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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河北學者梁勇經過近半年的實地考察和研究，提出一論斷：國寶四羊方尊的首次出土地(原屬地)不應該在湖南寧鄉縣，可能在河北廣宗縣。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後，湖南學者紛紛站出來反駁梁勇的論據和論證，稱其論斷缺乏基本常識，四羊方尊不可能出土河北廣宗縣。梁勇和廣宗地方文化學者對湖南學者的質疑一一回應，並指出，廣宗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一神秘人物與四羊方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就是民國時期的廣宗縣縣長姜榓榮，是姜把這件國寶從廣宗縣帶到湖南寧鄉，目的是為了保護戰亂中的國寶。就在“湖南寧鄉說”、“河北廣宗說”的爭論處於白熱化之際，有學者又稱，我國許多國寶身世撲朔迷離，呼喚以此事為契機，用嚴謹的學術精神尋回國寶背後的歷史真相。

　　“河北廣宗說”：四羊方尊是從河北廣宗帶到湖南寧鄉的

　　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國寶青銅器、商代禮器四羊方尊，被標注為：1938年出土於湖南寧鄉。所以寧鄉人一直把它尊為該縣的文化標志。可是在河北廣宗縣縣城的顯要地段，2007年就建起了一座四羊方尊公園。其中有什麼原由？這引起了河北學者梁勇的好奇。經過實地調查和考證，梁勇認為，國寶四羊方尊首次出土地應該在河北省廣宗縣。“湖南寧鄉出土的四羊方尊是咱廣宗的，是姜榓榮帶過去的。”廣宗縣文明辦主任鄭蘭華對記者說，20多年來廣宗縣的文化學者經過考證、調查、采訪，擁有充分的證據和大量的見證人，證明四羊方尊在1938年前曾現身廣宗縣。

　　姜榓榮何許人？《廣宗縣志》載：姜榓榮(1900～1986年)，湖南寧鄉縣黃材區月山鄉龍泉村左家灘人，1929年畢業於中國大學(孫中山創辦於1921年，1949年3月停辦)，1931年考取廣宗縣長。廣宗當地人稱，姜榓榮是民國時期少有的開明縣長，為了保護國寶四羊方尊免遭戰火破壞，是他暗暗將其運回家鄉埋藏起來的。

　　姜榓榮究竟是如何保護國寶的？四羊方尊究竟與廣宗縣有何淵源？

　　據廣宗縣政協機關事務管理處的王增勉說，1990年，他和時任廣宗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的陳永修一起訪問過與姜榓榮共事的廣宗文人王緘三(1991年病逝)。據王緘三回憶，1933年秋，姜榓榮得知廣宗境內不斷有盜墓賊在沙丘平台和西漢廣宗王劉如意墓盜掘文物，隨即派警察嚴密追查，將被盜文物收到廣宗縣府，保存在縣衙西側監獄內一個叫“四間房”的密室。有一次，姜榓榮與王緘三等五位同事一起到“四間房”查看文物，王緘三清楚記得一件被稱為“四龍四羊尊”的青銅器，中間是空的，大概可以盛下一瓢酒，有人輕輕敲了一下羊頭，發出類似羊叫的聲音。王增勉說：“後來，王緘三在歷史課本上看到四羊方尊的照片，說與他曾看到的那件寶貝一模一樣”。

　　在當時廣宗縣的紳士階層和上層人物中曾親眼目睹過這個被稱為“四龍四羊尊”的不乏其人。家住廣宗縣城的88歲的賀春順回憶說，在他10歲的時候，廣宗縣督學王耀生和歷史老師呂賢文兩位先生曾拿著一張四羊方尊的照片給同學們看過。另外，見過此照片的還有廣宗縣南街村民周大鋒、吉挺貴等人。

　　為了進一步弄清歷史真相，廣宗縣政協原主席李雲豪曾經設法找到姜榓榮的侄子，試圖請他們說清其中的真相。姜榓榮的後人對此極為敏感，緘口無語，拒絕表態。“如果姜榓榮的後代出來證明，如果能找到當年的那張照片，那就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依據，目前我們正在努力做工作。”梁勇稱，只要證明是姜榓榮把四羊方尊帶入湖南寧鄉的，那麼歷史教科書就得改寫。但是，四羊方尊究竟出土於廣宗縣哪裡？還有待進一步論證。

