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更迭、都城的興建歷來是“國之大事”，因此關於都城的建設與古代都城史的研究，就一直為官方與學界所重視。
　　●古代都城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更為審慎地把歷史文獻研究與田野考古有機結合起來，使古代都城歷史研究的內涵更為深化、細化。
　　●“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課題取得的重要學術進展表明，古代都城考古發揮著十分重要的關鍵性作用。

　　漢長安城遺址平面示意圖
　　中國古代都城史研究的學術定位
　　在世界古代歷史上，存在著許許多多古代都城，但中國古代歷史上都城數量之多、歷史延續之完整、文化內涵之豐富，是尤為突出的。據有的學者統計，“內地各省市共有15年以上的古都53處，涉及的王朝或政權172個;不足15年的古都計有79處，涉及的政權90個……幾宗合計：共有古都164處，涉及的王朝或政權269個。(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版)王朝的更迭、都城的興建是歷代統治者的“國之大事”，因此關於都城建設與古代都城史研究，歷來為官方與學術界所倍加重視。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推出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及80年代中期在中國興起的世界遺產事業熱潮，作為不可移動的、重要文化遺產的古代都城，越來越受社會關注，相關的古代都城研究也日漸“升溫”。長期以來在古代都城研究中，把究明都城(或城市)地望、形制、布局與建築技術作為其主要學術研究內容。當然，這在古代都城史、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起步”階段或前期，是學科發展過程中必要與必須的，但不能說就是古代都城研究的終極目標。中國古代都城作為古代國家歷史的縮影，一般來說，它們是古代國家的政治統治中心、經濟管理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軍事指揮中心，因而，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研究古代都城，其學術目標應該是要通過古代都城這樣一座集國家政治統治、經濟管理、文化禮儀活動、軍事指揮於一體的歷史活動平台，去探索它們所折射的國家政權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禮儀活動等方面的重要歷史地位、歷史作用及歷史變遷。
　　古代都城研究與古代都城田野考古
　　考古學與歷史學，二者學術目的是一致的、相同的，它們都是研究與人相關的歷史的科學。但是二者又有顯著的區別，考古學與歷史學的主要區別一是研究對象不同，二是研究方法不同。考古學以人類或與人類相關的物化載體(包括人類生存自然環境)為研究對象，其方法是借助於生物學的類型學與地質學的層位學及其他自然科學技術和相關歷史文獻記載，解決、研究對象的“時空”問題及物質載體的結構、變化所反映的“歷史”問題。
　　古代都城遺址考古研究離不開歷史文獻，但是古代都城遺址考古不能停留於這樣的研究層面，上述層面的內涵可以為古代都城研究提供都城時代、地望等基本的時空框架，具體時代、地望的細化與科學確認，需要田野考古的新材料及考古學研究的新方法。比如，先秦時代的夏、商兩代都城，歷史文獻記載各有13座之多，然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前，夏商王朝都城具體在什麼地方、其都城形制與文化內涵等均不了解。1928年開始的安陽殷墟考古發掘，揭開了商代都城面紗。但是，當時只是能夠認識到商代晚期都城的一些情況，至於“盤庚遷殷”之前的商代都城歷史，還是通過20世紀50—90年代的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考古勘探、發掘得以初步確認的。在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考古發現之前，人們僅能從文獻記載上知道一些夏代都城的名字，都城的地望雖有記載，但是說法很多，有的甚至相距頗遠。20世紀後半葉田野考古發現了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尤其是新世紀之初，二裡頭遺址的宮城遺址及其中多座宮廟建築遺址發掘、宮城周圍道路網的發現、祭祀區、玉石和青銅作坊區遺址等遺存的究明，使學術界對夏王朝晚期都城的具體地望、時代、形制與文化內涵等有了初步認識。
