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揚

　　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美國漢學家謝弗(薛愛華)提到洛陽的時候是不一般的艷羨語氣：

　　“……與它西面的長安城相比，無論規模還是歷史都不相上下，但洛陽還有某種更為溫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圍……”

　　洛陽曾經是一座什麼樣的城市呢？我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大概已經忽略了一切具體的時間空間，忘記了百代的光陰是無法用一張地圖來描繪的。但是，人們在提到歷史上的偉大城市的時候，多半又都是如此的“印象派”，而且越是深刻的誤會，這理想中的城市便越是光彩奪目。日本室町時代以來，就一直流傳著因洛陽而得名的“洛中洛外”圖繪，那時代的絕大多數日本人從未來過中國，更不用說身臨其境地感受洛陽的繁盛，可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在這樣的圖繪中，霧裡看花，把洛陽當成一切人間錦繡的最高象征。

　　中國文化的“理想城市”。

　　中國的“理想城市”也有自己的地形圖。最緊要處，是包容得下各種誤會和暧昧的“自然”，對於洛陽而言，是“花”和“塵”。陽春好景時的“洛陽花下”呼應著不那麼美妙的“衣袂京塵”，它們一起構成了中古中國城市最顯著的景觀，這景觀同時也是“自然”和“人工”的平局，是中國式人生的一對寓言。

　　“花”對於洛陽來客並不陌生。“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 雖負擔者亦然”(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是，今天的人們不太容易體會的，是拂看花客面而至的“紫陌紅塵”，它們隨著人情的漲落而同時隱現，讓古代的城市變得骯髒、困頓，並在城市的末日裡將它直接埋沒。它提醒著我們，繁盛的時間也對應著過往的苦惱人生，城市如同構成它們的建築材料，在建構、累積的同時也崩塌、污損，而萬古不變的自然將歡笑如初，通過這種對比，“自然”最終揭示和浮現了“人事”的有限。

　　和短暫的人類生命一樣，城市自有它們的生與死。對於有一類城市而言，“過去完成時”中不可見的過去才是它們對於當代歷史的意義所在。

　　“花之洛陽”永遠活在對上個春天的追憶中，我們所要講述的北魏洛陽的故事，也恰恰是從它的身後劫灰說起的。

　　公元547年，也就是哥特王托提拉洗劫羅馬的後一年，一個名喚楊衒之的北平人——此“北平”大概只是現在的河北郊縣吧——公差路過洛陽，這時候，昔日的洛陽卻正是在一片丘墟之中，先前由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已經土崩瓦解，連帶著它的都城也就灰飛煙滅。楊衒之依然不過是名小官吏，不過卻由效忠北魏，轉而隸屬它分裂出來的東魏朝廷。慨歎於這壯麗城市的結局，不禁悲從中來，他追懷往事的感喟，最終成就了一本獨特的“倒敘”的城市史：楊衒之記載北魏晚期都城洛陽勝概的《洛陽伽藍記》。對於中國歷史上的來者而言，這是一種綿延不絕的“追憶”傳統的開始。這種“城市追憶”的文體遠至《東京夢華錄》、《夢粱錄》，近至《春明夢余錄》和《鴻雪因緣圖記》。

　　楊衒之的聲音具有恆久的魔力，不僅是因為《洛陽伽藍記》“過去完成時”的敘述角度，而且還因為它同時應和著“預言”的前定：“將來完成時”的預言，和“過去完成時”的追憶仿佛兩面相對而立的鏡子，鏡子之中無窮折映出的是城市的宿命——“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將來完成時”設定於楊衒之時代的兩百多年前，依然是在這座城市的地盤上，有一位出身河西敦煌的著名書法家，已經准確地窺見了洛陽未來的命運——對於將文化當做只有面值而無價值的物品收藏的當代人，索靖的大名聯系著《出師頌》，是2003年拍出2200萬元人民幣高價的書法名作，對於歷史學家而言，索靖被記住卻是因為他1700余年之前的一句谶語：

　　“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晉書·索靖傳》)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循環律，為中國城市帶來了奇怪的喜劇和悲劇並存的傳統，或者是現實與它的最終結局間不祥的疊映——歷史時間在此不再是一根綿延的線，而是被壓縮成了一個黑洞般密度的點，通過“星際穿越”般的“蟲洞”，人們既可以站在未來打量現在，也可以立足於此刻，指點一座城市的不同的命運。

