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宮寺

    有史料記載，揚州是佛教在中土傳播較早和發展較快的地區之一。早在東漢初年，揚州就受到了佛教的影響，但在現存史籍中很少見到有關記載。1981年，在儀征胥浦趙山發掘的六朝墓葬裡，出土了塑有佛像的魂瓶，這是現知有關佛教與揚州的最早的實物，它彌補了史籍的不足。而近年來發現的始建於東漢永平年間的千年古剎——寶應縣射陽湖鎮天宮寺，如同一扇歷史之窗，不僅透射和見證了兩漢時期的揚州佛教文化，還洞見著兩千年前揚州經濟文化發展的軌跡。

    記者在寶應縣射陽湖鎮原槐樹村支部書記陳長生等人的引領下，以及在揚州市檔案局有關文史專家的幫助下，走訪天宮寺，從斷磚殘瓦中打撈漢代揚州的煙雲風華。

    千年古剎意味著什麼？

    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漢代“儒、釋、道”三股思想力量長達300余年的較量、碰撞、交流、融合之後，促進了揚州文化大繁榮和經濟大發展。

    漢代的射陽湖境地屬楚國，楚王劉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信奉佛教的貴族，在他的屬地射陽縣境內建一佛寺也許是小事一樁。但“笮融奉佛”，卻在江淮之間把佛教影響搞大了。《後漢書·陶謙傳》也有記載：“笮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其管彭城、下邳、廣陵運糧，逐斷三部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彩，每浴佛，辄多設飲食，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這是中國正史上第一次明確記載興建佛寺佛像和社會一般民眾信奉佛教的情況。而笮融，也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信奉佛教的官僚“居士”。

    多份史料證明，東漢末年包括揚州在內的江淮一帶已經成為佛教流行的中心。所以，任繼愈主編的《佛教史》說：“從西漢末年到東漢末年的200年中，佛教從上層走向下層，由少數人信仰變為多數人信仰，其在全國的流布，以洛陽、彭城、廣陵為中心……

    東晉時期，長江流域相對安定，隨著北方士族及百姓的紛紛南遷，廣陵的佛教又有了興盛，並向所屬各縣傳播。揚州的決定寺、法雲寺、天寧寺(今名)，邵伯的法華寺(今名來鶴寺)、梵行教寺等，均建於這一時期。有的寺廟規模宏大，一座佛寺的僧尼就超過百人。1978年冬，邗江縣酒甸發掘了兩座梁武帝時期的磚墓，出土了大量的蓮花花紋磚及小佛像，還有男女佛教信徒的畫像磚，證明了這一時期佛教的流傳情況。

    大分裂的時代，也是大轉變的時代，經過長達幾百年經濟、文化的交流，中國的歷史重心一步一步向南轉移。國家統一，文化先行，文化統一，佛教中國化成為先鋒。統一國家的前提是文化大一統的形成，具有“大乘氣象”的華夏文化，在經過“百家爭鳴”後第一次迎來了輝煌的秦漢黃金時代，“儒、釋、道”三股思想力量進行了長達300余年的較量、碰撞、交流、融合之後，迸發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繁榮和經濟大發展。而射陽湖千年古剎天宮寺的被發現，則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漢代揚州經濟特別是文化繁榮發展的歷史軌跡。

    古剎因何建於水鄉裡？

    射陽湖古代是邗溝上的主要節點，受益於漕運，必然對經濟文化發展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

