡有十幅隔窗上的木雕《蘭花圖》，圖為平板凹刻，出自當時墨模名家之手。木雕上還題有“蘭為王者冠，不與眾草伍”的詩句，似有清香溢出，叫人難以忘懷。胡適在此生活多年。《蘭花圖》的清高脫俗與胡適的學識修養有著一種無形的內在聯系，否則，胡適怎麼會寫出那首淒恻委婉的《蘭花草》：“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開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時過。急壞看花人，苞也無一個。……”這首海峽兩岸廣為傳播的思鄉之曲，其實是他幼時生活中老宅木雕蘭花圖所埋下的情感種子。
　　第三，徽州民居雕刻裝飾緊緊地與民俗文化相結合，從豐富的寓意中對賈儒結合的徽商有了更深的了解。諸如“福祿壽三星”、“八仙過海”、“童子拜觀音”、“和合二仙”等。“八仙”圖案，多用八位仙人手裡拿的東西來暗示，稱“暗八仙”，這也是其藝術性，所謂含蓄，“斗生文外，伏彩港發，秘響傍通”。常見的格局有上下雕“八仙圖”，中間雕有琴、棋、書、畫“文房四友”。兩組圖的結合，表達了對子孫後輩所寄予的厚望，希望他們熟練琴棋書畫的手藝，能像“八仙”那樣在各自的位置上施展才華、各顯神通。
　　還有許多裝飾，寄希望於家宅的繁榮昌盛，因此飾有蝙蝠（變福）圖案，及“雙魚吉慶”（魚者，裕也，余出）、如意、雙錢等。還有的用“鹿鶴同春”作為漏窗，松、鹿、鶴，意為長壽，組合成一幅立體的構圖，可謂匠心獨具。如在民居中大廳上房窗棂常雕有《高福高壽圖》，它由兩幅圖案組成，正中為五只蝙蝠圍著蟠桃在雲端展翅，名為《五福捧壽圖》；兩邊對稱雕有兩只仙鶴在祥雲上騰飛，曰《雙鶴騰雲圖》。祥雲所在，必為高處 ；蝙蝠的“蝠”與“福”諧音；蟠桃、仙鶴乃“長壽”象征，因此三圖合為《高福高壽圖》。蝙蝠雕成五只，即為“五福”。《尚書·洪范》載：“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追求仁德），五曰考終命（德善終，不夭折）。徽州人的“五福”是指福、祿、壽、財、喜，與《尚書》含義略異，兩對仙鶴，暗指父母、祖父母。因上房為正房，多為長輩的臥房。其寓意不言而喻：祝願長輩雙雙高福高壽。
　　俗稱“疊子門”的堂廊廊框中央，常雕著《瓜蝶圖》，蝴蝶展翼須頂南瓜，瓜上枝葉纏繞，茂盛異常；兩側襯雕一對並蒂蓮，象征子孫繁多、家族興旺。《詩經·大雅·綿》雲：“綿綿瓜瓞。”疏雲：“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瓞”與“蝶”諧音，“瓜蝶”即是“瓜瓞”。外襯的“並蒂蓮”象征夫妻和美，這是“多子多孫”的基礎。
　　
　　廂房雕刻常見《花卉圖》，分別雕著十二個月花卉，即正月梅花，二月杏花，三月桃花，四月薔薇，五月石榴，六月荷花，七月牽牛，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十一月凌霄，十二月天竹。這些圖案蘊涵著徽商之倫理，徽州人自幼離家經商，成年返鄉婚配，以後又外出奔波，往往十幾年才歸故裡，夫妻生活極其短暫，俗稱“一世夫妻三年半”。他們只能在異地相互祝願，十二月花之意即告誡夫妻之間都要安守本分，不要節外生枝，即使不常相聚，但日子仍要過得和諧、愉快、如花似錦。天竹花上的“紅粒”，諧指“鴻利”，暗示雙方生意興旺、發達，月月獲“鴻利”的願望。
　　雕著紅棗、佛手、荔枝、山楂、石榴和猕猴桃六種果品的《果品圖》同樣意味深長。“紅棗”與“荔技”組合，諧指“早利”，即“早早得利”。“佛手”、“山楂”、“猕猴桃”、“石榴”分別代表“福”，“祿”、“壽”、“喜”，“佛”與“福”諧音，佛手便是“福”；山楂果在徽俗中常以線串之佩戴於小孩脖子上，極似官宦用的“朝珠”，山楂即是“祿”；猕猴桃與蟠桃同科，桃便是壽的象征；石榴多子，多子即喜。“五福”少“財”，財在何處？原來在上房窗棂下有一通氣孔用石刻成“”狀；在下房窗棂下的通氣孔鑿成“”形；“”為錢幣，而“”則是古“萬”字。兩者組合就是“金錢萬貫”。徽商對生活的向往與追求就如此含蓄地表達出來了。
　　《潔蓮圖》也是雕刻中常見的裝飾，大蓮花去干加枝條，將小蓮花緊緊纏住，叫“纏枝蓮”。這裡的“大蓮花”代表大人，“小蓮花”代表小輩，“纏枝”則表示大人以身教言教教育好下一代。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乃“清白”的象征，故名《潔蓮圖》，教導做人要清正廉潔。另在大廳內常雕花瓶和如意形雀鳥結合構成《吉祥圖》，即平安如意。大廳是客堂，意在祝福客人一年四季平安如意。
　　《九族興旺圖》雕的是九只神態各異的松鼠在同根生長的葡萄籐上“吃”葡萄。其深奧的內涵有明暗兩層意思。明為《九松圖》，徽州方言“松”與“孫”諧音，葡萄多子，暗喻“多子多孫”。“九”亦泛指多數，實乃“九族”之義，即以自己為中心，上、下各四代的嫡親血緣家族，期望整個家族人丁興旺。圖中九只松鼠以不同的姿態覓食，形象地勾勒出“九族子孫”為了生計，在各自崗位不辭勞苦、日夜辛勤的精神。這幅镂空木雕還暗藏一典故：據說唐朝有賢士張公藝，九代沒分家，傳為佳話。唐高宗駕臨張宅，遂問九世沒分家的緣由，張公藝一言不發，一連寫了一百個“忍”字。故此圖也叫《百忍圖》，或叫《九世同居圖》。每個松鼠代表一代，同根生長的葡萄籐意在沒有分家。用其典故含意自是叮囑家族子孫遇事忍耐、和睦相處，體現了徽州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聚族而居”、講求“親親”的思想。

　　徽州三雕的主題性題材，取對象的象征意義，其中有諧音、聯想、約定俗成的隱喻等。雖經雕工的藝術表現，無論構圖、雕技、形象的創造均達到很高的水平，但社會注意的是對象所表達的觀念，其含義的吉祥超過形象之美，正符合我國古代“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美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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