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烏龍江畔胪雷村陳氏祠堂，迄今已有730年歷史，在當地擁有顯赫地位。陳氏家族奉行耕讀傳家，歷經九世，人丁興旺，走出無數知名“鄉賢”。當代最著名者應屬數學家陳景潤。

　　不過，這個承載著家族悠久歷史的祠堂，正四面楚歌，隨時面臨被拆遷的危險，現在它已是一座被廢墟圍困的孤樓。“也就一年的時間，記憶中的童年沒有了。”年輕村民陳少輝呆立在陳氏祠堂前，說話聲音低沉，走路時也盡量蹑手蹑腳，生怕驚擾了那些擺設在祠堂裡的先祖。

　　眼前是一個讓陳氏族人不忍直視的畫面，曾經綠樹掩映的秀麗鄉村風貌蕩然無存。祠堂四周，全是大規模拆遷留下的斷壁殘垣，垃圾遍地，廢棄的磚瓦和枯黃的老樹，大祠堂不遠處本來是一條河湧，可是後來村裡幾乎所有的河湧都被填了，修路建房，曾經清澈見底的溪流如今變成了臭水溝,讓人不勝唏噓。

　　不過，讓陳少輝略感安慰的是，廢墟中的陳氏祠堂依舊保持著往日風采，飛檐翹角、聳峙壁立的青磚大牆前，端坐著一對石獅，昂然雄踞。抬頭望，門牆頂部的青石上镂刻著泥塑浮雕，彩繪著歷史典故，人物栩栩如生。

　　祠堂正面直書日本明治大學博士陳昌瑞先生題寫的“胪峰陳氏祠堂”，顯著位置擺放著陳氏家族的名人先賢的牌匾，他們代表了這個家族的榮耀。盡管當地政府反復承諾不拆祠堂，未曾想就在前幾天，部分村民才知道，陳氏祠堂即將面臨拆遷的命運。“祠堂是村裡的靈魂，以前拆我們的私宅倒好說，但現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們肯定不會答應。”胪雷村老人會會長陳秀光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曾經分散各地的村民正在動員起來，以合力保衛祠堂。

　　保衛祠堂

　　作為閩中望族，胪雷村陳氏家族一直保留著良好的耕讀傳統。據統計，明、清兩代中試秀才、舉人和進士者共有46人。近現代也是名人輩出，最有影響力的可能是曾任民國政府海軍部長的陳紹寬和著名數學家陳景潤。陳景潤是二十五世御房二支，1991年回到胪雷村省親，也最先進入該祠堂拜祖，他的故事一直都是陳氏族人的驕傲資本。

　　從胪雷村走到台灣的名人也舉不勝舉，協助梅贻琦在台創辦並繼任台灣清華大學校長的陳可忠;1945年被派往台灣接受日本投降的台北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後任台灣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陳丞城;1981年從台灣去美國在洛杉矶創辦《國際日報》的陳韬。

　　即便當今，該村裡也出了很多政界、商界和學術界的人才，更是著名的僑鄉，旅外華僑遍布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

　　目前這座占地約4畝規模恢弘的陳氏祠堂，經歷幾次修繕，1947年由陳紹寬親自主持修繕，名列福州眾多宗祠之首。作為涉台、涉僑建築物，改革開放後，由海外宗親再度集資修繕。故此，祠堂充當了和海外華僑聯系的紐帶，但凡村裡組織祭奠先祖的活動，來自世界各地的陳氏後人都會不遠萬裡奔赴至此，尋根叩祖。

　　作為中國傳統家族精神和文化紐帶，祠堂在北方地區幾已消失殆盡，但在南方地區卻得以存留。陳氏祠堂更是一直有著強大的吸附力和號召力。最好例證是每年為村裡老人慶祝拗九節而在祠堂舉辦的“千叟宴”，該傳統已經堅持了32年。“千叟宴”場面極其壯觀，祠堂門外支起了七八口直徑1米的大鍋，百名廚師齊刷刷手拿鐵勺，左右開弓，為幾千名老人炒菜做飯，200張圓桌擺滿了祠堂的各個角落。

　　戲台也是見證，每年都有數場閩劇在此上演，除了本村人，附近也有村民前來觀賞。“站得到處都是人。”胪雷村祠堂管理委員會會長陳正寶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最輝煌時，每月戲班都會帶著鼓、钹，到這個舞台表演那些講述愛情、背叛、英雄和王朝的故事，這個由鑼鼓、絲竹和演員唱腔組成的鄉村記憶，是這個村子傳統的一部分。