    在古代中國，特別是兩漢時期，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水運發達的邗溝一線。而處在邗溝南北交通線上的揚州和徐州，又都是聯絡南北東西的商埠重地，經濟發達，文化活躍，也是佛教思想興盛和道教興起的重要區域。居於兩大商埠之間的“衛星城市”射陽湖，受到輻射帶動發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天宮寺位於溝通江淮的漕運通道邗溝與射陽湖邊，射陽湖漢時稱射陂，歷史上曾是蘇北裡下河地區第一大淡水湖。史書上說，淮郡左右皆帶湖，射陽為最古。射陽湖古為巨浸，淮揚七州縣諸水皆匯於射陽湖，由此入海。古射陽湖西起今寶應縣射陽湖鎮、西安豐鎮一線，北至淮安市境內的泾口鎮、左鄉(博裡鎮東)一線，東經九龍口，至阜寧喻口村入海，南連大縱湖，地勢低窪，湖蕩連片，曾經包括今天阜寧、建湖、寶應、興化、鹽城等地區。

    千年古剎天宮寺現身射陽湖鎮並非偶然。

    處在水鄉一隅的射陽湖，是一座具有2500多年文明歷史的古鎮。早在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夏至周代，這裡為淮夷地，西漢初年，為項伯封地，成為項侯國，西漢至南北朝曾三次置縣長達600年。

    射陽湖全面興盛，應該始於春秋末期。吳王夫差北上爭霸，在現在的揚州修築邗城，為便於軍力的運輸，開通邗溝。古邗溝南起邗城以南的長江，向北打通一系列湖泊，在現在的高郵折向東北，進入射陽湖，再向西北經淮安入淮河。射陽作為邗溝上的主要節點，受益於漕運，必然對經濟文化發展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

    記者尋訪發現，現有面積198平方公裡的射陽湖鎮，鎮域內歷史遺址遺跡眾多，文物分布密集，古鎮文化底蘊深厚，名人輩出。“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生於射陽，死後也歸葬射陽；漢射陽人臧旻，曾遠戍邊陲，才華不啻班固；臧洪、陳容因反袁紹暴政，同日被害，後世尊為烈士，現建有“臧陳舊址”和“臧陳路”、“陳琳路”以示紀念；南北朝時，射陽人王敬則官至大司馬，威震朝野；宋代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過射陽湖時也曾留下“渺渺指平湖，煙波急望初；縱橫皆釣者，何處得嘉魚”的詩篇。

    天宮古寺建於何時？

    市檔案館組織專家赴實地考察，並對寺中遺存的部分文物進行研究後提出新的推論：佛教在揚州傳播的確切時間應該在東漢永平年間。

    有學者指出，天宮寺堪稱裡下河第一寺。翻閱史料可知，天宮寺又名天宮慈院，因地處高峰，昔日龍河環繞，取龍行九天之意而得名。在1993年出版的《江蘇省寶應縣地名錄》中有關於天宮寺的解釋：“漢永平年間，此莊曾建一寺，北宋政和八年重建，歷稱天宮寺。”實際上，更早的資料中就有了天宮寺的記載。據《寶應歷代志書類編》中摘引的資料：“天宮寺，在鶴兒灣，距縣六十裡。宋政和八年建。”《萬歷志》中說：“天宮慈院，在縣治東南六十裡三阿鄉。宋政和八年(1118)僧普潮開山。洪武六年(1737)，僧行斌修建……”

    如今大槐村退休的支部書記陳長生還能回憶起當年他知道的天宮寺的樣子。寺院建築當為清代的建築，有大殿、東西配殿、東西廂房和山門等計22間半。山門殿內塑供彌勒佛和護法韋陀。大殿正中佛台塑供釋迦牟尼佛、藥師佛和阿彌陀佛。兩側塑供十八羅漢。東西配殿塑供觀世音菩薩和痘神。寺前有旗桿台、香火場及一只鑄鼎。大殿後，茂密的竹林環繞一棵直徑四尺有余、高達數丈的古槐樹。這棵古槐樹傳說為普潮和尚親手所植，一直被鄉親們視為聖物，常年香火不熄，槐樹村由此而得名，現在天宮寺所在的大槐村是由原先的天平鎮槐樹村和大橋村合並而成，同屬射陽湖鎮。可惜的是，原先那棵古槐在1948年被鋸倒，村裡至今還流傳著那棵槐樹被鋸時流出的汁水顏色深紅近似血液之類的神奇傳說。說來神奇，老槐樹被鋸後的第二年，即1949年，在樹樁旁又竄出兩根並生的枝條，如今已經長成直徑尺余、高達三丈的大樹，好像一對孿生兄弟攜手護衛這一方綠色家園。這兩棵並生的槐樹，如今又成了當地村民心目中的聖樹，上面常年扎有紅綢帶，寄托著人們祈福平安的心願。