　　“河北廣宗說”PK“湖南寧鄉說”：各執一詞，疑雲重重

　　截至目前，四羊方尊出土“河北廣宗說”與“湖南寧鄉說”已經進行了兩輪辯論。雙方各自列舉證據，唇槍舌劍。

　　爭論焦點一：商代寧鄉屬“三苗之地”，有無商文化層？

　　“四羊方尊這等顯赫的商代貴族禮器，豈能掩埋在遠離商王朝貴族的地區呢？三苗之地不具備如此高超的青銅器鑄造技術。”梁勇質疑稱，曾有學者認為，四羊方尊是後人帶入寧鄉的，原因就在於寧鄉當時不具備出土四羊方尊的歷史和文化基礎。他還列舉出譚其骧先生編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稱這本權威著作曾把所有文獻和考古發現的商代方國、城邑遺址進行印證後，繪制在《商代地圖》上。而寧鄉沒有任何商代城垣和方國大邑的記錄。

　　針對質疑，湖南省寧鄉縣文物局副局長李喬生稱，在四羊方尊出土地周圍，經考古發掘，發現有商代文化層，出土紅燒土和方格紋、繩紋等陶片，時代與四羊方尊相同。曾主持炭河裡遺址考古發掘的湖南大學教授向桃初介紹稱，湖南炭河裡遺址是一個區域文化的中心聚落，很有可能是西周時期某個地方方國都城所在地。他認為，出土器物包含有商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因素，說明寧鄉黃材一帶出土的大量青銅重器和炭河裡城址有直接關系，亦屬同一個文化共同體。

　　爭論焦點二：四羊方尊為後人帶入湖南寧鄉的，但究竟是誰？

　　李喬生也承認四羊方尊可能是後人帶入的說法，但他認為，四羊方尊為中原商代移民帶入寧鄉的。湖南省博物館原副館長傅舉有也認同這一說法，他分析稱，商代晚期甚至西周時期湖南土著文化並不具備鑄造四羊方尊等精美重器的技術條件，而寧鄉、長沙等周邊地區都沒有古銅礦遺址也沒有豐富的銅礦資源。這些銅器很可能來自於外面。他推斷，由於當時戰亂不休，原住中原的商人中的一支部落在其首領的率領下來到了寧鄉，與當地民族融合交流，創造了青銅文化。

　　湖南大學教授向桃初則認為，是“三苗”後裔遺留之物。“受到強大的周王朝勢力壓迫，江漢地區的政治集團或方國攜帶象征國家政權的青銅器，與部分被滅國南逃的商朝遺民一起經過湖北東南，沿洞庭湖東岸進入湘江流域，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入鄉隨俗，改變原來的生活習俗，與本地土著民族密切結合，在這裡修造城池、建築宮殿，也鑄造青銅器，從而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炭河裡文化。

　　“後人帶入說湖南學者已經承認，但他們認為是西周滅商後，商人帶到寧鄉的。這從文獻到考古，都缺少證據。”梁勇稱，《史記》等文獻都記載：西周滅商後，將帝辛之子武庚遷於朝歌以北，置邶、鄘、衛三國，設置三監以監督，結果三監與武庚聯合叛亂，後被鎮壓，於是商民集中在河北的邯鄲、石家莊、保定一帶。“三苗”後裔遺留之物說更無依據，那時不可能超越禮法制度制造和保留商代王室用的禮器。“應該是抗戰前從廣宗卸任的縣長姜榓榮為保護四羊方尊從河北帶入湖南老家埋藏起來的。”梁勇稱。

　　針對以梁勇為代表的“河北廣宗說”的質疑和舉證，湖南學者一一回應，又提出了兩大質疑：

　　質疑一：“河北廣宗說”時間不符、常識錯誤。

　　湖南省博物館原館長高至喜稱，當地農民姜景舒1937年在自家紅薯地裡發現了四羊方尊，只是當時以為刨在了“石頭上”，沒有繼續往下刨，第二年才刨出了四羊方尊。這與1938年姜榓榮返鄉時帶入的說法不符。另外，高至喜稱，四羊方尊上面的銹跡是黑亮的，只有在南方的酸性土壤中才會形成，廣宗的鹼性土壤環境不會形成。

　　質疑二：四羊方尊出土後姜榓榮不可能緘口不語。

　　“如果姜榓榮為保護四羊方尊從河北帶入湖南老家埋藏的話，方尊發現後，姜就在老家為何不回應？”高至喜稱，姜榓榮系自己的老師，從未對他提起此事。湖南省文物局文物保護處處長熊建華認為，姜榓榮在1938年回到寧鄉，可能帶回的是類似四羊方尊的器物，而因器物之間的形似，有可能被廣宗當地老人誤認為是四羊方尊。

　　對以上種種質疑，梁勇也一一給予回應：

　　回應一：1937年發現與1938年發現沒有任何區別。因為姜谧榮是1935年從廣宗卸任，他有充足的時間返回家鄉珍藏這件國寶。即便是1937年發現它也並不意外。另外，由於青銅器的銅、錫、鉛含量不同，呈現黑、紅、黃等不同顏色。四羊方尊的青銅器本身是黑色。其次，黑色銹斑若是酸性土壤所成，也並不能證明寧鄉的唯一性，廣宗縣也有酸性土壤。

