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內蒙古右前旗土城子村，因政府決定修建高速公路，要從集寧路古城之上通過，內蒙古考古隊開始對這裡進行搶救性的考古挖掘。
    人們發現，這裡曾是一個戰火彌漫的地方，一些在戰爭中丟失性命的人被胡亂斂葬一處，還有一些人則曝屍荒野；而這裡又曾是人聲鼎沸的熱鬧集市，貨源充足、物品豐富，大戶人家擁有遍及全國的珍貴商品，然而，所有的喧囂與財富瞬間消逝，像風一樣無影無蹤了……這是一個發生在600多年前的故事。
    2002年，在內蒙古右前旗土城子村，內蒙古考古隊發現了一具屍骨，屍骨俯臥在一處牆壟上，四周竟然沒有發現任何掩埋的痕跡……
    一般說來，沒有經過掩埋的古代屍骨，對於考古隊員來說，通常所意味的是一種餓殍遍野的典型遺跡，這讓考古隊員感到有些迷茫——這次的考古目標，會不會僅僅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古代小城、或許根本就沒有什麼考古價值呢？
    探方工作開始了，考古隊開始在古城遺址上布下一個個探方。
    一條明顯高出地面的土壟，正是集寧路古城的西城牆，而其他幾面城牆則淹沒在莊稼地下，需要通過考古探查才能露出端倪。
    就在這個時候，又一具屍骨出現了。
    現場十分有經驗的考古技工喬金貴一如往常地清理著屍骨，隨著骨頭表面的泥土被一點點摳開，喬金貴很快意識到，這很可能是一具讓考古隊員費思量的人骨。
    繪圖員張補財開始在圖紙上記錄，見多識廣的老繪圖員張補財並不知道，自己正在記錄的這副骨架，對整個集寧路的考古工作將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正是從這副骨架開始，考古隊意識到他們要重新認識集寧路。
    考古隊隊長陳永志介紹說：它處在耕土層下，屬於集寧路古城文化堆積當中最晚的這一時間段，這說明這個人的死亡年代和集寧路古城的淹沒年代應該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說，這個人的死亡也就等於集寧路古城的徹底湮滅。
    考古隊員將這具屍骨清理完畢之後，吃驚地發現，他的一條腿還有半個身體幾乎不存在了，經過檢測發現，有刀砍的痕跡。
    這是一具被刀砍去了半邊身體的屍骨，它恐怖而淒慘的死狀，令人不得不產生了腥風血雨的聯想，難道，在它背後隱藏的竟是一場殘酷的戰爭嗎？
    而這個說法似乎也能解釋先前發現的那具沒有經過掩埋的人骨，死者有可能也是在戰爭中死去，兵荒馬亂之際，始終沒人顧及到他的屍體，於是他保持著死亡時的姿態，一直到了數百年後的今天。
    考古隊員們有些興奮起來，集寧路似乎並不像原來想象得那麼簡單，在這裡，曾經有過瘋狂的殺戮，而殺戮與戰爭往往就意味著富有傳奇色彩的歷史。
    對於集寧路古城的歷史，隊長陳永志曾經翻查古書尋找線索 。
    他在《金史》和《元史》上都找到了關於集寧路的記載。然而，兩本史書中的記載加起來也不過寥寥數語，唯一能夠提供的信息是，這個古城建立於金代 1192年，此後在元代被升為路級城市。
    集寧路古城的四周城垣很快被探測了出來。
    陳永志在圖紙上勾勒出古城的輪廓，探測結果讓他非常吃驚：通過勘探和勘測發現，古城的面積不足一平方公裡，它實際上的面積，連現在的集寧路古城所在的古城子村的大小還不到。
    陳永志顯得有些迷惑，考古探測結果和歷史上留下的關於集寧路的城市級別描述明顯十分矛盾。
    民國年間，這裡曾經發現一塊元代《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學碑》，證明集寧路在元代屬於行政級別相當高的路級城市。路級城市其地位相當於今天的地市級城市。
    逐漸增多的發現和明顯存在的矛盾，讓考古工作開始變得充滿了期待，陳永志意識到，隱藏在集寧路背後的那段歷史絕非想象得那麼簡單。
    又一輪探查開始了，在考古工作中有一個基本原則，通常先從文化層比較淺的地方入手挖掘，這樣能夠避免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就挖掘文物埋藏豐富地區所造成的破壞。
    挖掘工作從古城遺址的東側正式開始了。
    考古發掘動工後不久，老繪圖員張補財又接到了從考古工地上拿來的屍骨圖樣，這幅屍骨圖樣顯得紛亂不堪，在張補財看來，這說明在集寧路上挖到亂葬坑了。
    亂葬坑，對於考古隊員意味的只有兩個方面，或者是饑荒瘟疫，或者是戰爭。
    在考古工作站裡，陳永志正和隊員宋國棟仔細察看著一堆剛從考古工地上帶回來的東西，這些東西沉甸甸，呈片狀，從表面布滿的銹跡來看，顯然是鐵制品。陳永志小心翼翼地察看著鐵片上存在的小孔，猜想這是一副鐵制铠甲。它的發現已經足以證明在集寧路的確曾經發生過戰爭。
