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軒在青田街父親的寓所拍的結婚照。小孩子是繼母所生的弟弟妹妹。

    1949年，有人選擇回到大陸支援建設共和國，有人選擇南渡去到台灣。一場變故中發生了無數故事，最近幾年備受關注的《大江大海1949》、《巨流河》、《南渡北歸》等，都跟這一主題有關。

    關於在台灣的外省人故事有很多：白先勇的小說、王偉忠的眷村故事、齊邦媛的回憶錄……在此之外，最近出版的《飄零一家—從大陸到台灣的父子殘局》（台灣書名《壞孩子》）又提供了新的敘事方式。作者亮軒，本名馬國光，媽媽孫彩蘋先嫁給地質學家馬廷英，生下亮軒後，將其送到台灣；後嫁給章乃器，在大陸生下了後來的著名歷史學家章立凡。亮軒說，自己寫的是“小歷史”，但是希望能成為大歷史的一個參照。

    一個孩子的南渡北歸

    出生在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後在下關碼頭被搶到上海、1948年來到台灣—這就是亮軒人生的前五年。

    亮軒的父親是地質學家馬廷英，馬廷英創立了“地殼剛體滑動學說”，比西方學者的“板塊學說”早了十五年；在美國把琉球群島、釣魚島交給日本之前，他已推測到釣魚島海域有石油蘊藏，並通過一位立委將意見轉達給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張群。

    抗戰前夕，馬廷英和亮軒的母親孫彩蘋同在日本留學，戰爭爆發後，中國留學生都急著回國，有家眷的人更容易買到船票，孫彩蘋想出以“馬家家眷”的身份和馬廷英一同回國，兩人一同上船到了天津。馬廷英在天津的姊妹以為他們真的是夫婦，為他們布置了新房。但是兩人並沒有完婚，他們分開了。馬廷英在重慶，孫彩蘋則去武漢抗日，武漢失守，孫穿越江西戰場到重慶去找馬廷英，二人決定結婚。婚後不久生下了第一個女兒，卻很快就發現彼此並不合適。孫彩蘋決意分手，想拿掉腹中的兒子，在朋友的阻攔下，孩子還是生下來了—這個孩子就是馬國光。

    戰火連天，父母不和，亮軒甚至不能確定自己是出生在1941年還是1942年，只知道自己生在重慶的北碚。馬廷英和抗戰時期的學者們一樣，戰爭裡也能把學問搞得有聲有色。母親想把兩個孩子都留給馬廷英，只會專心做學問的馬廷英完全不會帶孩子。亮軒的童年是在父親的學者朋友家裡長大的，在楊家駱教授、地質學家李捷家都住過。亮軒沒有父母照顧，李捷決定把他帶回家中，當做自己的孩子撫養。1946年抗戰勝利，母親孫彩蘋去李家看過亮軒一次。隨後李家全家准備從“陪都”重慶回南京，在下關江面上，李夫人讓自己的女兒李本明照看亮軒和另一個弟弟李本京，自己則帶著保姆去買車票。李夫人剛走，母親帶著兩個男人到了船上，強行把亮軒塞進一輛黑色小汽車：“一個男人走到了李本明的身後，捂住了她的嘴，另一個人則早把一輛黑色的小汽車開了過來，我的母親親手從本明的懷裡用力地拉扯著我。”

    亮軒就這樣離開了本來准備過一輩子的李家。母親把他接回身邊，並沒有親手撫養，而是把他交給了如今位於上海南匯的一座寺廟，讓寺裡的比丘尼撫養。他就這樣成了清涼寺裡的小和尚。雖然不在父母身邊，慈悲的比丘尼們倒是把他撫養得很好。

    1948年，亮軒大約五歲，廟裡的大師父牽著他的手到了一輛大軍車邊，陌生的母親坐在車裡。大師父要走時，孩子的本能反應是跟著一起走，但被母親拉住了：“我拼了全身的力氣要跟大師父下車，人卻被媽媽兩手拉住吊在半空，空自掙扎。”母子就以這樣的方式再度重逢。

