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歷雪景行樂圖

　　郎世寧(1688—1766)，意大利人，耶稣會修士。康熙五十四年(1715)來華，以繪畫供奉朝廷，歷經康雍乾三朝，前後共51年。在華期間，郎氏將西方繪畫中的透視學與中國繪畫相結合，自成一格，深得中國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的贊賞。除此之外，他在建築設計、陶瓷、琺琅等藝術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雖然郎氏來華的初衷在於傳播“天主福音”，但在客觀上卻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郎世寧在宮中服務多年，畫作頗豐。據溥儀1922年回憶，他曾在存放乾隆皇帝珍玩的房內看到很多上了鎖的紅柏木箱。打開後，發現裡面整齊地排放著郎氏的作品。後來溥儀又得知，北京經營瓷器、青銅和字畫的古董店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家，它們或屬於和宮中官吏有關的商人，或屬於宮中官宦。顯然，這些古董店的東西皆來自宮內。為遏制宮中文玩的失竊，溥儀曾對官員們大發其火。1923年，一座存放乾隆皇帝珍寶的宮殿被人縱火焚毀，經官方估算，被毀的繪畫作品超過了1157件。溥儀曾和他弟弟一起，從繪畫精品中選出了1000件存放在天津英租界內，後隨溥儀一起到了“滿洲”。1945年，日本人在“滿洲”失敗後，這些珍貴的畫作也隨之遺失殆盡。抗日戰爭期間，約有5000箱宮中文物運往南京保存，1948年轉運到台灣。現郎世寧作品大部分珍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皇帝畫像
　　壽禮

　　在中國，人之將暮不僅不會被看作是生命力的衰退，相反高壽被普遍認為是一種難得的殊榮而令人敬羨。一般情況下，一個人到了50歲以後，都要根據其身份的高低，每10年舉辦一次或大或小的祝壽慶典。皇帝常常利用這樣的機會，向做壽的官員欽賜壽禮表示祝賀。這可能僅僅出於皇帝的個人情感，或是出於對那些盡忠於朝廷的一種認可與賞識，當然也可能包含其他的政治目的。郎世寧70歲那年，乾隆皇帝決定按中國高級官員做壽的規格和排場為他慶祝生日。這一舉動等於向所有在中國的歐洲人，即傳教士們，表示了歡迎的姿態。

　　關於郎氏壽誕慶典的具體內容，沒有留下確切的文字記述。但在此10年以後，乾隆帝又為另一位在宮中服務的傳教士畫家艾啟蒙舉辦了相同的壽典。皇帝谕旨：慶典的規格和壽禮等內容，均應與當年郎世寧相同。我們從一封傳教士的信中了解到了這次祝壽慶典的詳情，從中可以判斷出當年郎氏生日慶典的盛況。

　　壽誕當天，祝壽活動在圓明園拉開序幕。園門口停放著彩輿，裡面呈放著皇帝欽賜的賀禮：上等絲綢6匹，官服1套，大瑪瑙項珠1串，更珍貴的是皇帝親筆御題的四字賀詞。

　　裝賀禮的彩輿由8名役夫抬著，有24名吹打奏樂的樂手隨行，此外還有4位騎馬的官員、來自皇帝身邊的代表董公公，以及做壽的傳教士本人，一路護送欽賜的賀禮直達北京。行至京城西門，又有一隊士兵加入了送禮的行列，然後一同向南堂進發。一路上吹吹打打，護衛軍威風凜凜，熱鬧非凡。再加上沿途觀看者的叫好聲，更把喜慶的氣氛烘托得格外熱烈。

　　南堂之內，處處扎花結彩，成排的屋捨被裝點得喜氣洋洋。走入其中，樂手們或席地而坐，或在建於兩排屋捨之間的簡房內歇息。院內的兩排紫杉樹婆娑多姿，同樣透著喜氣。最後，一行人走進教堂內最好的廳堂，裡面懸掛著兩幅郎氏的作品——《康斯坦丁得勝圖》和《康斯坦丁凱旋圖》，以及被當時修道士們稱為“亂真透視畫”的大幅壁畫。而後，一位官員恭恭敬敬地把欽賜的賀禮同傳教士們准備的禮品並排放在一起。

