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曹莊出土的隋唐墓葬是隋炀帝與蕭後的最後埋葬地。”11月16日，國家文物局和中國考古學會在揚州召開隋炀帝墓考古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認定了這項重大考古發現。自今年4月隋炀帝墓志出土後，公眾對於揚州西湖鎮司徒村曹莊出土的“新隋炀帝墓”，關注度持續升溫。之所以稱之為“新”隋炀帝墓，是因為此前揚州槐泗鎮、陝西武功縣和河南洛寧各有一座隋炀帝墓。一個亡國之君為什麼會被屢次遷葬？到底哪個才是他的真墓？隋炀帝又是一個怎樣的皇帝？這些疑問不但沒有因國家文物局的一錘定音而平息，反而引起了公眾更大的興趣。墓志出土發現隋炀帝墓的中星海上紫郡房地產項目位於揚州市中心西北的西湖鎮司徒村曹莊。

    11月底，“新隋炀帝墓”已經在揚州家喻戶曉，出租車司機很快便把記者拉到了那裡。此時，考古發掘現場已搭起了一座簡易房，隋炀帝和蕭後的墓被罩在房子裡。房子周圍幾千平方米的土地，已被清理得干干淨淨。駐扎在現場的揚州市文物考古所專家薛炳宏告訴記者，今年3月發現墓葬時，這裡堆的全是建築垃圾。中星海上紫郡工地所在的曹莊是揚州市四個重點文物保護區之一，不時會有漢墓出土，所以房地產項目一開工，考古工作組便按規定進駐施工隊。3月份，這裡剛剛做完拆遷，遍地都是磚頭瓦塊。不過，考古人員還是敏銳地從眾多現代建築材料中發現了一些老磚。“這磚一看就不是現代的，特別大，三十多厘米長，七厘米厚。”薛炳宏一邊說一邊向記者比劃著老磚的大小。起初，考古人員以為這不過是個古磚窯遺址，或是一座普通墓葬。

     可當眾多高等級文物出土後，他們意識到這個墓葬主人非同小可。由於各地風聞而來的記者和參觀者絡繹不絕，揚州文物考古所在簡易房中布置了一個小展覽，把墓中出土的主要文物照片，依次張貼在牆上。“這是一號墓裡陪葬的陶俑。這是天子巡游才用的玉璋。這是二號墓裡出土的青銅編鐘編磬。這是隋唐時期特有的青瓷硯……”對於這些新出土的文物，工作人員如數家珍。在出土的100多件銅器、玉器、陶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完整的十三環金玉蹀躞帶。“蹀躞帶就是裝飾性腰帶。”薛炳宏告訴記者。上世紀，西安何家村曾出土過一副“九環蹀躞帶”，但像這樣的十三環蹀躞帶還是首次發現。十三環蹀躞帶是在一號墓主墓室裡發現的，出土時已經散了，所以無法判斷它下葬時是圍在墓主人腰上的，還是擺在墓中做陪葬的。《隋書·李穆傳》中記載，北周末年，天下大亂。北周元老李穆的兒子，曾勸李穆擁兵謀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隋文帝)，蓋天子之服也。”

      這段史料明確記載“十三環金帶”乃天子之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告訴記者，“十三環金帶”就是剛剛出土的十三環蹀躞帶。除此之外，一號墓中發現的四件鎏金銅鋪首也不是尋常之物。“鋪首”就是我們俗稱的門環。薛炳宏告訴記者，這四件銅鋪首直徑26厘米。此前只在陝西大明宮遺址出土過與它大小相近的銅鋪首。隨著墓葬的發掘，越來越多的信息顯示著，墓主人的身份非比尋常。不過出土文物雖然不少，但人們在一號墓中並沒有發現棺椁和骨骸。經考古人員仔細發掘，才在泥土中找到兩顆牙齒。4月10日，墓志出土，大家才知道，墓主人竟然是隋炀帝楊廣！4月10日夜裡，劉慶柱接到國家文物局的電話。“他們說揚州挖出隋炀帝的墓志來了，讓我去給看看。”劉慶柱說。這樣的邀請對他來說並不陌生。作為國內頂尖的考古專家，劉慶柱曾多次參與重大考古發現的認定。

