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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牌坊

日期:2016/12/15 15:33:53      編輯:古代建築名稱

  規模數量世罕。
  歷經劫難毀幾盡。
  文物重現逢盛世。
  泉州府城古牌坊——留正“三朝元老”坊、謝光“良二千石”坊、蔡清“理學名臣”坊、黃光生“尚書”坊、黃鳳翔“榜眼”坊、施琅“上將能宣力、南紀盡安流”坊、傅伯成、傅伯壽“忠節”坊、梁克家“褒繡”坊、莊夏“忠敏流光,文獻濟美”坊、俞大猷“昭代名將”坊、黃培松“狀元”坊、曾從龍“狀元”坊、“小山叢竹”坊、李森“急公尚義”坊、史朝賓“進士”坊、“豸繡承恩”坊、萬正色“宮保提督”坊、
  安海古牌坊——“石井書院”石坊、蔡氏“節孝”坊、“天妃宮”坊、金墩“鞏溪衍派”山門
  豐州“二坊合一”式古牌坊——陳大玠父子“孝子”“進士”坊
  石獅施琅“南邦寄重”坊

  一百多年前,古城泉州牌坊林立,其造型之美、數量之多,蔚為奇觀。

規模數量世罕

  清末是泉州牌坊的全盛時期,晉江縣城亦即泉州郡城。

  據清·道光《晉江縣志》記載,晉江境內泉州古城內外先後共有牌坊399座,其中宋坊99座、明坊172座、清坊128座。至清·道光十年(1830年)尚存195座,其中宋坊5座(均在城內)、明坊73座(城內49座、城外24座)、清坊117座(城內13座、城外104座)。

  道光、同治年間,牌坊數量劇增至200座以上。泉州城內和東門外仁風街便集中了牌坊140余座。

  《晉江縣志》記載,中山路鐘樓至承天巷口清· 道光年間尚存有5座牌坊:良二千石坊、理學名臣坊、尚書坊、榜眼坊、“上將能宣力、南紀盡安流”坊。

  泉州牌坊是一種文化載體,每一座牌坊不但雕刻精美,且都有一段故事。其按作用可分為界坊、功勳坊、學位坊、節孝坊等。界坊多立在街區、書院、寺院之前,對入口起到強調作用,如泮宮坊、鏡山書院坊、朱文公講院坊等;功勳坊、學位坊多立在城內或名人故裡,也有立在事跡發生地,起教化作用,如褒繡坊、“急公尚義”坊、“昭代名將”坊;而節孝坊則多立在城外,縣志載道光十年(1830年)存節孝坊共116座,城外達101座。

  1926年底,廈門大學教授陳萬裡、張星烺和德國考古學家艾克教授三次泉州訪古。

  艾克教授一照片中大榕樹左側為東門外石牌坊群之一部,右側建築為李公祠,遠處高山為清源山右峰。一照片大榕樹陰處俗稱“辭客”,因舊時送葬隊伍到此停棺,親友可拜棺先行辭去。榕樹下彎道上牌坊林立,坊下石板路為泉州城通往洛陽橋的古官道。一照片為東門外部分牌坊群,其中牌坊多數為節孝坊,背景高山為清源山,照片左側牌坊空隙中可見遠處泉州古城東北城牆挺立之雄姿。

  張星烺在《泉州訪古記》中寫道:“街中石牌樓甚多,難以枚舉,皆表旌婦女節孝、官吏功勳、士子學位,俱可以示游客地方文化事業之精進、人民財力之厚富也。”“馳車遠望東門外石牌樓如森林狀,誠壯觀也。”

  陳萬裡在《泉州第一次游記》中寫道:“往觀東門外市梢牌坊,接二連三的約有數十。兩牌坊間的距離,遠的約有丈余,近的只有4尺,密度如此,為向來所未見。”