　　長期以來，在古代都城研究中存在一些問題，如有些古代都城研究中，以一些簡略記載甚或“假設”為基礎，進行“推斷”，從“假設”再到“假設”，從而得出一些與實際大相徑庭的結論。現在一些從事古代都城研究的學者，已經注意到充分利用田野考古新資料，但是由於對考古資料理解的不同，往往也造成研究中出現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在關於秦鹹陽城研究中，有的學者認為：“鹹陽南靠渭水。因為渭水不斷北移，故城遺址受到沖決，目前已看不到城址蹤跡。”於是提出“秦都鹹陽的布局，既然由於遺址的被沖決，無法用考古方法來查明，那麼，只有依據文獻及其他考古資料來探索了。根據文獻記載，秦惠王滅蜀以後，命令張儀等人修建的成都城，是按照鹹陽國都的格局建築的，因此我們弄清楚成都故城的形制，就可以用來推斷鹹陽的布局了。”(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其實秦都鹹陽遺址的考古工作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已經開展，70年代至80年代又對秦鹹陽宮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宮殿建築遺址等進行了大規模考古發掘，勘探、試掘，確認了鹹陽宮宮城城牆，出土大量戰國時代晚期和秦代的龍紋空心磚、動物紋與雲紋瓦當建築材料、壁畫殘塊等遺物，在秦鹹陽城西南部又發現了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秦诏版”等，在都城遺址以西發掘了3處規模很大的秦墓區。對於這些田野考古資料不去研究，而是以《華陽國志》記載成都“與鹹陽同制”，又據同書關於記載的成都城形制，進而得出鹹陽城“西城連接東郭”的結論。我認為這樣的論證不夠嚴謹，如果能夠以秦鹹陽城遺址多年來的大量考古發現資料為基礎，開展對秦鹹陽城遺址研究，其結論的科學性可能會更好一些。
　　古代都城考古與古代都城研究的深化、細化
　　古代都城考古使古代都城歷史研究內涵更為深化、細化，我們可以從近年來相繼開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清晰地看出這一點。古代都城考古，已經成為決定這些“工程”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個十分重大的歷史課題，這個課題的設計，實際上是圍繞著夏商周三代都城考古開展的。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中國歷史上，有國家就有都城，王朝的更替與都城的興建一般多為基本“同步”。因此，通過考古學確認最早的商王朝都城遺址與最晚的夏王朝都城遺址，通過碳十四測年技術及其相關研究就可以探索夏商之間的“大約”年代分界。同樣，通過考古學確認最早的西周王朝都城遺址與最晚的商王朝都城遺址，通過碳十四技術、結合青銅器銘文及相關古代天文資料，就可以探索商周之間的年代分界及西周諸王的“大約”編年。這些學術研究工作，如果僅依靠傳統歷史文獻研究，是無法完成的。當然，有必要指出，在歷史編年學(主要指秦漢時代及先秦時代)問題上，考古學也有其局限性，從科學界定方面可以說，考古學及以考古學為基礎的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學探索歷史編年學方面的應用，也只能解決“相對年代”問題。
　　文明形成、國家出現、都城興建三者之間密切相關。古代早期都城遺址考古成為研究古代文明形成與國家出現的重要內容，也是解決這一學術課題的重要切入點。傳統歷史文獻只能提供給人們一個早期古代都城的“朦胧時空”框架，真正使其得到科學的認知，必須通過田野考古發掘與研究。比如，夏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文獻記載的第一個王朝，自然夏王朝的都城就是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上最早的都城。就考古學而言，夏王朝的都城遺址是夏王朝作為古代文明形成、國家出現的最為集中的物化載體。而確認、解決夏王朝的都城遺址問題，只能通過考古學。田野考古實踐證明：歷史文獻記載為尋找夏代都城提供了大體范圍，這樣的信息不可能確定都城遺址的具體地望，更不能解決其存在時代、空間形制、文化內涵等問題，只有通過對其作都城遺址遺跡、遺物的地層學、類型學研究，通過現代自然科學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才能使古代都城所涉及的古代文明形成、國家出現的研究更具科學性。作為夏代都城遺址的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半個多世紀考古發現與研究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通過考古工作，究明了這座遺址的基本內容：發現了距今約3750年—3520年的眾多大型宮廟建築遺址及其外圍的宮城遺跡、大面積的祭祀區、高規格的青銅器和玉石器官手工業作坊區、高等級的青銅禮器與玉石禮器等，從而確認了其都城遺址性質，佐證了作為國家的夏王朝歷史。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夏代都城遺址為支撐點向上追溯“古代文明起源”，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考古發現了約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的大型城址及城牆、宮殿建築遺址區、祭祀遺址區、“觀天授時”遺址、大型倉儲遺址區、官手工業作坊遺址區、大型高等級墓葬等，出土了寫有文字的陶片、龍紋陶盤、玉石禮器、陶禮器、木禮器、銅器與青銅器等遺物。這些考古發現可能意味著陶寺城址已經邁入“文明社會”的門檻。
