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珍貴文物遭受破壞的事件屢屢曝光。繼媒體報道有情侶在故宮御花園銅缸上刻字“秀恩愛”後，南京明孝陵有600多年歷史的石象、浙江村落古建築等，也先後被塗鴉。   　　中國文物學會原副會長李曉東告訴記者，文物反映了不同時期的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狀況。“如果在文物上進行刻畫，尤其是在碑刻等帶有文字的文物上刻字，就可能造成關鍵字詞出現錯誤，導致研究者對原意的曲解，甚至可能造成後代對歷史事實的錯誤理解。”   　　十一黃金周臨近，文物保護話題再次受到關注。為何上述文物如此容易“受傷”？   　　以故宮銅缸刻字事件為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研究員彭蕾向記者分析，破壞了景區文物，游客當然有責任，“但文物保護單位的責任也不容忽視”。“這說明管理者自身的安防、技防、人防有不到位之處。”彭蕾說，在故宮銅缸刻字事件中，故宮號稱有人數最多的保安人員，卻沒能及時發現、制止，“至少說明保衛工作有所欠缺”。   　　上述事件曝光後，不少網民質疑破壞文物的違法成本太低。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3條規定，刻劃、塗污國家保護的文物的，“處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並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   　　關於“現行法律處罰太輕”，李曉東認為，處罰輕不輕，不宜一概而論，要看具體文物的年代以及損壞程度。“如果不算嚴重，應該由公安機關或文物所在單位給予警告並處罰款，2002年《文物保護法》對此有明確規定；如果損壞嚴重、行政處罰不足以起到懲罰作用，那就要追究刑事責任，《刑法》中也有相應的妨害文物管理罪。”他表示，“法律是分層次的，文物破壞也是分程度的。”   　　李曉東還透露，目前，學界和實務界正在研究行政法和《刑法》相銜接的問題，這也適用於文物保護領域。“兩法銜接，分層次設定責任。一方面防止以罰代刑、推卸責任；另一方面，針對法人違法的現象，也能及時施以適當刑罰，是一種威懾。”彭蕾解釋道。   　　但彭蕾向記者強調，現在文物保護的法律體系基本成形，問題主要還在於法律的執行不樂觀。   　　據中新網報道，2012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文物保護法》的執行情況做了調研，調研報告說：“檢查中發現，文物執法機構不健全、執法人員偏少、經費不足的現象較為普遍。”據彭蕾介紹，文物部門雖有一定的行政執法權，但主要是與其他部門如公安、海關、住建、環保等相配合，各部門又分別有各自的工作重點，這就導致在文物保護法律執行上打折扣，文物部門的執法權僅限於警告、罰款。   　　鑒於“現行《文物保護法》在一些方面已同文物工作實際不相適應”，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3年啟動了該法的修訂工作。作為參與專家，彭蕾表示：“體系本身需要改，現在也正在修法過程中，但大體上是沒有問題的，只是在法律執行上欠佳。”   　　“我們有很詳細的制度，但是執行如何呢？”著名文物保護專家金熠表示，“現在需要有力度的懲罰。”   　　在法律手段之外，彭蕾提示，未來，技術手段也是保障文物安全的一個有效方案。她在參觀莫高窟時，對那裡的球幕影院印象極為深刻。“洞窟壁畫在鏡面上恢復得很好，很有身歷其境的感覺。莫高窟最珍貴的壁畫都在這裡，最脆弱的洞窟關閉了，讓游客先參觀數字化球幕影院，游客的體驗也非常好。”她說，“景區管理者對文物的管理，需要創新方法，‘宜疏不宜堵’。同時，也要考慮最大容載量的問題，限制游客人數，安防設施也要跟游客容量相匹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