    “文革”中陳長生擔任大隊會計，見有人拆了佛像、大殿後，還要拆剩下的最後一間西配殿，靈機一動，說要作為大隊倉庫用，用600元的價格保下了這最後的建築。

    天宮寺雖然規模不大，但因其歷史悠久，一直為僧俗兩眾所看重，香火十分旺盛。句容寶華山高僧妙德、揚州大明寺印道法師等人都曾多次說過：天宮寺是裡下河第一寺廟。

    最近幾年，四方碩大的正殿石質柱礎、浮雕鳳凰麒麟紋飾的兩塊門鼓墩、兩方記錄寺廟歷史遺痕的石碑及古建築磚瓦構件等物相繼出土、找回。現在見到的三方碩大的東漢石質柱礎，最大的一方長約76厘米，寬約77厘米，每一方上有密密的孔洞，堅硬沉重。

    由此可推測，曾經立於其上的廟宇建築規模宏大，超乎想象。在西配殿有數十塊青灰色東漢大磚裸露在外，豎列於牆體之中，歷經一千多年仍完好無損。兩座石碑，一座立於清嘉慶年間，另一座則立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兩座石碑清晰地記錄了該寺廟的歷史遺痕，以及面積變化等等。

    天宮古寺的漢代文化折射

    漢代揚州作為郡王、諸侯世襲封地長達四百年之久，加上漕運的拉動，加快促進揚州成為江淮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

    水運的興盛

    漢代廣陵境內湖泊眾多，河網稠密，加之邗溝的開鑿和運用，溝通了江水和淮水，水利資源十分豐富。一個以長江為中心、運河為紐帶、湖泊為依托、淮河為終結的水利網絡，在漢初就已完成，並成為一方黎民百姓的經濟命脈。水利資源的豐富為漢代廣陵人提供了優越的自然條件，而廣陵人在開發利用江河湖泊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漢代初期，吳王劉濞為了繁榮經濟、流貫財貨，除了疏通利用邗溝水道進行交通運輸外，還新開一條運河(後稱運鹽河)，這是專為運銷兩淮海鹽所開的通道。至此，運河水系日趨完備，漸次暢通。水運，在發展漢代廣陵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鹽務的興起

    漢初朝廷采取了鹽鐵開放政策，允許民間自由開發、生產、經銷鹽產品。廣陵所在的吳國疆域廣闊、海岸線長，東有海鹽之利，北有淮鹽之便，鹽資源非常豐富。吳王劉濞利用了這一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圍海煮鹽”，煮鹽業成了吳國的一大支柱產業，而劉濞充分利用這些鹽業資源，發展鹽業生產和經營，為吳國的財政收入提供了保障。吳國專門設置鹽官來管理鹽場事務，還在廣陵城東北20裡開鑿了一條運鹽河，自茱萸灣(今灣頭)一直通海陵倉(今泰州)及如皋磻溪，和各鹽場直接相連，形成了生產、運銷一條龍體系。廣陵鹽業生產的迅速崛起，為廣陵經濟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

    手工業發達

    廣陵的手工業非常發達，品種繁多，制作精良。豐富的銅器，精美的漆器，細膩的玉器，眾多的陶器，無不反映出廣陵人的聰慧才智。鑄造業、造船業、制鹽業、制漆業、玉雕業，無業不精，無業不發。劉濞利用高祖“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萸錢”的政策，以及境內蘊藏豐富的銅礦資源，“開山鑄銅”，大規模鑄造錢幣，甚至“銷銅鑄錢”，出現了吳國“錢布天下”、“富埒天子”的局面。