　　回應二：姜榓榮緘口不語，是因為他珍藏國寶的初衷，本來是為了保護國寶，防止動亂中落入侵略者之手。但是，後來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陷入可能被懷疑侵吞公產的境地，所以只能三緘其口。廣宗縣所有的人證都指向了姜榓榮帶走了四羊方尊，不可能所有人都誤認，這也是常識。

　　四羊方尊出土河北廣宗尚需實物證據

　　假如正像“河北廣宗說”所稱，是姜榓榮把四羊方尊帶入湖南寧鄉的，那就意味著四羊方尊的出土地要改寫。那四羊方尊的出土地究竟在哪裡？它最終將情歸何處？“河北廣宗說”有兩種說法：一是，可能出土於廣宗縣、威縣交界處的西漢廣宗王劉如意墓。二是，可能出土於廣宗縣沙丘平台遺址。

　　廣宗縣的李雲豪、王增勉，威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金鵬和廣宗縣地方志辦公室主任谷華池等，多次到廣宗縣、威縣交界的西漢廣宗王劉如意墓所在地附近的高廟村訪問。他們稱，據當地一位老人回憶稱，在陵台邊刨樹根時曾挖出了一件“小石羊”。後來證實那東西“不像石羊，倒像是烏金的(就是青銅器)，可能是個香爐。”據王增勉與陳永修1990年對王緘三采訪回憶，王緘三也稱，四羊方尊是廣宗王劉如意墓出土的。

　　梁勇稱，“從四羊方尊的紋飾到器形，學術界都認為是商代晚期青銅禮器，如果真的是出土於西漢廣宗王劉如意墓的話，只能質疑和推翻這裡是廣宗王劉如意墓的說法，因為不可能在西漢廣宗王的隨葬品裡存有商代王室禮器。”就這一問題，記者請教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一位考古專家，他稱，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四羊方尊不可能在西漢廣宗王的墓葬裡出土，這不符合封建禮制。

　　梁勇通過對殷商王室以及王畿周圍相關方尊和羊首青銅器造型進行對比，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四羊方尊顯然是在商朝晚期王室禮器尊的基礎上，經過發展改進，突出了羊首形象而成就的一件顯赫的禮器。鑒於沙丘平台遺址的王室規格，梁勇做出了大膽的假設和推論———四羊方尊在廣宗的原始隨葬地或者最初出土之地，應該與商朝末年帝辛在沙丘的王宮禮器有關，或許是商代末期沙丘宮代表性器物。

　　據河北省文物局項目管理處處長張文瑞介紹，沙丘從來沒有進行過考古挖掘。“沙丘有商代文化遺存，面積不小，應該在地下。”針對廣宗縣文物工作人員所稱，沙丘曾出土過商代的陶鬲、罐，戰國陶壺、板瓦及玉飾和青銅器殘件。張文瑞說，沙丘平台周邊老百姓揀到這些東西有可能，據他考察，邢台地區商代的陶鬲等文化遺存很多，很多老百姓都有收藏。對於四羊方尊是否可能出土於沙丘平台，張文瑞認為，有待尋找充分依據去證明。

　　四羊方尊身世的考證沒有結束，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和線索。更為重要的是，對四羊方尊國寶身世的考證，向業界提出一個重大課題：對於那些身世存在疑點的國寶，文博工作者、專家學者應該重新進行嚴謹的考證與研究，避免錯誤信息的誤導，最大程度地還原國寶背後的歷史真相。梁勇最後說出了他的初衷———“我們對四羊方尊身世的追問、對其出土地的追尋，其真正意義也正在於此。我們呼吁更多學者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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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高58.3厘米，重約34.5公斤，端莊典雅，優美雄奇。1995年版《寧鄉縣志》如此記載：“民國27年(1938年)農民姜景舒兄弟在月山鋪(今月山鄉龍泉村)轉耳侖山腰種地時，掘出四羊方尊”。1938年5月，湖南省寧鄉縣黃材鎮古董商張萬利以400光洋購得四羊方尊。後轉手到了長沙，隨即被政府沒收，交湖南省銀行收藏。1938年下半年，湖南省銀行為避戰亂，西遷沅陵。四羊方尊在日軍空襲中碎成20多塊。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專家蔡季襄在中國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的倉庫中，找到了四羊方尊碎片，他請湖南省文物管委會的張欣如修復了四羊方尊。1959年被中國歷史博物館調至北京，現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