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干什麼吆喝什麼。昨夜翻閒書，說到那個巴菲特逛了一圈長城，連一句中國人民愛聽的好話都沒說，只嘀咕了一句：“要是我能拿到這個工程的磚頭的訂單就好了”。該死的巴菲特對堂堂中華長城之偉大絲毫沒有敬畏之心，倒想到做磚頭的買賣了，生意經已浸透到了骨髓裡。這使得老慕想起那年美國人轟炸南斯拉夫，還炸了我們的大使館，幾乎全國人民都在義憤填膺，一批溫州人卻是准備了十幾車皮的皮衣皮褲，轟炸一停便開入南斯拉夫，讓正愁著沒法過冬的南斯拉夫人著實驚喜了一番，既履行了國際主義義務，又發了一筆可觀的國難財，這也是得了巴菲特的真傳了。

    不過，巴菲特要做中國的磚買賣可不是太容易，因為中國有太多的磚瓦廠。從這一點上，我很佩服我下鄉那一片的農民，他們祖祖輩輩住的都是竹木結構的房子，屋牆是竹子編的，這非常環保。竹子可以再生，但用來做磚瓦的泥土卻是無法再生的。不過後來用磚瓦的人越來越多，各個地方對磚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村裡農民也開始講究起來，蓋起了磚房。本來縣裡只有一個磚瓦廠，後來幾乎每個公社都有了磚瓦廠。一個磚瓦廠不要多久，就使得一座山坡削去了一半，成了水土流失的大禍害。這些年隨著對國內對古城牆研究的深入，了解到在封建社會大規模的城牆工程建設中，對磚的需求量也是非常驚人的。當時全國供朝廷使用的官窯遍地，而且還是江西居多，據說在江西分宜的蘆塘村一帶就有一百多座古窯。我曾在博物館發現過一塊由我下鄉過的宜豐縣燒制的城牆磚。這時我才知道，這些600多年以前就制作過精致牆磚的老表，自己祖祖輩輩卻沒有住過磚房。當年的“全民燒磚”可謂是熱火朝天，據史料記載，連庵裡尼姑都加入了燒磚的行列，絲毫不遜色於大躍進時期的“全民煉鋼”。

    盡管這樣的濫用民力，給老百姓帶來的苦難是深重的，但也給中華文化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財產。這些城磚的工藝、質量的上乘，得以保存至今。其中還有一個現象是我十分震撼的，當年對城牆質量的責任落實是非常之嚴格。城牆磚上的銘文顯示，對負責每塊磚制作的地方長官、鄉村管事一直到造磚人的姓名都刻在磚上，一點都不含糊。譬如，在分宜縣發現的一塊刻有銘文的用於明城牆的大青磚，其上“分宜縣提調官典吏刑初司吏張用韶袁州府提調官通判隋赟司吏任俊”和“總甲陳文彬甲首黃南英小甲中敬存窯匠袁尚造磚人中吝十”清晰可辨。我點了一下，從領導到工匠，一塊磚的相關責任人就有七人，有點差池恐怕誰也跑不掉。據專家介紹，當時一塊磚頭造出來到砌到牆上有五六道檢驗關，如由兩名士兵抱磚相擊，城磚不脫皮不破碎，方為合格。一旦不合格磚塊超過規定比例，就要嚴懲銘文中記錄的有關提調官及各環節中的具體責任人，重者甚至被處死。這些人的大名留在城牆上，由歲月檢驗，城牆垮了遺臭萬年；城牆立著流芳百世。這一招夠狠的也夠絕的，我們現在的責任制恐怕就學不了這一點。所以，巴菲特如果真的拿到了這份訂單，要把活兒干好還不是那麼容易的。稍微有點疏忽，不是輸掉幾個股票錢的事兒，那是要被皇上砍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