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城內的省政府大院及其附近，細心的人們會發現有幾段或殘存或已修復的古城垣，那是明秦王府城的遺跡。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率農民義軍攻破潼關，並迅速占領了西安，並於次年一月一日在這座府城內舉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建立了大順政權。接下來，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攻陷北京，宣告了大明王朝的覆滅。這種摧枯拉朽、銳不可當之勢，是當時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如今，望著城頭上迎風抖動的枯草，我想，曾顯赫一時的大明王朝，怎麼就如此不堪一擊呢？這大約要從晚明政權荼毒全國的苛捐重賦上尋找原因吧！   　　稅賦是一個政權賴以生存的經濟支柱。但是，沉重的稅賦又足以使其傾覆。明代後期，由於土地兼並進一步加劇，皇室、諸王、勳戚、宦官、臣僚以及豪強地主占據了全國的大量土地。以河南為例，15位親王所擁有的莊田，就占到全省可耕地的一半。食邑在陝西的秦藩王，憑借朝廷的歷次封賜，以“九牌”“十三票”的名義，霸占了關中平原最肥沃的土地（見《長安縣志·土地志》）。這些莊田阡陌相連、建築豪奢，少則百頃、千頃，多則萬頃以上。其所擁有的佃戶和奴僕成群結隊，動辄以千萬計。他們不但享有減免賦役的特權，還強令地方為他們輸捐納貢。那些未享有特權的，也依仗其豪強勢力，勾結官府，通過隱瞞、欺騙、賄賂等手段，使稅賦得以減免。這樣以來，苛重的稅賦就落到了廣大農民、中小地主和工商業者的頭上。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破產的工商業者為了生存，只好四處逃亡。明初以來實行的“兩稅法”至此已遭到徹底破壞，國家財政危機日甚一日。正如萬歷時期的改革家、內閣首輔張居正向皇帝奏報的那樣，“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賦減。”（《明史紀事本末》）   　　有鑒於此，張居正於萬歷九年（1581年）實施了“一條鞭法”的稅制改革，將田賦、徭役、方物、土貢等征項合並為一，計畝征銀。這套辦法簡便易行，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階級矛盾，增加了財政收入，但卻觸動了官僚階層和豪強地主的利益。因此，在施行之初，便遭到激烈反對。在艱難維系了30多年後，“一條鞭法”便壽終正寢了。隨著萬歷中期朝政的腐敗，“諸役猝至”的現象卷土重來。而且，由於連年災荒和農民起義在各地的不斷爆發，財政虧空與橫征暴斂猶如兩股交互作用的飓風，加速了大明王朝的滅亡。   　　為了加強稅收以苟延殘喘，政府不但巧立名目，加重賦額，而且，增加了各種各樣的攤派。到了明朝末年，什麼“遼饷”“練饷”“剿饷”，以及“厘金”“關稅”“鹽課”等等多如牛毛，其征收額度遠遠超過了正賦。當時的西安亦是全國稅賦最重的地區之一，常常是“征役無已”“復刮民以充饷”（見《鹹寧縣志·田賦志》）。為了加快征收，朝廷向各省不斷派出宦官充任“礦監”“稅使”，這些人“恣行威虐，每托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明史·陳奉傳》）”就連崇祯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宦臣們“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罪己诏》）   　　如果說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是被李自成的農民義軍推翻的，不如說是被自己的苛捐重賦送上了末路。李自成農民義軍順應民意，高舉“均田免糧”的大旗，高呼“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所到之處，“官民開城相迎”“望風而歸”。那種山呼海嘯般的狂潮，不能不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稅收政策所引起的結果。   　　站在明代秦王府城的遺址旁撫今追昔，我不禁感慨萬千。抬頭處，看到省政府大樓的電視幕牆上，滾動打出了這樣兩條信息——一條是：到今年（2016年）歲末，由於“營改增”政策的實施，我國為企業減稅規模將達到5000億元；另一條是：為了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家戰略，將對科技創新企業和小微企業進一步實行稅收優惠。看到這裡，我的眼前豁然一亮，多麼好的稅收政策啊！這一系列重大稅收讓利政策，將促進多少企業在創新發展的道路上迅跑啊……  來源：西安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