    抗戰勝利後，台灣接收了“台北帝國大學”，並改組為“台灣大學”，馬廷英是台灣的第一批“接收大員”。隨後，母親把亮軒和姐姐帶到台灣，想與父親和好。母親帶著他們泡溫泉，訂制被面，布置出一個小家，但是父親並沒有回心轉意。某一天，亮軒和姐姐睜眼叫媽媽，發現屋裡只有爸爸，母親從此離開了。

    亮軒和姐姐開始與父親在一起生活。此後，馬廷英終生沒有再提孫彩蘋的名字，戶口本上的母親那一欄寫著“殁”。

    “該哭就一定得哭出來”

    1975年，在下關碼頭上和孫彩蘋爭搶亮軒的李本明忽然給亮軒來信，說在北京遇到了“娘娘”—也就是亮軒的母親孫彩蘋，同時夾著一封母親寫給亮軒的信。亮軒來不及看信，一把抱住妻子大哭：“我也有媽媽啊！”

    彼時“文革”尚未結束，兩岸沒有往來，母子只能靠書信聯絡。1988年，亮軒從香港轉機到北京，看到了一只眼睛已經失明的母親。母子重聚，雙方都控制情緒，沒有出現抱頭痛哭的場面，但是此後幾天，母親卻隨時都會忍不住痛哭，亮軒這才明白：“該哭就一定得哭出來，昨天沒有哭出來，今天也要哭出來。”
    亮軒從當時被稱“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到北京，看到的全是“怪現象”：買什麼都要“票”，花花綠綠的小紙片講究多，北京的票在上海還不能用，要出遠門的人要提前申請外地的票，還得安排好行程；老字號東來順到處油膩，點的菜上錯了，跑堂的只說“還不是一樣吃”；路上的出租車輕易不停，因為拿死工資，做不做生意無所謂。

    更讓他震驚的是母親和弟弟的遭遇。母親的丈夫章乃器因毛澤東邀請，放下香港金融事業回到內地，更動員母親一同回去。“反右”時，章乃器幾乎送命，生前未得平反。母親在“文革”中亦受迫害，六七十歲了還在掃大街。章立凡從19歲到28歲都在坐牢，青春困在牢獄中。

    探親之前，亮軒得到勸告：不要探親，探親多是些不愉快的事情。亮軒講了自己的朋友張拓蕪的故事。殘疾作家張拓蕪，一個人在台灣，老了想回安徽宣城的老家看看。張拓蕪自己並不寬裕，又想給老鄉們捎點什麼，便從台灣的菜市場買了兩箱廉價衣服帶回去。一路顛簸到宣城鄉下，老鄉們出來歡迎“台胞”，他就按親戚關系的親疏讓老鄉們挨個來挑選衣服作為禮物帶走。禮物派完了，也沒有人理他了—誰都沒有見過他，沒有感情。張拓蕪一個人在小旅店裡發燒，旅店生怕“台胞”在店裡有事，立刻告訴派出所，派出所帶著“台胞”治病，同時又希望他趕緊走，免得麻煩。病好了，張拓蕪又轉機香港，他在香港大哭一場：“我再也不要回去了。”

    相較之下，亮軒慶幸地說：“我的探親是最好的結果。”

    各種各樣的寂寞

    亮軒說，台灣的“外省人”多是寂寞的。除了小說裡寫的，最近的暢銷書裡披露的，還有更多各種各樣的寂寞。探親的不快樂，也許只是寂寞的一種。

    亮軒寫過厚厚60萬字的王鼎鈞評傳《風雨陰晴王鼎鈞》，這是他敬重的“鼎公”，但是亮軒說，王鼎鈞在台灣的日子其實不好過。當年國共內戰，國民黨軍官要解散王鼎鈞所在的隊伍，讓他們回家不打了，王鼎鈞和其他人還堅持要繼續打，把軍官揍了一頓。在當年國民黨的立場上，這本該是官方標榜的“忠黨愛國”，但是王鼎鈞曾經是共產黨的俘虜，從俘虜區逃出來的時候穿出來的是共產黨的衣服。在台灣時，“白色恐怖”一直籠罩在他頭上。王鼎鈞一生臨淵履薄，他寫作時提到鲂魚發怒時尾巴會變紅色，竟然被當時的保安官員指責“紅色代表共產黨，煽動農民暴動”。