       2010年轟動一時的曹操墓，他就是主要認定專家之一。第二天一早，劉慶柱就搭早班飛機來到了揚州。出土的墓志風化嚴重，大多數字跡已漫漶不清。不過，墓志右上角的“關鍵字”幸運地保存了下來。揚州文物考古所給媒體提供的新聞通稿上寫道：墓志上已識讀出的志文為：“隨故煬帝墓誌惟隨大業十四年太歲……一日帝崩於揚州江都縣……扵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荊棘蕪……永異蒼悟……貞觀元年……朔……葬煬……禮也方……”看過墓志，劉慶柱認為此墓為隋炀帝楊廣之墓，應當沒錯。他說：“志文雖然斷斷續續，但主要信息與史料吻合。墓志中的‘貞觀元年’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可以判定此墓志至少是貞觀元年以後雕刻的。”志文公布後，很多人注意到墓志中“隨故煬帝”的“隨”字竟然多了一個“辶”。劉慶柱說：“這種寫法確實比較少見，不過古文中經常有通假字，這倒也不是什麼怪事。”記者在北京大學教授袁剛著的《隋炀帝傳》中，看到一段對“隨”字的解釋：隋文帝楊堅滅北周稱帝後，立國號為隋。北周時，楊堅的封地叫“隨國”。“隨”字的走之旁有奔跑之意，楊堅認為不雅，於是下令去掉“辶”，改“隨”為“隋”。這樣想來，修墓者將“隋”字雕刻為“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雖然隋炀帝的墓志已經出土，但劉慶柱認為還不忙確認這就是隋炀帝墓。“史書上記載，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將去世的蕭後與炀帝合葬。當時，二號墓還沒有發掘，我覺得還是發掘後，看看是否有蕭後的合葬墓，再做判斷更為穩妥。”劉慶柱對記者說。不久，考古人員果然在二號墓中發現了一具女性的骨骸。江都宮之變隋炀帝是怎麼死的？隋炀帝墓的出土，激起了人們對一千多年前那場宮廷政變的興趣。翻開史書，你會發現這場糾葛著逃避與自棄、陰謀與背叛、血腥與殺戮的宮廷大戲，遠比今天任何熱播的宮廷劇更加精彩。大業十二年(616年)，由於連續三次發動征遼戰爭，濫用民力，隋朝天下已經動蕩不安，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當年元旦大朝會，竟然有20多個郡的朝集使(各郡每年進京報告郡政、財經情況的官吏)因為起義軍阻隔道路而無法趕到東都洛陽。這些起義軍中，最著名的就是——瓦崗軍。此時的隋炀帝已無法控制北方的局勢。面對危如累卵的時局，他的精神狀態越來越不正常。據《資治通鑒》記載，大業十二年大業殿西院發生火災，炀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可見當時的他已經是驚弓之鳥，草木皆兵。當年八月，江都新造的龍舟抵達東都。對中原政治局面完全喪失信心的隋炀帝不顧群臣反對，打算放棄北方退居江南。隋初，年僅20歲的楊廣曾坐鎮揚州，興兵討伐南朝的陳。平陳後，為了控制南方的局面，楊廣坐鎮江都，一呆就是九年。可以說，揚州是隋炀帝政治上發跡的大本營。

     天下大亂時，他想退居揚州以圖東山再起，也是人之常情。不過，隋炀帝一走，東都人心浮動，北方的局勢便更加不堪了。據說，臨走前隋炀帝給不能帶走的宮娥們題詩一首：“我夢江南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其實，當時這位風流皇帝已心知肚明，他此去便再也不可能重回洛陽了。隋炀帝的朝臣多是關中人士。許多人向他進谏：“陛下若遂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可此時，隋炀帝聽不得一點兒不同意見。凡有進谏者，格殺勿論。就這樣一路走，一路殺，隋炀帝跌跌撞撞到了揚州。在揚州，隋炀帝的政治意志已然全面崩潰。他拒絕了解四方告變的事實，整日縱情聲色，麻醉自己。然而，酒池肉林並不能讓他得到須臾的安慰，死亡的陰影無時無刻不纏繞著他。據《資治通鑒》記載，有一天隋炀帝引鏡自照，突然對蕭後說：“好頭頸，誰當斫之。”蕭後聽後大驚，問他何出此言？隋炀帝笑著說：“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即便是獨夫民賊如隋炀帝者，此番對話也不免令人傷感。此時的隋炀帝自知時日無多，大有自我放逐、過一天算一天的意思。然而，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送他進鬼門關的不是起義軍，而是他一直倚重的骁果軍(即御林軍)。骁果軍中多關中子弟，看到隋炀帝沒有回長安的打算，人心思變，恐慌和不滿開始在軍中彌漫。總領骁果軍的武贲郎將司馬德戡，暗中聯絡隋炀帝身邊的近臣，推舉許國公宇文化及為首，實施宮廷政變。大業十四年(618年)三月十日，司馬德戡讓醫正張恺向骁果軍散布謠言說，隋炀帝聽說骁果軍要叛亂，於是命人大量准備毒酒，打算把骁果軍全部鸩殺，“獨與南人留此”。骁果軍一聽，一片嘩然。一場政變已箭在弦上。三月十日半夜，司馬德戡在江都東城內集結數萬骁果軍，手舉火把與城外相應。此時，深宮中的隋炀帝有所察覺，問是何事？侍奉左右的通議大夫裴虔通謊稱：“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