　　“福州好多閩劇演員最喜歡在這裡演戲，因為我們祠堂戲台最大，現在沒辦法演了。”陳正寶說這句話時，驕傲中難掩落寞。的確，曾經華麗的戲台如今沾染了一層厚厚的灰塵，繁華落盡，猶如胪雷村命運的真實寫照。

　　近年來，隨著福州火車南站的興建和使用，經過幾輪的大拆大建，這座歷史文化名村被夷為平地，村民四處散居，元氣大傷。在浩蕩的拆遷中，陳景潤的故居也未能幸免，目前，這位蜚聲世界的數學家在村裡留下的足跡唯有陳氏祠堂。

　　此前在拆遷胪雷村時，福州市當地政府反復承諾不拆祠堂，未曾想就在前幾天，部分村民才知道，陳氏祠堂即將面臨拆遷的危機。“這個祠堂是村裡的靈魂，祖祖輩輩傳下來，歷代祖先牌位都在裡面，當年修建祠堂就是為教育下一代。以前拆我們的私宅倒好說，但現在政府又要拆掉祠堂，我們肯定不會答應。”胪雷村老人會會長陳秀光對經濟觀察報說。

　　“我們已經動員起來了。”陳秀光說。曾經星散福州各地的村民開始重新集結，同時村委會、祠堂管委會、老人會和部分村民之間形成價值共識和利益共同體，以此合力打一場祠堂“保衛戰”。

　　與時間賽跑

　　對陳秀光而言，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較量，對手是強大的行政和商業力量，決心保衛祠堂的只有幾位風燭殘年的老人。數十年來，村裡的年輕人為找工作而遷移到城市。過去幾年，隨著政府大力推進城鎮化，又使村民進城的步伐加快，城市周邊鄉村拆遷與反拆遷的對峙不斷上演。

　　如今，又輪到了胪雷村。84歲的陳依明告訴經濟觀察報，“拆遷都搞了七八年。”這位胪雷村最早的支部書記，如今正像村裡的其他老人一樣，准備為陳氏祠堂的命運奔走。

　　胪雷村人對拆遷的抵抗曾讓政府被迫做出讓步。不過胪雷村被拆遷後，村民散居各地，傳統鄉村的人際結構被改變。更現實的是，年輕人都忙著掙錢，無暇顧及村務，“昔日團結的村莊變成一片散沙”。

　　陳氏祠堂的風險也日漸臨近，村民們卻渾然不知。2013年11月份，福州本土的房地產公司——陽光城集團以39.1億元競得福州火車南站附近300畝地，這其中就包括陳氏祠堂。在村民們看來，政府既然已經承諾，就不可能拆祠堂。“從現在情況上看，政府違背了承諾，已經悄然更改了用途。”福建省委黨校社會與文化學教研部教授林怡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她是介入福建祠堂保護的重要學術界人士。

　　學者們卷入到這場祠堂保護運動完全是意外。2014年4月15日，福建省委黨校、行政學院教授一行數人，調研考察陳紹寬故居和其主持修建的胪雷陳氏祠堂。眼前的一切讓幾位學者“十分難受”，胪雷村已成一片廢墟。祠堂附近擁有百年歷史的陳景潤祖居也片瓦無存，此前政府曾承諾保護。陳紹寬故居雖然保住了，但它孤零零立在大馬路對面，和村莊分離開了。

　　陪同考察的村干部憂心忡忡地告訴幾位學者：“我們現在很擔心祠堂能不能保得住，聽說把我們整個村莊都賣給陽光房地產公司了。”

　　目前，村民都不知道祠堂命運如何，傳聞是祠堂也被賣了，要在村外圍蓋個新祠堂。胪雷村沒人答應把祠堂賣掉，前幾年政府答應不會拆祠堂，但現在村莊都被拆成了廢墟，政府也沒派任何人員給村裡講祠堂怎麼辦。外界傳聞讓村委干部寢食難安，他們委托學者到上級部門一探究竟。“如果政府瞞著我們村民把我們祠堂給賣了，全村百姓絕不會答應。”一位村委干部說。

　　接下來的兩天，幾位學者與陽光城集團取得了聯系，得到明確答復：“政府已經把祠堂連同村莊賣給了公司，但拆遷由政府負責，不關陽光的事，作為公司無權限干預。”林怡和幾位學者將此訊息轉告胪雷村干部，他們萬分驚訝、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希望學者幫助向上級部門反映。

