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龜背形刮削器再現了50萬年前內蒙古大地上人類的生產生活、烏蘭察布戰國虎銜鷹金牌展示了早期草原游牧民族精湛的工藝、錫林郭勒北朝銀鎏金浮雕西洋人物花卉紋缽見證了北朝時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當我區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辦公室工作人員收到各盟市旗縣上報的文物普查信息時，忍不住感歎：原來咱內蒙古還有這些寶貝!

    從2012年至今，全區的文物工作者除了要完成日常工作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國家任務——進行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簡稱“一普”)，換言之就是要摸清我區國有可移動文物收藏總量的家底，並給這些文物辦理“身份證”，此項工作將在今年年底全部完成。自治區文化廳巡視員、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安泳锝表示，這是一次涉及面廣、繁瑣復雜的文物基礎調查，小到一枚銅錢，大到一輛勒勒車，文物工作者都要進行登記備案。此次普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首次針對可移動文物開展的普查，意義非同尋常。

    壓箱底的寶貝重見天日

    “普查進行至今，讓我們幾多歡喜、幾多憂愁。”我區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進入到最後的數據審核階段，內蒙古博物院院長、自治區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項目辦公室主任塔拉用“喜憂相伴”向記者總結了此次調查情況。

    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顯示，我區文物總量由50萬件(套)增加到100多萬件(套)，藏品數量增加了一倍。然而這其中，有些文物已經由於自然老化等原因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壞，普查過程中，系統外單位普查工作難、旗縣區文博單位設備差及一些文物得不到良好的保存和及時的修復，這些問題牽動著普查工作人員的心。

    在內蒙古圖書館的故紙堆中，有一卷不起眼的佛經已經靜靜等待了幾百年。今年年初，內蒙古博物院的專家在內蒙古圖書館開箱清查庫存文物時，一卷罕見的元代佛經《維摩诘所說經》讓他們大吃一驚：這是居住在“大元國大都鐘樓西街北”的張遵誨以及夫人、兒子捐資為五台山金界寺所刻寫的佛經。文物普查發現的歷史人物能在《元史》當中有傳記的，在全國也極為罕見。

    隨著普查工作的推進，不斷有珍稀文物被發現。

    從2015年11月開始，自治區文物局組織專家，開始對全區文物進行定級。目前，已經完成了阿拉善盟、巴彥淖爾市、烏海市、鄂爾多斯市、包頭市、呼和浩特市、烏蘭察布市、錫林郭勒盟“一普”中的文物定級工作，計劃6月底完成其余盟市的文物定級工作，屆時我區珍貴文物數量將大大增加。

    截至目前，通過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全區文物總量由50萬件(套)增加到100多萬件套，藏品數量增加了一倍。文物收藏總量名列全國各省自治區前列，成為名副其實的文物大區。

    不僅如此，“一普”的工作效率也走在全國前列。截至5月3日，我區共上報文物(含自然類文物)100余萬件，完成收藏文物的97.51%，報送率居全國第4。按自治區“一普”領導小組工作計劃，6月底完成全部收藏文物的上報任務，8月底完成自治區級審核，10月底完成普查報告和公布普查結果，年底完成普查總結工作。

    “系統地掌握國有可移動文物的數量、分布、保存現狀等基本狀況，工程量浩大，是我們動員了文博系統所有業務人員和專家力量，花了5年時間才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我們這麼高的報送率，來之不易。”自治區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侯俊說。

    走進中國河套文化博物院庫房，一股寒氣迎面撲來。河套文化博物院副院長趙占魁和其他工作人員身穿厚重的棉服，手上套著白色棉手套，忙進忙出，提取2米高的文物架子上珍藏著的文物。這裡是中國河套文化博物院的庫房，由於恆溫恆濕項目還未申請下來，為了控制溫度和濕度，這個房間自2012年建成起，一直沒有暖氣。

    趙占魁摘下手套，搓了搓手，開始介紹：“河套文化博物院是圍繞陰山巖畫在2012年新落成的博物院，所以我們的普查工作實際是從去年7月才開始，再加上文物不光集中在庫房，還有分散在各個展櫃的重要文物，可謂是時間緊，工程量大。”