    隋炀帝信以為真。與此同時，有兩撥人發現骁果軍叛亂，前來告變，但都沒有成功。一個是隋炀帝的孫子燕王倓。據《隋書·燕王倓傳》記載，燕王倓發現宇文化及叛亂後，與親信從芳林門旁邊的排水道鑽進江都宮給隋炀帝報信。他走到玄武門假稱自己身染惡疾，命在頃刻，要求立即面見隋炀帝。可是玄武門守衛早與骁果軍串通，拒絕給他們開門。不久，叛軍殺入宮中，燕王倓等人死於亂軍之中，最終也沒能見到隋炀帝。另一撥是駐扎在城外的南朝降臣裴蘊。裴蘊得知骁果軍欲發動叛亂，與隋炀帝的寵臣虞世基商量率兵勤王，但虞世基不信謀反一說，最終贻誤了戰機。翌日五更，司馬德戡率軍殺入宮門。在宮中做內應的裴虔通領著數百騎兵沖入成象殿。他抓住一名宮女問炀帝在哪裡？宮女稱，“在西閣”。裴虔通來到西閣。此時，知道大勢已去的隋炀帝面對這位昔日的寵臣，無奈地問：“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裴虔通答：“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炀帝道：“與汝歸。”當然，這只是君臣間的場面話，隋炀帝明白自己大限已到。其實，隋炀帝對自己的下場早有心理准備。面對死亡，他反而表現得十分淡定。當劊子手要揮劍斬殺他時，他喝道：“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況天子乎！”《資治通鑒》記載，隋炀帝早已命宮人為他准備好鸩酒，並對宮人們說：“若有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

     然而，事到臨頭，宮人們已四散逃命，一時找不到鸩酒。於是，隋炀帝解下身上的絲練巾，遞給叛將令狐行達。大業十四年三月十一日，隋炀帝被令狐行達缢殺於江都宮西閣溫室中，時年50歲。一代枭雄結束了他輝煌而又罪惡的一生。炀帝三葬與許多重大考古發現一樣，隋炀帝墓一經公布，便引來不少質疑的聲音。11月19日，曾擔任過中國唐史學會秘書長的陝西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胡戟在《華商報》上拋出“八大疑點”，質疑隋炀帝墓的可靠性。胡戟質疑的主要問題是志文中提到的“貞觀元年”。胡戟對本報記者說，據史書記載，隋炀帝死後曾被遷葬兩次，先後有過三處葬身之地。大業十四年三月，隋炀帝被缢殺後，蕭後與宮人一起撤下紅漆床板，做了一個簡易的小棺材，將隋炀帝和兒子趙王杲草草葬於江都宮流珠堂下。爾後，蕭後被宇文化及挾持到北方。5個月後，隋炀帝的舊臣、江都太守陳稜找到隋炀帝的靈柩。陳稜粗備天子儀衛，奉梓宮於成象殿，將隋炀帝改葬於吳公台下。史書記載，當陳稜打開隋炀帝的棺材時，驚異地發現已經死去5個月的隋炀帝“容貌若生”，在場人都不禁啧啧稱奇。據元代人胡三省考證：揚州城西北有雷塘，塘西有吳公台。吳公台相傳是陳朝將領吳明徹攻打揚州時修建的弩台。從弩台上射箭，可以射進揚州城。據此有學者分析，吳公台的位置應該距離揚州城不遠，可能是城外的一處高地。唐武德五年，全國基本平定後，已經做了皇帝的李淵，又將隋炀帝墓從吳公台改葬到揚州雷塘。唐人羅隱有詩雲：“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