    銅鏡的鑄造工藝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揚州出土的銅鏡質地優良、制作精湛，既是生活用品，又是工藝精品，鏡背的紋飾題材豐富、雕刻精細、種類繁多，是漢代工藝中的一朵奇葩。

    制造業勃興

    漢初，吳王劉濞憑借境內銅礦之豐，師商周戰國青銅工藝之長，在漢代“官工業”政策倡導下，廣收天下能工巧匠參與青銅制作。史載揚州城西北72裡處有大銅山，儀征縣西北20裡為小銅山，皆為吳王鑄銅之地。其時，天下銅錢一半出自廣陵，青銅器也是品種繁多、質精藝良。至今揚州各地的館藏、民間私藏數量都頗有規模。吳國是水澤之鄉，發展造船業有著廣泛的社會需求。史載吳王劉濞利用江陵之木所造之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輛車”。說明當時吳國的船載運量大，多於車載數十倍。武帝時，江淮間建立了龐大的樓船軍，多次浮海從東方出擊東越、示威番禺。這說明漢代廣陵造船業的水平已達到能建造戰船、海船的水平。

    制漆業異軍突起，獨領風騷。漢代漆器的制作工藝和廣泛應用都達到了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揚州是全國極為重要的漆器生產基地之一。無論是制作方法、工藝特征，還是品種類型，無不反映出當時的制漆工藝水平的高超。其用途廣泛、品類齊全，有生活用具、化妝用具、文房用具、娛樂用具以及兵器等，胎質有木胎、夾纻胎、竹胎、銅胎等。揚州漆器在類型、品種、紋飾、工藝、銘文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地方特征。

    漢文化繁榮

    漢代揚州，不僅是東南地區的經濟王國、商埠重鎮，更是人才輩出、文化藝術極其繁榮之地。吳王劉濞采取了一系列發展國力的措施：招集流亡人口，恢復農耕生產，東煮海水為鹽，西開銅山鑄錢，開挖運鹽河溝通東西往來，免收更賦，廣納人才。吳國國力於是蒸蒸日上，國都廣陵也隨之進入歷史上第一個繁華的時期。

    由於人口增加，市井繁盛，劉濞又將都城作了一次擴建，即在原城東北部外，加築“東郭城”，廣陵遂擴大為十四裡半的周長。這座城沿用三百年，直到三國時期。對吳都廣陵的繁華，後人鮑照在《蕪城賦》中作了生動的追述：當昔全盛之時，車掛轊，人駕肩，廛闬撲地，歌吹沸天；孶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浚洫，圖修世以休命。

    可以想象出一幅漢代廣陵城全盛時的圖景：街道上的車輛多得車軸相撞，人們摩肩接踵、擁擠不堪，到處是密集的住宅，歌聲和音樂響徹雲霄。人們煮鹽種田創造財富，開山鑄銅獲取錢幣，國家強大而富庶。這段描寫展示了一個人丁興旺、充滿生氣活力的南方都市。

    繁榮的社會經濟帶動了文化藝術的復興與發展，漢代揚州不僅是東南的經濟王國、商埠重鎮，更是人才輩出的時代。地靈人傑，慷慨激昂、優美悲怆的詩篇，每每反映了廣陵人的文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枚乘的《七發》、鄒陽的《上吳王書》、劉細君的《悲愁歌》等等，都是漢文化大潮中最絢麗的花朵。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枚乘所作辭賦《七發》，是反映古代揚州風貌最早的一篇文學作品，不僅思想內容深刻，而且藝術手法高超，其中對廣陵潮波瀾壯闊、氣象萬千壯觀景象的描述以及“七體”這一辭賦形式的創造，從各個不同側面，交織成一首漢代揚州政治、經濟和文化繁榮昌盛的光輝詩篇。《七發》也因此成為揚州文學史上的開山之作，影響中國文壇千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