　　這預言可以是通往興盛的吉言——索靖的傳記至少還與另一樁有名的預言故事有關，但是這一次他強調的是“成”而非“壞”，“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晉書·卷六十》)。但更多的時候，預言恐怕是不中聽的：在約700余年之後的歡宴上，大文學家蘇轼面對一座新建築的落成，就再次寫下了“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的斷詞(《凌虛台記》)——從新生兒的啼哭看到了千年後的白骨。

　　對一座城市結局的洞見不僅是政治預言，而且也是大多數中國歷史都市的事實，索靖的噩夢不過是其中一個富有魔力的“蟲洞”，而楊衒之面對的北魏洛陽的殘灰，也絕不是這座城市劫難的終了，在他身後，一座中國城市新的幻象就和它很快崛起的現實一樣飽滿了--那便是唱著“千年萬歲陽春曲”的隋唐東都洛陽。

　　在索靖的時代，盡管東漢末年董卓等人對於東都的破壞還歷歷在目，但後來者建設的規模、速度、能力均屬驚人，用不了多久，這時候的西晉首都洛陽已重又“宮室光明，阙庭神麗”，壯麗得讓人不相信它能被任何力量所毀壞了。

　　索靖不幸一語成谶，後來的歷史我們都知道，那就是“衣冠南渡”，它始自公元311年(晉懷帝永嘉年)，劉淵、劉曜率領的南匈奴部攻陷和燒毀了一百年內再一次輝煌起來的洛陽。今天，大概沒有多少中國人敢說，這歷史事件與他們毫無關系，因為“永嘉之亂”從北方裹挾了大批的漢人南下，南渡政權在地方僑置的郡縣，給江南帶來了無數與北方有關的地名，類似北美殖民者那一串串的新約克，新奧爾良，新漢普什爾的命名……例如安徽和江蘇接界處的“當塗”，就是以北方懷遠的塗山而得名。今天長江以南的所謂“本地”漢人，高矮白黑，人種之間差異其實不小，有時候便是因為他們骨子裡流的本是洛陽人的血。■

　　(作者系建築策展人)

　　從周武王滅商後營建的洛邑開始，洛陽就仿佛墜入了一個周而復始的怪圈。無論城址遷徙，還是改換姓名，任由道德訓誡和興亡成敗的種種教訓，只要洛陽還是神都帝京，就一樣終難逃大起大落的命運。今天人們只知明清北京城的壯麗，卻不太想得到洛陽，這號稱十三朝古都的中國第一歷史名城，毀棄復又興起，這樣的輪回究竟有過幾遭？百代的經營一朝都如摧枯拉朽，今天，這重復耕種的大地上竟已渺無昔日文明的痕跡。

　　1963年，當紐約市的資本家們在一片爭議中合謀拆除賓夕法尼亞火車站時，《紐約時報》發布社論說：“將評說我們的，不是那些我們所建造的紀念碑，而是那些我們所毀棄的。”

　　難怪宋人司馬光會說，“欲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

　　在《詩經》的《王風》中，一首題為《黍離》的詩歌記載了另一座古都的結局：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亨的《序》暗示著它可能和《洛陽伽藍記》有著類似的起源——曾經親眼目睹了前朝盛況的官人返回故土，卻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周大夫行役， 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闵宗周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並不僅僅是洛陽和豐、鎬的命運，和中國歷史上的其他偉大都市相比，上一個千年中國文化的主角北京應該倍感欣慰——畢竟它還剩下了不少可見的“遺跡”，而洛陽已經湮沒無存，哪怕是些幸存的“屍骨”。要知道，使後來拜訪這座城市的北魏小官吏楊衒之發出“《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的感慨的北魏洛陽，曾經是中國古代最令人瞠目結舌的輝煌都市——“近代以前全球所見范圍最大的城市”(俞偉超語)，那個洛陽擁有中國古代最高的木構建築(永寧寺塔)，擁有最多數目的佛寺和佛塔，從蔥嶺以西到大海之東，都有絡繹不絕的訪客。但僅僅在北魏滅亡後的十數年後，它所能留給來者的就只有“彼黍離離”，茫茫一派“自然”了。