　　南堂，一般被認為是北京所有歐洲教堂的代表。雖然，教會與皇帝之間始終存在著矛盾和爭議，乾隆對此也十分清楚，但他仍堅持在南堂為郎氏舉行慶典。壽誕當天，在京的耶稣會會士、聖芳濟修會、多明我會的修道士，皆身穿中式官袍會集於南堂，按照中國的禮儀行三跪九叩大禮，以此表示對皇帝的恭敬和忠誠。待所有禮儀程序完成後，便有香茗奉上，氣氛隨之變得輕松起來。做壽者本人宣讀了皇帝的謝恩折，董公公則向皇帝匯報當天的賀壽慶典一切順利。


郎世寧 八駿圖 　　葬禮

　　在宮中渡過了漫長的51個春秋後，才華橫溢、敦厚博學的耶稣會修士郎世寧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長眠於北京。那時，耶稣會已不再像康熙時期那樣享受某些特權。盡管在教會與皇帝之間存在著摩擦與誤解，但乾隆對這位老傳教士依然表現出了真切的依戀之情，他甚至親自為郎氏撰寫墓志，足見其懷念之情。

　　關於郎氏的葬禮，同樣沒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記錄，但從一些信件中可以看到對同類事件的描述，由此不難想象郎氏葬禮的真實情形。那是一種基督教與中國風俗融合在一起的禮儀。諸如：所有的修道士皆身穿白衣，而白色在中國是表示哀悼的顏色，放聲大哭也是中國人的悼念方式之一，而在葬禮上沉默無語會被認為是對死者的不敬和無情。

　　長長的送葬隊伍以及吹奏殡樂的樂手們為前導，後面是執幡舉旗的送葬人，再後為一座裝飾有柱子和絲綢刺繡的大轎亭，亭內置放著十字架。隨後是兩兩相跟的基督教徒，揮動著旗子和蠟燭緩緩前行。死者的漆木鍍金大棺，被安放在華貴的用絲綢和刺繡裝飾的棺罩內。棺罩底部的木架附在兩根直徑一英尺、長度和厚度比例相稱的木槓上，以便肩扛。棺罩有四柱之稱，柱上覆有白绫，柱間以絲綢扎成的繡球連接。抬棺者多達60到80人，分列於棺罩的兩側。朝廷的官員，有的是欽派的皇室成員，騎馬護送靈柩直到離開北京約6裡的墓地。送葬的異教徒亦參加葬禮的所有祈禱。修道士要按照中國禮儀在棺前跪拜三四次，旁觀者的哭聲更增加了悲傷的氣氛，即使再冷漠的人也會潸然淚下。

　　20世紀初，一位傳教士——杜康神父，在北京平原地區發現了郎世寧的墓碑。對於這一發現的經過，他曾作過以下描述：從盧溝橋過了永定河之後，我們順著河堤向南走，大約走了兩裡地，一條路展現在我們面前。一邊是13英尺高的河堤，另一邊是比路面略低的農田。路的兩旁是有著幾百年樹齡的大樹，為我們投下了濃濃的樹蔭，擋住了夏日炎炎的烈日，令人感到十分惬意。我們邊走邊聊，走到了一個小村子，正對著長辛店，它們被一條大河分開了。“神父，就是這裡了。”一位基督徒說，“這裡是北殿堂，即北堂；那是南殿堂，即南堂。”真怪，我暗自思慮，怎麼這些名稱都帶有基督教的味兒呢？那麼，碑在哪呢？

　　我問，“這邊走”。我們穿過這個或許只有一百多戶人家的村子，來到一個保存完好的大石碑前。碑的基座埋進沙裡，碑文兩側刻有兩條龍紋。從碑額的兩個字可以看出，此碑是奉皇帝谕旨而立的。吟詠碑文，不難感受到乾隆皇帝為賞報郎氏在宮中的貢獻而對他表現出的體恤之情，周圍的田產亦賞歸郎氏所有。

　　郎世寧死了，宮裡其他具有天賦的畫家，如潘廷章神父替代了郎氏，但人們對郎世寧依然感念頗深，難以釋懷。

　　在中國，聖的弟子們的前途是暗淡的。1774年8月5日，耶稣會會長laurent de ricci神父被捕及羅馬教皇克萊蒙特十四頒诏取締耶稣會的消息傳到中國，對於中國的基督教無疑是一場災難。從此，外國教會的神父再也沒能獲得耶稣會傳教士以前在宮中的特權。

　　(本文來源：《紫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