　　4月18日，學者們鑒於陳氏祠堂歷史悠久，在海內外有廣泛的影響力，於是將村民訴求形成文字，報送省委省政府領導，並電話、短信聯系倉山區政府主要領導、文物局領導等，建議緊急處置該事件，以免引發嚴重後果。

　　這幾乎是在與時間賽跑。4月20日，被拆遷後散居在外的胪雷村委、村黨支部、村老人會主要人員冒雨回到胪雷祠堂集中，商討這件事。村兩委和村老人會聯合蓋章，請求學者盡快把有關報告幫助送到上級領導手中。

　　未知的結局

　　4月21日，幾位學者再次設法將村民訴求呈送倉山區、福州市主要領導。並從倉山區得到回復，“會盡快與福州有關規劃部門溝通反映。”隨後，學者又借機會將有關陳氏祠堂的調研報告呈送福建省委、省政府領導。

　　不過，區、市兩級政府的回復並不樂觀。倉山區主要領導回復稱：學者們反映情況與事實基本相符，但規劃是福州市有關部門在做，拆遷工期已經被耽擱，區裡也耽擱不起，最遲不能拖過5月10日，如果近期上級領導沒有新的批示，只好“對不起了”。

　　福州市委有關領導則回復學者們：“下周請專家對祠堂再做調研論證：是否涉台和是否是文物，然後再做決定。”次日，學者再次致電區、市文物局領導，請求：“如果召開專家論證會，有關教授應到場。”

　　在城市建設中，文物部門的弱勢，讓幾位學者意識到將希望完全寄托於文物論證上很不現實。也許從涉台文物和兩岸關系角度，或許會有一線希望。

　　4月29日，幾位學者將村民有關保護祠堂的訴求反映至台盟省委、台盟中央領導，台盟領導高度重視，請學者們立即將該祠堂資料呈送福建省文物局和福州市文物局領導。

　　此事開始引起福建省、福州市文物局重視，於當天下午派市、區文物干部到祠堂現場調查，發現該祠堂主體結構依然存有陳紹寬1947年親自設計修繕的部分。學者們奔走的同時，胪雷村也開始行動。村裡一些年輕人暫時停掉了自己在城裡的工作，加入到這場祠堂保衛戰當中，祠堂寄托了鄉土社會中他們的精神歸屬。“這裡的大樹、祠堂和清澈的溪水，就是我在這裡的全部童年記憶，哪怕他後來做生意，我在城裡買了房，但都經常會回到村裡，住上兩天。”一位年輕人說。聽說祠堂面臨拆遷，他義無反顧地回到村裡奔走呼號，目前他的工作主要是負責給前來探訪的學者及媒體記者開車。

　　村民開始成立分工明細的臨時保衛祠堂小組，有人負責籌措經費;有人負責將情況匯報給海內外陳氏家族嫡親和後人;也有人負責向前來調研者介紹陳氏宗祠的歷史淵源和典故;還有人負責將祠堂重新打理得干干淨淨，讓觀者感受到宗祠文化的肅穆。同時，還有人日夜巡邏看守，防止“意外火災”。

　　保衛小組一方面要保衛祠堂，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出現激烈沖突。多位保衛小組成員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他們發現村裡已經“潛流暗湧”。

　　這也正是學者們擔心所在。林怡表示，“作為學者，我們將努力促使各級政府部門盡快與村民溝通，希望事態能夠朝著政府與村民雙贏的結局發展。”

　　不過，目前看來政府更改規劃已經十分困難。同時政府也提出了“解決方案”，即另外找一塊地，政府出資1300萬元，重新蓋一個新的陳氏祠堂。

　　在學者和村民看來，這是一個沒有誠意的解決方案，首先論價值，僅祠堂土建就不止1000多萬，更不要講四畝的土地了。最核心的是，當地政府只將“物”列入評價體系，忽略了祠堂作為家族傳承的風俗和文化價值。

　　“以前祖宗選地方都是有看風水的，幾百年的風水和牌位，都不是亂放亂掛的，每次重修都要舉行慎重的儀式，怎麼能說拆就拆?”一位村民說。

　　殘酷的“鄉愁”