　　“彼黍離離”背後聯系的不是“花之洛陽”，而是“荊棘銅駝”，是“城春草木深”。其實城市並沒有消失。因為“自然”依然按照它的形狀在生長，野草侵入闾巷，狗糞塗滿門庭，如同一件陶范界定了它所鑄造的器物的形狀，正負顛倒，荊棘和稗草勾勒出了已經成為空白的城市……只是，這種依托人工范型而成長起來的“自然”，最終將無情地吞沒它的“原型”，今天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古代城市的“陰刻”，如果你拿到一份考古工作者繪就的地圖去實地考察，會發現，似乎是著了魔咒一般，在整座洛陽“內郭城”的遺址四圍，只環繞著一大摞和“都會”無所粘連的“自然村”：

　　保駕莊、白馬寺村、太學村、義井鋪 ……

　　這地名間或洩露一點前塵往事，但在偌大的內郭城中，只剩下一片阡陌縱橫的平疇，再無半分都會氣息，昔日的“城市”和今朝的“鄉土”恰好翻轉了個兒，隱約可見的一線土牆拱衛著稠密的“當代”裡剩下的這片空白。

　　我在一個微雨的夏日莅臨這座“城市”，腳踩像昔日天街一樣漫長的土壟，面向只在虛空中的魏阙和宮門。三春已逝，那花一樣的洛陽，不僅從中國的現實中也從中國人的感受裡被抹去了。

　　細細想來，對翠樓绮閣的毀棄並不是最值得歎惋的時刻，驚心動魄來自於重新塗寫這片風景的那一刻，一群饑民攀緣而上已經燒為白地的宮室土台，七手八腳地指點著錦繡灰與公卿骨：

　　“這土細潤，可以挖去蓋俺家後院。”

　　“這細皮嫩肉女子，干脆帶回家做我婆娘。”

　　“好大一片空場，翻耕了，明年一定有好收成。”

　　“這地甚平，或可以做打谷場。”

　　這驚心動魄的時刻並不是獨一僅有，中國建築史，或許毀棄了百分之九十九只留下了百分之一，而這百分之一的命運如今尚未可知。在同一片建築基址上，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或是干脆拆了又拆又拆又拆……終於，荒城只剩下了丘墟，原來那些麗景飛甍的凌雲傑閣，卻不如它們黃泥塗地的台基更為經久，於是，古城就像是一座千年的爛尾樓伫立在原野中，任憑風吹雨打……在粗大骨節的黑手緊握鍬柄後的遠景裡，原本“碧樓金粉”，不過是一堆可以搬來倒去的泥巴而已。

　　——初次造訪洛陽漢魏故城遺址時，當地考古學者告訴我，當他們開始挖掘土台基址時，卻發現一戶農民已經在其中挖了一個窯洞，住在裡面。顯然，用細細遴選，並遍遍篩過的夯土壘成的宮殿台基，發現了它新的用途。而在北魏洛陽的例子裡，“金銮殿”與“茅草屋”重疊錯置的現象，也比比皆是。

　　無意在“金銮殿”與“茅草屋”之間分出高下，但最為觸目驚心的，也莫過於這種文明形態無端的錯置與顛倒，那是對於歷史因果的極端蔑視，對於無謂勞動和惡意反復的極端冷漠。無可否認，新的生命成長於斯，新的歷史動力創造於此，但一切卻是以一種粗粝的的方式完成的，這種偉大王朝城市的生與死之歌，與“建築設計師”這一二十世紀寵兒的趣味絕不同調，也與我們對現代都會物質現實的眷慕格格不入。

　　無可否認的是，“荊棘銅駝”是中國建築的一句谶語，它像極了尼古拉斯·普桑畫中的轶事——借一塊石碑，在淳熙的風景中沉默的死神開口了：在阿卡迪亞(樂園)也有我！如同“花”與“塵”的並存，“城春草木深”般的景象對於中國建築的啟示，並不在於它是某種“親近自然”的理想生活的象征，而在於它是文明的反面。在此，由“自然”和“人工”混合起的廢墟是人造世界的永遠噩夢，是完美現境裡無可消除的一處毒瘤。它揭示出一種高速建設與潦草毀棄之間的矛盾沖突，它既培育了持續進取的熱情又造就了不斷激發的混亂。

　　它將巨廈摧為瓦礫，它將高塔付之一炬。■

　　(作者系建築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