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快速發展、急進開發的時代，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築保護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今天推出這篇文章中，兩位攝影人對於徽州的“現代化進程”的無奈和心痛，警示了時代發展留下的遺憾。如何在改進民生，促進經濟的基礎上去衡量保護人文環境，需要“徽州們”去用力思索。

只要同自由攝影人張建平在一起，他就會談起徽州，談起那些讓他著迷的古村落、古建築。每每尋到一個古村落、拍到幾張好片子，他總是眉飛色舞，興奮不已。他曾信誓旦旦地說，我就是為徽州而生的。

我知道，他說這話是認真的，更是有底氣的。那一年，一個名叫高麗安的法國女作家來徽州，看了他的作品後，執意要與他合作寫一本徽州的書。《石與墨書就的儒商中國》一書在法國出版後深受歡迎，而他的《徽州面孔》攝影展在巴黎的左岸更是讓法國人著了迷。對於他的這種狀態和這份執著，我羨慕且欽佩，期待何時同他一道走走，去拍攝心儀的山村，去追尋夢中的故鄉。

可是，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他有些變了。談到徽州，他往往會進入一種痛苦狀態。痛苦憤怒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他的“所愛”又讓他受傷了，時間長了，就變成遍體鱗傷！剛去的一個小山村的一幢清代老房子，轉眼就不見了；有的古村因為鎮上一聲令下，非要桿線下地，硬把幾百年的青石板撬了，鋪上水泥地面……起先他還不斷同村鎮干部交涉，給有關部門寫信、打電話，後來他就寫博客、發微博，剩下的力氣他就一邊起早摸黑拍片，一邊讀書研史。把老徽州一府六縣志書幾乎翻了個遍，時不時還要去北京合肥杭州揚州，追尋徽州大姓的後裔們。

冬日裡終於得閒，便邀了他，撲向鄰省一個遠離大道的典型徽州的村莊。本來回歸自然，心情放松，只為拍片。可是，現實所見再次讓我們瞠目結舌，村中一幢明末清初的老房子已被拆倒在地，冬瓜梁上的“雀替”散在四處，拆倒過後的原址如同火燒，黑乎乎一片，那番景象讓人心酸。一打聽，買主是上海的，還有一幢也正在談。我望望身邊的他，原以為他又會憤懑甚至發飙。可是沒有，他像變了個人似的，十分沉穩淡定，一聲不吭只是不斷地換著角度不停地拍。

歸途，我止不住發問：“你今天怎麼少了火氣了？”

“說麻木有點過，說無奈倒是實話。現在我已想開了，可能時代發展就是如此，個人是無法改變的。需要改變的恐怕是我。現在我的計劃就是拼命趕時間，多走多跑多拍。我要同他們比賽，我要趕在他們之前把影像資料留下來，我要讓後人知道這一段歷史，有一個天堂般的徽州，不能讓徽州失去記憶。”他還告訴我，他正在悄悄做一件事，要編一本《遠去的徽州》畫冊，把這些他所知道的一切用攝影記錄下來。

想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一本《老房子——皖南徽派民居》讓徽州出了名，上下兩冊，厚厚的，當年還獲得國家圖書獎提名獎。不久前，我遇見該書作者俞宏理先生，我問起當年釆訪的情況。他告訴我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他在《徽州報》當攝影美術編輯，當時只是覺得家鄉很美，尤其古建築有神，就想用相機把它拍下來，做創作資料。拍著拍著感情就深厚起來。

那一段拍攝的日子，風裡來雨裡去，起早摸黑，足跡遍布徽州許多偏僻小村落，包括原徽州一府六縣，還包括泾縣、旌德、太平等地，大約拍了幾百幢古建築，近萬張片子。那時不比現在，幾乎都沒有公路，除了一輛自行車，就只有靠兩條腿步行了。後來江蘇人民美術出版社找上門來要正式出版，還真一炮打響了！不少游人包括攝影家畫家就是根據這本書來徽州尋夢的。看得出他也很陶醉。

我問，“你知道當年你書中的那些建築還好嗎？你知道有多少已經不復存在了嗎？”

“我還真不知道。我只是聽說有些建築變了，改了。”他說。我告訴他：“有人統計你書中反映的其中一個村的經典建築已有1/3沒了或者改變了。”已是黃山市書畫院院長的他先是不相信，隨後自我解嘲地說了一句：“都是旅游惹的禍吧。”說完，轉身而去了。忽地，我隱約聽得一聲歎息。這輕輕地歎息，落在心頭，我分明感覺到它的沉重，它的疼痛。

兩個攝影人，他們內心的這種疼痛和無奈，其實就是徽州的疼痛，更是文明的疼痛。

黎巴嫩詩人紀伯倫說，“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於忘記了為什麼而出發。”在這個快速發展、急進開發的時代，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築保護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現在看來，建設美麗中國，對它們的保護必須要有自覺與自信的意識，否則悲劇將會一幕幕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