歷經劫難毀幾盡

  從民國初年到“文革”時期是泉州牌坊群歷經劫難的時期,古城牌坊群損毀幾盡。當時,人們尚未認識牌坊群的文化價值,反而將其作為封建統治的象征和經濟建設的障礙加以鏟除。

  一、民國初期,拆毀黃培松狀元坊和施琅將軍坊 。

  辛亥革命勝利後,泉州同盟會以黃培松曾經在廣州參與審判並處決黃花崗烈士,憤而發動群眾將其狀元坊拆毀。

  泉州同盟會以施琅扶滿反漢而議定拆除。因施琅後裔亦參加革命且有重大貢獻者,准其族人自拆。部分構件今存開元寺。

  二、拆城拓路時期,城內主要街道多數牌坊被毀壞。

  民國十年(1921年)開始,泉州古城經歷了為期十余年的拆城拓路時期,建成縱貫南北的中山路和數段支路,同時也拆毀了城內主要道路上的牌坊群。古城雙門前至南門原有牌坊約20座(其中明坊17座),僅存南岳後街俗呼“打槍坊”等3至4座牌坊,其余牌坊悉數拆毀。拆下牌坊構件,較完整精美的被人收購,其余則敲碎充作鋪路石子。

  1926年,泉州民辦汽車路有限公司修建泉州至萬安橋南公路,原方案需要拆除仁風街石坊群,後來技術人員提出填湖築路的第二方案。經比較,仁風街在東湖邊為一條弧線,線路較長,征地賠償費用高,第二方案從東湖填土築路(形成今日東湖街的前身),線路較直,征地費用降低足以彌補填土增加的費用,從而使東門外牌坊群僥幸逃過一次大劫。

  此間曾掀起破除迷信運動,東岳行宮和元妙觀首當其沖,後來導致“萬山第一”坊塌圮,其坊額今收存於大開元寺內。

  三、1955年-1967年疏通道路和“破四舊”,泉州古城內外遺存的牌坊拆除幾盡。

  1955年,公路部門以妨礙通車為由將東門外至仁風街頭數座貞節坊拆除,此風一發不可收拾,殃及其他牌坊。

  當時,有關部門曾就泉州牌坊的處理問題報告國家文化部,1955年5月,國家文化部函示:“一、這些牌坊可選擇少數雕刻精美、藝術價值較高的,適當保存,如有危險,可視具體情況及現有力量予以加固。二、藝術價值較低者,如有危險或妨礙交通時,可以測量照相後予以拆除。”此函僅要求對少數牌坊適當保存,實際上為大量拆除牌坊開了綠燈。

  此後,東門外牌坊被陸續拆除,如東門外“勞績懋著”坊。城內牌坊亦未加保護。東街原有石牌坊18座其中明坊15座,至解放初期,尚存“豸繡承恩”坊、“宮保提督”坊等4座跨度較大的石坊。

  1961年一個夏夜,東街行春門附近的史朝賓進士坊被台風刮塌,次晨便開始拆除。

  1962年,台灣海峽關系緊張,泉州城軍隊調動頻繁,以疏通道路為由,將東街和東門頭牌坊悉數拆除。牌坊部分構件由泉州文管會收藏於開元寺。至“文革”前夕,泉州仁風街數十座牌坊所剩無幾,石坊構件被當地民眾挪作他用,雕刻精美的石構件成為豬圈的窗戶。

  1966年的“破四舊”旋風席卷全國,泉州古城內外牌坊亦遭厄運。最令人痛心的是,曾從龍狀元坊亦毀於一旦。到“文革”末期,古城內外已見不到成群的牌坊,城內僅存“小山叢竹”坊;泉州城東門外數十座牌坊只剩下“急公尚義”坊。城外仍可見個別幸存牌坊,往往淪為他用,面目全非。石獅市原屬晉江縣境,其城隍廟後不遠有一處二層民房,將施琅將軍“南邦寄重”坊夾建其中,這座重要的牌坊雖屈於檐下,卻藉以幸存至今。