　　胪雷村祠堂面臨拆遷只是福州城市擴張的一個縮影。今年，福州正在力求變成中國東南沿海又一座“超級城市”，計劃到2020年，福州市中心城區城鎮人口將達到400萬，市域總人口為890萬人。城市瘋狂的擴張計劃，以及隨之而來的大拆大建，正讓傳統鄉村以驚人的速度消失。

　　而在中國南方地區，隨著鄉村消失的還包括承載了村莊傳統和習俗的祠堂。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劉泓說，“我們現在所說的鄉愁，全都拆沒了。祠堂在今天社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重要，尤其對於現代化社會。”

　　作為民主黨派的代表，他在去年和今年福建省“兩會”上均提出要保護鄉村祠堂。在他看來，保護祠堂就是留住鄉愁，傳統村落中很重要就是群居的家族生存方式，家族最重要的就是祠堂。

　　鄉村裡蘊藏著巨大的文化遺產正在被日益重視。在全國范圍內約9700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中，80%左右來自鄉村。在學者們看來，如果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保留祠堂、老屋這種傳統文化符號，可能是城市建設最理想的未來。不過在現行的“以土地換資金”的改造邏輯下，這樣的圖景或許只是想象。鄉土社會祠堂和城市建設矛盾的根源在於地方政府的政績需求，在一些政府官員看來，和保護祠堂相比，豪華酒店、高檔社區才能讓城市更有面子。

　　如何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中“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以及中央提出的保護好祖國的青山綠水，要讓子孫後代記得住“鄉愁”的要求，顯然還有很長的距離要走。

　　即便中央三令五申，依然無法阻止一些地方政府的“造城”沖動。為更有利於進行土地統籌、推動城鎮化運動，福州市政府成立了“福州市土地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主任由福州市政府主要領導擔任。

　　不過在福建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看來，“這場宣稱為改造鄉村面貌的城鎮化運動，卻在執行過程中和主旨背道而馳，從目前看來，地方政府仍然希望用土地財政帶來新的一波增長。但是這種用粗暴的行政和商業力量斬斷了傳統鄉村的人文結構，為未來的矛盾沖突埋下隱患。”

　　盡管宗祠在鄉村社會實際事務中的發言權也越來越低，作為宗族也漸漸成為一種隱形的存在，但在王利平看來，祠堂文化之所以綿延千年，肯定有它的價值。既為地方基層治理中，提供了維持社會穩定的“緩沖”地帶;也為傳統的延續提供了載體，很多家族成員的精神和人格教育都在祠堂裡那些先賢的故事當中無形的完成了。而如果地方政府為了眼前利益拆掉祠堂，意味著動了家族的精神“奶酪”。

　　事實也正如此，當胪雷村准備用學者上書保衛祠堂時，距離五公裡左右的浦下村劉氏祠堂此刻也正“四面楚歌”，村民們也正准備迎接即將到來的一場祠堂保衛戰。

　　劉氏祠堂歷史迄今600多年，1480年左右建成，目前供奉了1100尊祖宗的神宗牌位。歷代都有重修，現在這座祠堂是2006年劉氏家族籌資數百萬元修繕的，所謂重修，只是把破碎了的材料進行更新，因為祠堂要保留歷史傳統，故此地基始終未變，所有規格款式都是按過去的保留下來。

　　一年前，這裡還是一幅閩中水鄉景色，祠堂、老屋、江水、榕樹……誰也沒想到一年後這裡就變成了孤立無援的“城中村”，猶如鑲嵌在高樓大廈之中。大面積的濕地被填埋，一棟棟高聳的“江景房”拔地而起。那種神速讓村民猝不及防，快到幾頭奶牛都來不及殺，躺臥在大榕樹下無草可吃。

　　倉山浦下村有劃龍舟的傳統,村裡每年都要舉行劃龍舟比賽，該村龍舟隊已經連續幾年摘得福州市龍舟賽桂冠。聽聞劉氏祠堂即將面臨拆遷，村民們紛紛群情激昂。

　　浦下村劉氏宗祠老人會會長劉光安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我們不怕政府派人來，大家溝通下，讓他們了解民意，就怕他們不來。”

　　作為老人會會長，他深切體會到祠堂對於社會穩定的價值，他說那是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哪怕從村裡走出去的暴徒，或者地痞流氓，只要來到祠堂，都會對族長們規規矩矩，不敢輕舉妄動。”他說。

　　他認為：“祠堂本身就具有教育及共建和諧社會功能，作為政府，應該幫助我們管好、保護好傳統祠堂才對，而不是隨便一聲令下就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