    在考古工作還沒有真正深入的時候，集寧路首先展現在人們眼前的就是一處處經由戰爭遺留的痕跡，它們殘存在古城土地的表層，上面掩蓋的只是其後數百年的浮土。
    很顯然，這些痕跡講述的應該是集寧路最後的故事。
    古城東側的這片區域看起來並不大，但對它的挖掘卻持續了三四個月，考古隊員們經歷了一場耐心的考驗。
    幾個月下來，他們非但沒有找到能將集寧路的故事深入下去的其他線索，也沒有在這裡發現什麼有價值的文物，甚至連一件完整的器物也沒有挖到。
    就在考古工作陷入僵局的時候，陳永志無意中在一本關於內蒙古文物資料的選集上有所發現。
    選集上說，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曾經在集寧路古城遺址附近作過調查工作，他們留意到，當地很多村民的家裡，居然都或多或少地保存著一些文物。那些文物都是村民們在長期的耕種過程中從地裡挖出來的，當時的老鄉還非常純樸，也沒有認識到這批文物有多重要，考古隊員曾經用臉盆、香皂從老鄉的手中征集到很多完整的瓷器，還有一些銅器，甚至是非常有價值的一些文物。
    難道，因為集寧路長時間無人問津，城中埋藏的文物被附近的老鄉你一件我一件地挖掘殆盡了嗎？
    就在陳永志又一次進入考古工地察看挖掘進度的時候，轉機出現了……
    考古發掘正在進行當中，陳永志突然聽到現場的工作人員講，老鄉在耕地的過程中，耕牛踩塌了一個窖，便馬上派工作人員到現場進行清理。
    這是一個深埋於地下、盛滿了東西的大陶甕。在集寧路，還是頭一次發現這樣一個如此完整的窖藏，它的頂部是用一個石板掩蓋起來的大甕，耕牛在耕作的過程當中，突然石板被踩塌了，結果露出了這座窖藏。
    隊員們沒有想到，2002年集寧路考古工作中最大的收獲竟然是在當地老鄉的耕地裡出現的。正像他們期待的一樣，從陶甕裡取出的東西，每一件都足以抵消他們已經持續了數月的失望情緒。
    這裡發現的有銅鏡，有龍泉窯的高足碗，還有一些鐵器和零星的瓷器。這座窖藏的發現，對於現場的考古工作人員來講，無疑是打了一針興奮劑。他們感覺到，集寧路古城城內應該還分布有很多類似的窖藏。
    這幾乎已是一個不容置疑的猜測。從已有的發現來看，集寧路曾經經受過戰爭，而深埋地底的窖藏又一次證明了戰爭的存在。當戰火臨近之時，居民們紛紛望風而動，他們把無法帶走的財物裝入牢固的大甕，深深埋藏起來，希望戰爭結束之後能夠重返這裡，取回財物。眼前的陶甕顯然只是大量窖藏當中的一個，而整整一個城市，曾經有多少人采用了相同辦法保藏自己的財產，恐怕是不可勝數的。
    當年的人們煞費苦心地埋藏財物，最終卻並未能像期待的那樣重新擁有它們，直到數百年後的今天，這些東西才又重見天日。如此看來，當年的那場戰爭，似乎已經徹底摧毀了集寧路，斷絕了人們重返家園的一切念頭；抑或是那些埋寶的人們並沒能逃脫戰火的殺戮，而使得他們埋藏的財物成為地下永久的秘密。
    一個因為戰爭而被人埋藏起來的窖藏，給考古隊帶來了期望，而其中出現的一些珍貴瓷器則引起了考古隊長陳永志的思索……
    幾個月來，在集寧路遺址的泥土裡，陸續出土了大量碎瓷片，它們始終沒有引起考古隊的重視，現在看來，那些碎瓷片也許值得仔細研究。
    碎瓷片被運送到附近的工作站存放起來。為了准確地鑒定它們，陳永志請來了北京大學考古系的古瓷器專家權魁山。
    權魁山和隨行的研究生們花了一個月時間，才把集寧路的碎瓷片分類登記完畢，出人意料的是，這裡竟然包含了當時中原七大窯系的瓷器，幾乎涵括了元代中原地區的所有窯系。
    這個結論不僅讓人們大吃一驚，更加讓陳永志感到難以置信。
    在考古專家看來，如果這些瓷器發現於中原地區，或者是發現於瓷器的產地，可能人們會感到不以為然，但是它恰恰發現於農牧結合帶的內蒙古草原地區，在這個農牧結合帶發現中原七大窯器的瓷器，而且發現量非常之大，種類也非常之豐富，這種情況在我們考古學史上還是前所未有的。
    七大窯系瓷器的發現，使得集寧路從先前的毫無文物價值，陡然變成了一個瓷器考古史上的奇跡。
    然而，陳永志始終感到疑惑，為什麼在集寧路這樣一個北方草原城市，竟然存在著如此眾多來自中原各地的瓷器呢？他甚至猜想，有沒有可能，這些瓷器是集寧路人自己模仿著燒造的呢？
    很快，考古技工就在集寧路遺址上找到了一些窯址。然而，經過仔細鑒別，陳永志並沒有從中找到瓷窯。
    通過對當地土質的分析，陳永志發現，這裡不僅無法模仿燒造出當時中原各窯系的瓷器，就連普通瓷器也不大可能燒制出來。因為當地的土質都是一些鹼性非常大的，或者是一些非常粗糙的黃、紅土，黏度非常大，不適合於燒造瓷器。
    看來，出現在集寧路的絢麗瓷片，的確是來自當時的中原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