文物重現逢盛世

  千年積累而成的泉州牌坊群是名城泉州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也是研究泉州石刻建築藝術的露天博物館和研究地方史的石刻檔案館,它的轶毀是泉州地方文化的巨大損失。在一定條件下搶救和恢復古城牌坊景觀,是當代建設者的歷史責任。20世紀最後10年,迎來泉州牌坊恢復光大的時期。

  1992年建設東湖公園時,在湖心主景區修建了11座鋼筋混凝土結構花崗巖貼面牌坊,這是當代建設者恢復泉州牌坊群景觀的初次嘗試。然而只有抽象形式,缺少文化內涵。

  1995年,在泉州東北郊外施琅將軍墓園和施世綸墓園各復建“欽賜御葬”仿古石坊和數座石亭,在俞大猷公園建造4座仿古石牌坊,均為四柱沖天式,形制古樸。

  1997年在東街拓寬改造同時,以恢復古城牌坊為主要景觀,規劃建設了步行街—狀元街。狀元街在東街南側,長約300米,自東而西建造了7座牌坊。

  第一座是“豸繡承恩,內台執法”坊,原址在東門街,此次采用原坊構件,不足部分根據照片檔案依原樣重建於南俊巷北清白源井西側。

  第二座是狀元坊,上镌刻六位文科狀元的大名和科年,顯示泉州歷史上人文的鼎盛。

  接下去是“太康永肇,見龍在田”、“白雲古地,北辰垂象”、“四門學士”、“岳獻海邦”、“海濱鄒魯”等牌坊,自東向西錯落分布。

  坊額和對聯繼承泉州歷史文脈。

   如“海濱鄒魯”語出紫陽朱文公(朱熹),其坊聯“八閩形勝無雙地,四海人文第一邦”,原為泉州州署官衙門聯,系南宋·狀元、泉州名宦王十朋所撰;( 《泉州人名錄·朱熹、王十朋》)

  “岳獻海邦”坊,其聯對“清紫葵羅鐘間氣,蒙存淺達有遺書”,系探花黃贻楫為北京泉州會館撰;( 《泉州人名錄·黃贻楫》)

  “四門學士”坊柱聯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為唐·文學家歐陽詹故居撰題。( 《泉州人名錄·歐陽詹》)

  狀元街牌坊群在建造工藝、觀賞價值和文化內涵等方面均超過東湖公園等處的牌坊群。新建牌坊多為界坊,如清源山、靈山聖墓等風景名勝及百源寺、崇福寺等寺院入口處。

  1999年,泉州中心市區美食街南北端新建2座清式石木結構牌坊,精巧華麗,坊額“溫陵美食街”為施永康市長親題。這些牌坊的建造,美化了環境,營造了相應的歷史文化氛圍。

泉州府城古牌坊

  留正“三朝元老”坊:

  宋木牌坊,位於西街開元口對面的上坊巷中,為宰相留正立。已廢。( 《泉州人名錄·留正》)

  謝光“良二千石”坊:

  在奎霞巷口,為明·潮州知府謝光立。民國初尚存,後毀。坊匾及部分構件先為其後裔保存,今為南建築博物館收藏。

  蔡清“理學名臣”坊:

  明坊,在鐘樓腳南街頭,為明·禮部侍郎蔡清立。已廢,清·鑒湖張植發重建。道光尚存,後毀。( 《泉州人名錄·蔡清》)

  黃光生“尚書”坊:

  在陽義鋪終節坊南、清忠侍御坊北,約今圓石巷口一帶,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為刑部尚書黃光生立。民國初尚在,後毀。坊匾、坊主中央名石、建坊官員題名石俱在,今為南建築博物館收藏。 ( 《泉州人名錄·黃光生》)

  黃鳳翔“榜眼”坊:

  在陽義鋪理學名臣坊南、冠英坊北,即奎章巷偏北街中,為明·隆慶二年(1568年)戊辰科進士第二名黃鳳翔立。道光尚存,後毀。( 《泉州人名錄·黃鳳翔》)

  施琅“上將能宣力、南紀盡安流”坊:

  清坊,約在奎章巷口偏南、南街教堂口一帶,為清·水師提督、靖海侯施琅立,民國初尚存。辛亥革命勝利後,泉州同盟會以施琅扶滿反漢而議定拆除。因施琅後裔亦參加革命且有重大貢獻,准其族人自拆,坊匾名石及其他牌坊構件搬回晉江衙口,為施氏族人收藏保存。部分構件今存開元寺。(參見泉州歷史網 《泉州人名錄·施琅》)

  傅伯成、傅伯壽“忠節”坊:

  在泉州城內真濟鋪花巷新路埕東接許厝埕,西面被新華路南北貫穿。埕尾原有木牌坊一座曰“忠節坊”,是為南宋·太師傅伯成、少師傅伯壽立,迄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只剩木柱兩根。( 《泉州人名錄·傅伯成、傅伯壽》)

  梁克家“褒繡”坊:

  宋坊,位於東街縣學口(今第一醫院)。北宋·紹興三十年(1160年)為梁克家立狀元坊,郡守姚憲為梁克家立衮繡坊。( 《泉州人名錄·梁克家》)

  莊夏“忠敏流光,文獻濟美”坊:

  位於莊府巷,為宋·少師莊夏等立。(參見《泉州人名錄·莊夏》)

  俞大猷“昭代名將”坊:

  明坊,位於州頂舊衛署前,為抗倭名將俞大猷立。( 《泉州人名錄·俞大猷》)

  黃培松“狀元”坊:

  清坊,位於西街開元寺口,為黃培松立,民國初尚存。黃培松,清·光緒六年武科狀元,辛亥革命勝利後,泉州同盟會以黃培松曾經在廣州參與審判並處決黃花崗烈士,憤而發動群眾將其狀元坊拆毀。(參見泉州歷史網 《泉州人名錄·黃培松》)

  曾從龍“狀元”坊:

  宋坊,位於新門街關刀埕石獅王,為樞密使曾從龍立,古樸莊重。1966年的“破四舊”中毀。( 《泉州人名錄·曾從龍》)

  “小山叢竹”坊:

  宋坊,立於第三醫院內的朱文公講院,坊額“小山叢竹”為朱文公手書。原為三間四柱沖天式,今僅存一間二柱。( 《泉州人名錄·朱熹》、《泉州書院·小山叢竹書院》)

  李森“急公尚義”坊:

  原為明坊,立於泉州城東門外東岳行宮口,為李森立。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李森裔孫、宰相李光地為紀念其八世祖李森獻谷赈饑及餌平鄧茂七軍的德政,上奏朝廷,康熙帝御筆賜“急公尚義”坊額,重修牌坊。重修後為三間十二柱五樓,保存尚完善。( 《泉州人名錄·李森、李光地》)

  史朝賓“進士”坊:

  位於東街行春門附近,明·嘉靖丁未為史朝賓等立,1961年被台風刮塌後拆除。( 《泉州人名錄·史朝賓》)

  “豸繡承恩、內台執法”坊:

  石牌坊,原址位於東門街,解放初期尚存,後廢。1997年在東街拓寬改造時,采用原坊構件,不足部分根據照片檔案依原樣重建於南俊巷北清白源井西側。

  萬正色“宮保提督”坊:

  位於東街,清代石牌坊,為萬正色而立,解放初期尚存。( 《泉州人名錄·萬正色》)

 安海古牌坊

  “石井書院”石坊:

  四柱三門,造型優美,石匾正面刻“石井書院”(或曰“晦翁朱先生祠”),背面刻“文明氣象”。原立於安海朱祠門外(今舊鎮政府前),已毀多年。( 《泉州人名錄·朱熹》、《泉州書院·石井書院》)

