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2012年普利茲克建築獎的頒獎典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生於1963年的建築師王澍獲得這項素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獎項。

    這個獎項或許能讓一向有諾獎情結的一些人稍感慰藉。但王澍接下來對中國當代建築以及城市化的批評，卻可能會讓很多人不高興。他說，原本，中國有很多美麗的城市，但這些美麗被一些人破壞了，然後這些人告訴你說，這就是現代都市；他說，在30年裡，我們建造了一個全新的國家，“千城一面”；他還說，一個地方的建築如果是庸俗的，在那裡生活著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

    客觀地說，王澍批評的“千城一面”並非一人之感受，此前很多人都發表過類似意見，其中不乏國家住建部官員。問題是，我們還能不能遏制這種情形的蔓延？

    當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決策者都在豪情滿懷忙著“城市化”的時候，王澍的批評實在微弱得很。他那些批評，意思誠然不錯，但若說還能改變些什麼，推動些什麼，似乎並沒那麼簡單。城市建築能不能接續歷史傳統？今天的我們該如何棲居？這些問題回答起來恐怕都不是那麼輕松。

    王澍批評了，卻也早已行動了。王澍設計的“錢江時代”居民社區，垂直的塔樓開辟出大量公共區域，每兩層6~8戶居民可以共享一塊公共區域，希望恢復有“院子”的江南傳統，又可以嘗試建設社區關系。這樣的努力用心良苦，但這樣的傳統回歸卻並不容易，不僅講究“容積率”的地產商不認同，那些習慣了鄰居相見不相識的住戶對此也缺乏認同。

    但十多年來，王澍始終堅持自己的建築理念。盡管以一己之力很難改變“千城一面”的現狀，但他也在用個體的方式提醒人們，建築應該是怎樣的，城市可以是怎樣的，那種一味大拆特拆的思路是多麼愚笨。有人說，他在從宋畫裡找感覺；也有人說，他在追尋一種江南民居的意境。其實，王澍所圖者，並非若干具體卻碎片化的意象，根本上仍是人與環境如何共存的問題。

    建築師的個體努力，或可一定程度上改變一些地方的小環境，而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層面，建築師的無奈、無力、無助則更顯而易見。王澍自己說，北京面目全非，可他又何嘗認識自己一直生活的杭州？在拆遷飓風席卷之下，中國哪個城市又能夠獨善其身？

    據說王澍十幾次去巴黎，每次都要去一個地方，聖日爾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館，那是幾十年前海明威、薩特靜靜思考的地方。王澍說，在那個樸素的街角，他能感覺到空氣中彌漫著不同的氣息，這種氣息就叫“傳統”，“它能讓一些東西從過去活到今天，並且一直感染著你”。其實，傳統並不神秘，也許就是一種人與環境相互尊重的氛圍。傳統也並不意味著一成不變，只是這種變遷比較平穩，是一個漸進的、可持續性的過程。然而，我們眼下大大小小城市正在進行的，卻是一場波瀾壯闊的記憶毀滅行動。

    普利茲克建築獎暨凱悅基金會主席湯姆士·普利茲克這樣評價王澍：“王澍證明了中國文化土壤孕育了非凡的創意，幾百年來中國文化一直與自然和諧共融。”也有人認為，王澍的獲獎恰好暴露了中國建築的問題，他獲得的認可越多，就越說明我們所生活的城市與環境是多麼令人不滿。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無論如何，王澍的獲獎，最起碼的一層意義，是促動更多人去重新審視自己生活的環境。只是，之於中國城市的未來，一個王澍，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