       據說，唐初隋炀帝墓還有人把守，但安史之亂以後這裡漸漸便成為無人過問的荒冢了。後來，滄海桑田，“雷塘”到底在哪兒也不可考了。出土的墓志中，關於蕭後將隋炀帝葬於流珠堂和當年八月江都太守陳稜將其改葬於吳公台下的記載與史書吻合。可是，志文中出現的“貞觀元年”就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了。胡戟說：“如果說新發現的‘隋炀帝墓’就是‘雷塘’的墓，那麼為什麼會出現‘貞觀元年’的字樣？如果說它不是‘雷塘’的墓，為什麼史書上沒有記載這次遷葬？而且‘貞觀元年’距‘武德五年’僅僅五年，唐太宗為什麼又給隋炀帝遷葬一次？”胡戟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這個墓可能是隋炀帝舊部為他修的衣冠冢。胡戟說，志文中沒有出現“敕建”的字樣，也就是說此墓可能不是奉官方之命修建的，它很可能是隋炀帝舊部的民間行為。他們手中可能有一些炀帝的遺物，如墓中出土的編鐘編磬、玉璋和十三環蹀躞帶。這些都是皇家之物。當時李唐王朝已經建立，隋代遺民拿著這些皇家用品不好處置，所以把它們埋在地下，做了一個衣冠冢，也算是對隋炀帝的一種紀念。胡戟告訴記者，雖然隋炀帝死時倒行逆施，但身邊也不乏死忠之士。虎贲郎將麥孟才和折沖郎將沈光，曾密議殺掉宇文化及為炀帝報仇。後來，他們的計劃走漏風聲，被司馬德戡率兵鎮壓。史書記載，沈光和麥孟才手下數百將士全部戰死，無一投降。胡戟認為此墓是衣冠冢，還有一個理由：墓中既沒有棺椁，也沒有遺骸，只發現了兩顆牙。“如果說當地水土不好，棺椁骨骸都腐爛沒了，那麼旁邊合葬的女子為什麼還有骨骸呢？”胡戟認為，墓中可能壓根兒就沒有遺體。至於那兩顆牙齒，可能也是保存在隋炀帝舊部手中的紀念品，當時一並埋在了墓中。胡戟認為，因為這個墓是民間修的，所以史書上沒有記載。它也不是隋炀帝在“雷塘”的墓。對胡戟的假設，劉慶柱並不認同。“那只是一些假想，沒有任何證據。

       考古是重證據、重調查研究的，不能根據書上的記載去推論。就因為書上的記載經常出錯，所以才需要考古來考證。”劉慶柱說。在他的考古生涯中，史料或前人考證出錯的情況屢見不鮮。陝西鹹陽周文王、周武王的墓是清代大學者畢沅考證的。新中國成立後，陝西省依照他的考證把這些墓立為省級文保單位。但劉慶柱考證發現，周代王陵應該在渭河以南的長安縣附近，不可能在鹹陽。後來經過勘查，果然發現這些墓都是漢墓。“孔子都是墓而不墳，別說周代了。”劉慶柱說。這次發現的隋炀帝墓是不是“雷塘”之墓，劉慶柱認為現在還不好判斷。所以，專家組把它定義為“隋炀帝楊廣與蕭後最後的埋葬之地”。至於墓中為什麼沒有棺椁遺骸，劉慶柱認為，這與它磚室墓的埋葬方式和當地的自然環境有關。“像漢墓那種深埋地下十幾米隔絕空氣的墓葬，屍體就易於保存。磚室墓密封度不好，遺骸全部腐爛也不是新鮮事。”那麼，為什麼二號墓中女子的遺骸卻能保存下來呢？劉慶柱認為，這與隋炀帝屢次遷葬有關。“每次遷葬挖出來都暴露一次，這對屍體破壞很大。相反蕭後沒有遷葬過，所以能保存下來。”

      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束家平告訴記者，曹莊發現的隋炀帝墓是不是“雷塘”之墓，考古人員也做了一番勘查。“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數畝”大概是四五畝的樣子，換算成今天的面積大概是2000多平方米。目前，考古隊已經對周邊109000平方米的面積進行了勘探。雖然也發現了大大小小幾十個水塘，但都是近現代的水塘。“水塘的形成年代不好判斷，我們無法判定它是不是史書上所說的‘雷塘’。”束家平說，他更傾向於認為“雷塘”並非專指某一個水塘，而是一個比較大的區域。楊隋與李唐為什麼要給一個亡國之君，一而再再而三地遷墳？劉慶柱說：“給死人遷墳是給活人看的，總是一次比一次遷得更好。這表示生者對死者的一種態度，總覺得他死得挺冤的。”取代隋朝得天下的李唐王朝，為什麼會這樣厚待前朝皇帝呢？胡戟告訴記者，楊家和李家不僅都屬於控制北方軍政大權的關隴集團，而且兩家還有親戚關系。可謂是“打斷骨頭連著筋”。

       清代學者趙翼很早就發現北周、隋、唐三代的開國皇帝都出身於內蒙古南部的武川鎮。武川鎮一個彈丸之地，怎麼會在100年間接連出現那麼多皇帝，並且還一舉結束了中國持續400年的南北割據呢？趙翼百思不得其解，最後歸結為武川鎮“王氣所聚”。“王氣說”自然無法令人信服。直到上世紀40年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提出了“關隴集團”的概念，才揭示了這一獨特的歷史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