    魯蕩平的孫女魯芬，一直稱亮軒“哥哥”。魯芬生前曾幫李安的制片人徐立功做事，徐立功發現一直聯絡不上她，報案找人去開她家的房門，才發現50歲的她在電腦前面，已經孤獨地死去了。這就是台灣的“名門之後”。

    亮軒有個老師叫宋海屏，曾經在亮軒的學生時代做過關於美學的演講，讓他很有印象。自己當了老師之後，亮軒打聽得知，這位宋老師死在醫院沒人知道。宋老師沒有親人，一個人住院，不治身亡，醫院貼出了告示讓親屬來認領，兩個星期之後仍然沒有親屬前來，醫院就自行將遺體火化。等到宋老師的同事得知消息來探望，醫院說：“對不起，你們來晚了，人我們已經燒了。”

    講到這些，亮軒幾乎落淚：“這就是外省人，我覺得可憐。我並不是說這種可憐一定要同情，我只是說有這樣一種命運。有多少人沒有辦法適應那種失落，剎那之間灰飛煙滅，什麼都沒有了。家都沒有了，一個親人都沒有。”“我的回憶不是眷村的”

    時代周報：你的弟弟章立凡把這本書和《大江大海1949》、《巨流河》放在一起，當做兩岸歷史的拼圖。當初寫這本書的初衷是什麼？

    亮軒：我從學校的教職上退下來，想要給我父親寫一本傳記，我總覺得我好像虧欠他。他是一個傑出的地質學家，一生都在做學術研究。我決定寫我跟他的故事，少年成長的這一段跟他的關系比較密切。

    當時台灣有幾本回憶從前的書，齊邦媛的《巨流河》、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張婉典的《太平輪1949》，我都看到了。看的時候覺得非常熟悉，這三本書裡都有我認識的人，都有我熟悉的事情，好像就是我熟悉的歷史。齊邦媛跟我們家的關系非常密切，我叫她齊姐姐，我們兩家從重慶時代就開始來往一直到現在。

    因此我也來寫，但是我只能寫自己成長的歷史。但是我寫的不是他們那麼大的氣派，也許是小歷史、微歷史，就是小小的那麼一個點，它可以變成大歷史對照的時候需要的一個准心。你從小小的地方去讀，會發現很多別的事情都對得上。我相信在台灣很多的外省家庭，應該都有很多故事，只是寫下來的，大概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我代表的人可能不太一樣，大陸很多人對外省文化創作的理解就是眷村文化。我的回憶不是眷村的，我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傳統的讀書人家庭出身，時代的動蕩也讓我們有太多的波折。

    時代周報：在你的書裡看到兩岸歷史有些微妙的重合，例如過去很多人都有政治頭腦，現在都在埋頭賺錢。

    亮軒：在我們的年齡還是個位數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孫科、李宗仁、衛立煌，小男孩下課聊天說的是孫科、李宗仁怎麼選出來的。你現在跟年輕人去討論這些，他們覺得跟說唐太宗沒什麼兩樣。大陸也是這樣。這其實是個好現象，表明大家日子都過得好了。

    時代周報：最近幾年一直有聲音說，大陸的文化有斷層，台灣反而對傳統繼承得比較好，你覺得呢？

    亮軒：不要這樣講。台灣有人說，自己是文化的、歷史的，對岸是地理的，我不太同意。大陸經過了政治的動亂，有過一些苦難，但仍然可以有一個重新萬苗齊發的時間，中華文化是非常強韌的，漢族的文化絲毫沒有動搖。

    我看到很多中國人對於文化的渴求是很真實的，我很感動。北京對我最好而言的是，書店真好，買不完，我每次來都買一大堆往家寄，有一次買了兩車，結賬結了一個多鐘頭。北京的書店是其他地方比不上的，榮寶齋、琉璃廠，全都是有關中國文化的書，這樣的書店只有北京有。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哪怕是少數的讀書人，對於中華文化都有相當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