    庫房的一角，一名工作人員蹲在地上，用卷尺測量一件漢代青銅器，他的同伴抱著筆記本電腦，把他測量的14類基本指標項和11類附錄信息逐一錄入，另一名同伴則用照相機將青銅器從6個不同的側面全方位地記錄了下來。

    在別人眼裡，文物保護與研究是簡單而清閒的工作，外界也許想象不到，博物院的庫房裡如此繁忙，並且又要求特別細致和專業。塵封了數十年的箱子，尤其是墓葬出土的文物，或者皮毛類文物，打開時總會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但是從文物普查工作開始之後，工作人員每天都要在庫房裡待很長時間。

    然而這並不是“一普”工作的全部。“不可移動文物普查累的是身體，可移動文物普查是身心俱疲。”二連浩特市普查隊隊長畢力格對記者坦言，系統外單位是“一普”的難點。

    2013年10月，我區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的工作進入到發放《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單位登記表》和《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文物登記表》的階段。

    由於這次可移動文物普查涉及文物系統外的眾多國有單位，盡管普查明確規定不改變文物的保管現狀和所屬權，但不少單位出於種種考慮，顯得不那麼積極。“有些單位擔心將來對文物的處置權會受到限制，還有部分單位甚至連文物是什麼都不知道，也不認為自己單位有文物。”畢力格說。

    當時二連浩特的文物普查隊只有畢力格一人，他不得不騎著自行車一趟又一趟地奔波在二連浩特市的大街小巷，走遍了二連浩特市近100個機關單位，不管寒風凜冽，還是烈日當頭。半年下來，畢力格黑了、瘦了。

    一組數據也印證了畢力格的說法：我區所轄收藏單位共有425家，其中博物館、紀念館有125家，圖書館27家，檔案館46家，其余227家均為系統外國有機關、事業單位、企業等，占收藏單位總數的半數以上。

    此外，二連浩特擁有330多件動植物化石，這些化石不少都在50、100公斤以上，有的甚至有500多公斤。搬運化石也給畢力格和他的伙伴們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難度。“提取、拍照、測量、稱重、重新入庫，需要把化石來回抬起來好幾次，我們普查隊人手不足，我只好請其他科室的人過來幫忙。”畢力格甚至還自己掏錢租來了推車。“進度特別慢，一天最多能采集10個，這些化石登記了1年多。”畢力格說。

    “一普”是保護文物的必經之路

    與不可移動文物普查相比，“一普”顯得分外枯燥，文物工作者每天需要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提取出一件件文物，進行測量、拍照、數據采集和登記，完成後再收好放入庫房和展室。5年來，全區幾千人都在重復做著這項工作，就是為了將自己的家底登記清楚。

    然而在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廳廳長佟國清看來，“一普”卻是文物工作走向社會化的必經之路，更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我區幅員遼闊，歷史悠久，孕育著北方少數民族生息繁衍的文明史，是當之無愧的文物大區，但真正擁有什麼，如果不是文博系統工作人員的辛勞付出，很難知曉。因此，普查結束後，根據普查結果建立的普查檔案和本行政區域內的國有可移動文物名錄，就是讓每件文物“入住”數據庫，就像讓居民入戶、辦理“身份證”一樣，“這是更好保護文物的必經之路，只有知道我們自己有什麼，才能知道怎樣更好地去保護它們，才能更好地發揮它們的社會教育功能和文化價值。”佟國清說。

    此外，為了讓“一普”工作最大限度地惠及社會大眾，自治區文博界正在為5月18日的國際博物館日“全國一普成果展”忙碌著。安泳锝告訴記者：“全國‘一普’成果展能在我區展出，離不開自治區領導的重視，也離不開全體文博工作者的團結協作，是國家文物局對我區‘一普’工作的肯定。這次展覽，不僅能讓公眾親眼看到不同風格、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文化珍品，開拓公眾眼界，增長公眾的歷史文化常識，還是最好的、最生動的社會宣傳教育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