　　從以上“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兩個重大課題的實施中可以看出，古代都城考古發揮著十分重要的關鍵性作用。古代都城遺址考古是中國考古學的重要內容，由於古代都城相對於歷史時期的各種物質文化遺存，保存國家歷史發展中的更重要、更“直觀”的國家政治統治、經濟管理、文化禮儀活動等信息，所以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也成為中國考古學的“龍頭”課題。
　　從國家“縮影”、政治“中樞”與“平台”的古代都城考古解析古代社會歷史
　　傳統的中國古代都城史研究主要是對古代都城地望的考證、都城布局形制的表象“描述”，長期以來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研究也是走的這樣一條技術路線。當古代都城考古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古代都城考古需要向更深層面探索歷史發展深度與廣度，從而把古代都城作為國家歷史縮影、政治中樞與政治平台去研究，探討所謂“國之大事”。
　　通過古代都城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及現代自然科學技術在都城考古學的應用，使我們在中國古代都城研究中，能夠了解到更為深層次的歷史信息。如：古代都城考古發現之於史前時代到王國時代、王國時代到帝國時代的歷史發展的研究，可以通過“宗廟”與“宮殿”在都城布局位置上的變化、各自建築形制上的發展，折射出血緣政治與地緣政治的此消彼長。又如：被學術界一般認為屬於夏代晚期都城遺址的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的宮城遺址之中，其中的一號與二號宮廟建築遺址位於宮城西部與東部，一般認為它們分別屬於宮殿和宗廟建築遺址。河南偃師商城遺址的宮城遺址之中，大型建築遺址分為東西兩部分，其中東部的四號建築遺址和西部的南北排列的建築遺址，不少學者認為它們分別為宮城之中的宗廟與宮殿建築遺址。進入“帝國”時代，西漢王朝都城的宗廟遺址，經過考古發現則在都城之外的“南郊”。它們已經從先秦時代——“王國時代”的宮殿、宗廟同時位於都城的宮城之內，變為宗廟“移出”宮城之外，形成“大朝正殿”的“獨尊”地位。上述宗廟與宮殿在都城的位置變化，反映了代表血緣政治的宗廟與地緣政治的宮殿社會政治地位的重大變化。
　　由於中國古代都城、都邑是作為政治性物化載體而存在的，因此古代都城研究中涉及的“大城”(或稱“外城”、“郭城”)與“小城”(或稱“內城”、“宮城”)、“郭城”、“內城”與“宮城”問題，“聚”、“邑”、“都”等問題，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政治”的集中體現，這些不同“類型”的古代“社會單元”，應該是不同社會形態的產物。就中國古代都城來看，一般來說，“單城制”的“城”的出現與“邦國”社會形態是一致的，“雙城制”的“郭城”與“宮城”的出現與“王國”社會形態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內城”與“宮城”的出現與“帝國”社會形態是一致的。當然，作為考古學研究的物質載體，物質文化與社會政治二者之間的變化，存在著“時間差”，即物質文化變化一般滯後於社會政治變化。如戰國秦漢時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從“王國”時代進入“帝國”時代的重大變化時期，但是秦漢帝國都城中的秦鹹陽城、漢長安城等還保留著“王國”時代的“雙城制”都城形制，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表明，從“雙城制”變為“三城制”始於北魏洛陽城。
　　古代都城作為國家政治統治中心，國家形態改變了，在都城布局形制上必然會有明顯的物質文化反映，除了“單城制”、“雙城制”與“三城制”外，其重要的“先期”反映，我認為主要表現在宮殿與宗廟的布局形制變化上。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社會”到“國家”出現，從“邦國”、“王國”到“帝國”，它們集中體現在“血緣政治”與“地緣政治”的發展變化方面。“地緣政治”出現與“文明起源與形成”、“國家出現”可能是同步的，“地緣政治”與“血緣政治”從“邦國”、“王國”到“帝國”時代是始終“共存”的兩支主要社會“政治勢力”，但是二者之間的歷史發展變化說明，“地緣政治”與“血緣政治”相比較，前者越來越強，後者越來越弱。宮殿與宗廟在古代都城中的布局形制變化，可以再現這種變化的歷史。“宮殿”與“宗廟”在都城布局上處於“並列”、“共存”於“宮城”之中，應是“王國”時代的重要標示。當“宮殿”與“宗廟”不再是二者“並列”於“宮城”之中，而是“宮殿”中的“大朝正殿”在宮城之中處於“居中”、“居前”、“居高”的時候，“宗廟”被“移出”宮城之外(或都城之外)，這時的“國家”已經是“皇權”(戰國時代晚期的個別“王權”)至上的時代，也就是標示著“王國”時代結束、帝國時代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