  蔡氏“節孝坊”:

  為雙柱單門三層石坊,形制別致,雕刻精美。原建於安海上帝宮(當興境),系清朝為楊士淑之妻蔡氏立,俗稱“楊厝坊”,惜毀於“文革”初期。

  “天妃宮坊”:

  在安海朝天宮(天妃宮)前,明·萬歷二年(1574年)黃伯善建“神山觀”立石華表,正面刻“山海壯觀”,背面刻“蓬瀛別界”,四柱三門,聳立海邊,曾與寺觀一起構成“海吐珠宮”一景,惜已無存。 ( 《泉州人名錄·黃伯善》、《泉州寺廟·朝天宮》)

  金墩“鞏溪衍派”山門(牌樓):

  建於安海金墩鞏溪口(今金墩祠堂前),結構極富閩南地方特色,共由12根方形石柱構成中間一大兩邊二小三個門道,上面覆蓋三重飛檐翹脊的屋頂,頗為獨特。可惜今天已找不到這座山門原物了。

豐州“二坊合一”式古牌坊

  在南安市豐州鎮大坑村的一條古道上,有一座建於清·乾隆六年(1741年)、集“孝子”與“進士”兩種牌坊於一體的石牌坊,系至今為止泉州地區發現的較早、保存較完整的、而且是罕見的“二坊合一”式牌坊。

  牌坊高6米,寬4米,正面橫梁上刻“建坊崇祀忠孝祠累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陳大玠”,落款為“乾隆六年”;背面則是表彰陳大玠之父教子有方的進士牌坊。( 《泉州人名錄·陳大玠》)

  相傳,明清時期,這一帶虎患嚴重。恰逢政府准備撥款,為陳大玠修建牌坊。當時為了節約資金,就將兩座牌坊“合二為一”,正面為“孝子”坊,背面則為“進士”坊,而將節約下來的錢,修了這條古道。

石獅施琅“南邦寄重”坊

  俗稱“施琅坊”、“館頂坊”,位於石獅市寬仁街館頂,距城隍廟後不遠處。宋、元以來,該處建有驿館,清代改為泛地公館,故名館頂。公館前有一條由永寧、深滬等沿海村莊通往泉州府城的官路。南邦寄重坊就屹立在官路上。

  坊為施琅將軍( 《泉州人名錄·施琅》)謝世後所立,正面朝泉州府城,為花崗巖石質重檐式仿木結構,寬7.5米,高9.5米。有正方形立柱4根,分門道為3孔。中門石柱高6.66米,柱徑寬0.38米見方,門寬3.26米。頂端翹脊原有輝綠石“恩榮”牌一方,今無存。

  “恩榮”牌下,有一長匾,镌“南邦寄重”四字,為康熙帝賜額;背面镌陰刻楷書“忠勇性成”,字徑36厘米見方。

  長匾與橫梁之間,另嵌一石版,以陰文寸楷镌刻施琅官銜榮寵:“太子少保、光祿大夫、內大臣、解賜御衣龍袍、褒賜詩章、三賜御膳、兩蒙天恩存問、二次特譴宗室大臣額附部堂侍衛郊外勞接、乾清宮暢春院召對掖起賜坐、欽命靖海將軍兼管福建水師提督台澎水陸軍務、封靖海侯世襲罔替、贈少傅、崇祀黉宮、謚襄壯施琅”。

  “南邦寄重”語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九月十六日康熙帝派員《谕祭(施琅)第三次文》:“上將權隆,控大洋而膺節钺;南邦寄重,開炎徼以作屏坦。”

  “忠勇性成”語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初十日康熙帝晉封施琅為靖海侯的《封侯制诰》:“以爾忠勇性成,韬钤夙裕,兼能洞悉海外形勢,特簡為福建水師提督,前往相度機宜,整兵征進(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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