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因明清兩朝的繁盛而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建築就是那個時代的重要表現之一。當時的徽商好儒，加之徽州的版畫、金石、徽劇和新安畫派的影響，及社會的大量需求，徽州的雕刻水准自然不低。在徽州古建三絕的石坊、祠堂、宅第中，雕刻又起了重要的裝飾作用。通過雕刻裝飾，把審美的情感體驗與道德倫理融和在一起，正所謂“器以載道”。由於歷史的變遷，滄海桑田，今天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還能解讀其中真味，還能“由器識道”嗎？

    徽州民居雕刻裝飾的基本特征包括：

    第一，徽州民居雕刻裝飾中的任何形態，其來源都不是為美而美的。一是融裝飾藝術與建築結構於一體，互為連綴、相得益彰。如門頭磚雕、柱頭、枋木雕等，然後才作為裝飾對象；二是從實際應用出發，如門、窗、格扇所采用的細格子。當時還沒有玻璃，為了擋風和采光，都要在門窗格扇上糊皮紙。窗格太大，則皮紙易損，因此都用細格，後來才形成這種細格花紋圖案；在徽州民居樓宅高牆之上，若施以墀頭雕飾與屋脊磚雕，均無法達到供人觀賞的效果，故此處的磚雕均不發達，一般僅在門頭磚雕瓦檐上略施脊雕瓦飾而已。照壁磚雕在中原與蘇州、樂山等地民居中普遍使用，但在徽州民宅中卻成了風水中的擋煞工具。

    第二，徽州民居雕刻裝飾是從中國文化出發的。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精神，是從社會倫理出發來建構文化。所以自古以來，倫理性總是強於宗教性。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篇》）老子也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老子》）這裡的意思是說，天地是無所謂仁慈的，萬物自生自滅。刍狗，即古代祭祀用的用草扎成的狗，祭祀完畢後就拋棄了，無恨也無惜。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系於精神的是社會的倫理綱常、“忠孝節義”之類。在徽派雕刻裝飾藝術中，潛藏著封建倫理道德的靈魂，其審美特征歸結為一個“儒”字。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及仁、義、禮、智、信這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等封建社會的宗教倫理觀念都從中得到充分印證。岳母刺字，表現“忠”；臥冰求鯉，表現“孝”；蘇武牧羊，表現“節”；孔融讓梨，表現“義”。當然同樣的內容也有不同的畫面處理，有一戶民宅中表現“孝”的木雕令人感到震撼。畫面內容是饑馑之年，兒媳敞胸用干癟的奶頭喂自己的婆婆，而置膝下一雙因饑餓啼哭的幼兒於不顧。富有表現力的藝術，將傳統的道德規范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種寓教於美的潛在力量是巨大深遠的，在績溪上莊的胡適舊宅裡有十幅隔窗上的木雕《蘭花圖》，圖為平板凹刻，出自當時墨模名家之手。木雕上還題有“蘭為王者冠，不與眾草伍”的詩句，似有清香溢出，叫人難以忘懷。胡適在此生活多年。《蘭花圖》的清高脫俗與胡適的學識修養有著一種無形的內在聯系，否則，胡適怎麼會寫出那首淒恻委婉的《蘭花草》：“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開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時過。急壞看花人，苞也無一個。……”這首海峽兩岸廣為傳播的思鄉之曲，其實是他幼時生活中老宅木雕蘭花圖所埋下的情感種子。

    第三，徽州民居雕刻裝飾緊緊地與民俗文化相結合，從豐富的寓意中對賈儒結合的徽商有了更深的了解。諸如“福祿壽三星”、“八仙過海”、“童子拜觀音”、“和合二仙”等。“八仙”圖案，多用八位仙人手裡拿的東西來暗示，稱“暗八仙”，這也是其藝術性，所謂含蓄，“斗生文外，伏彩港發，秘響傍通”。常見的格局有上下雕“八仙圖”，中間雕有琴、棋、書、畫“文房四友”。兩組圖的結合，表達了對子孫後輩所寄予的厚望，希望他們熟練琴棋書畫的手藝，能像“八仙”那樣在各自的位置上施展才華、各顯神通。

    還有許多裝飾，寄希望於家宅的繁榮昌盛，因此飾有蝙蝠（變福）圖案，及“雙魚吉慶”（魚者，裕也，余出）、如意、雙錢等。還有的用“鹿鶴同春”作為漏窗，松、鹿、鶴，意為長壽，組合成一幅立體的構圖，可謂匠心獨具。如在民居中大廳上房窗棂常雕有《高福高壽圖》，它由兩幅圖案組成，正中為五只蝙蝠圍著蟠桃在雲端展翅，名為《五福捧壽圖》；兩邊對稱雕有兩只仙鶴在祥雲上騰飛，曰《雙鶴騰雲圖》。祥雲所在，必為高處；蝙蝠的“蝠”與“福”諧音；蟠桃、仙鶴乃“長壽”象征，因此三圖合為《高福高壽圖》。蝙蝠雕成五只，即為“五福”。

推薦閱讀:

徽派雕刻——憶千年滄桑，探秘西遞牌樓

徽派雕刻——古老徽州明清建築中木雕藝術

徽州竹雕藝術

徽州三雕之石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