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香港越來越多的歷史建築在各界推動下得以保存並煥發新的生命，成為獨特的文化地標。這座被認為“沒有歷史”的城市也慢慢摸索出一條“活化”古建的道路。

    在這條路上，活躍著一位孜孜以求保育文化古跡的學者，他就是香港著名建築學家、香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龍炳頤。新華社記者近日專訪龍炳頤，聽他講述香港古建築活化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保育不能只看建築，還要看產權地權”

    在大部分人的觀念中，香港保留下來的這些歷史建築無非兩類，一類是學校、醫院、警局等政府物業，一類是私人建築。保育前者較容易，保育後者則會因尊重私權而難有作為。

    這在龍炳頤看來“其實不然”。他說，說“私人產權”並不准確，應是“私人共有產權物業”。他以新界吉慶圍為例說，這個圍村裡宗祠、神廟、私塾、圍牆、炮樓等共有建築物幾百年來如一，但每戶村民的住宅卻全變成了各式現代洋樓。

    如今，吉慶圍的古跡已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龍炳頤說，它們得以保留並非政府所為，而是由於這種共有的產權性質，因為宗族裡有人反對就能不拆。

    龍炳頤進一步分析，“只看產權還不夠，還要了解地權才能洞悉真實的故事”。

    他介紹說，在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只有花園道聖約瑟大教堂這塊土地是真正私有，其余皆有使用年限。因此，只要土地到期，不論何種產權物業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補交土地租金，二是土地交還政府。

    知名案例“雷生春堂”的活化便與土地到期相關。龍炳頤說，雷氏後人將古建捐給政府活化，固然有保存家族記憶和歷史文化的因素，也有現實的考慮，因為這塊土地已經到期，且地形狹小，若重建物業成本高收益小。“當然結果是好的”，龍炳頤說，“雷生春現在可供市民共享，實現了雷氏家族、政府、市民多方共贏”。

    龍炳頤總結，保育古建不能只看建築本身，而看不見的土地政策、規劃法律、建築法例三方面因素控制著香港的城市面貌。

    培養共同的理念和互通的話語

    除了硬性的法規和因地制宜的變通，龍炳頤還強調了培養共同理念和互通話語的重要性。

    他說，“活化”古建操作雖然不易，但更關鍵的是政府要有保育自身文化的“遠見”。最低的程度是“知道有什麼“，然後做判斷“保育什麼”，最後才是“怎麼保育”，整個過程非常復雜，需要多方參與，因此要不斷培養大家的認知。

    作為學者，龍炳頤一方面積極教學，為在校學生、政府官員、專業人士等開設相關課程；另一方面擔任不同部門和機構的委員，親身參與政策研究，充當決策智囊。

    龍炳頤說：“我不敢說能教大家什麼，但我想能盡量構建一個平台，讓各方在共同的原則理念下，有互通的話語一起討論和探索面臨的問題，而不是各持己見、自說自話。”

    活化各環節相互配合才算成功

    至於對活化成果的評價，龍炳頤說，每宗案例“各有成敗”。位於尖沙咀、由原水警總部改建的１８８１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如今游人如織、人聲鼎沸，而在龍炳頤眼中，這卻是一個“失敗的保育項目，成功的商業案例”。

    他解釋說，說起“失敗”的原因是活化過程中增加了很多新的假古董，導致真假難辨，“這不符合嚴謹意義上保育的要求”。但他同時指出，活化使１８８１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從幾十年前無人關注的老宅變成知名景點，從旅游和商業角度看是很成功的。

    大澳文物精品酒店、雷生春堂是龍炳頤肯定的案例。他說，這些項目充分尊重了古建保育原則，即用原材料進行表達，盡量做最小改動，還兼顧了建築原有的歷史用途和意義。

    在他看來，“只有活化的理念、手段、過程、結果等各個環節相互配合，才算真的成功”，才能教育公眾，喚醒下一代對香港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