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1933年日本研究會《抵制日貨之考察》的研究，正因為有實際的困難，所以每次抵制日貨行動結束後，中國商人均大量購進日貨。日貨銷量前後相加並不會有太大的降低。民眾的消費欲望由於短時間被壓制，突然的爆發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增長。據俞寧頗統計，從1907年至1929年的23年中，日本對華輸出額最高的年份分別是1925年及1919年，兩年都是抵制日貨運動發生的年份。

（民國時的抵制日貨漫畫 資料圖）

    一個“小販”的非正常死亡

    在抵制日貨的浪潮中，如果說學生的倡導是單純出於滿腔熱血，那麼商人的回應則要復雜得多：一部分人消極對待的商人，多少有些被裹挾的意味；而另一部分積極響應者，除了愛國熱情以外，不無利用的成分

    1919年的一個夏日，在經濟和名譽同時破產之後，以賣東洋雜貨為生的蘇州小商販王國才陷入絕望。在妻子的守護下，他眼帶淚珠、滿懷愧疚地度過自己30多年人生旅程的最後時刻。

    致命的凶器是三包高磷含量的火柴頭，它們被王國才當作藥丸悄悄服下。之後，他蒙被而臥，嗚嗚咽咽地向妻子表達了自己的歉意，沒有給妻子留下任何施救機會。

    “王國才”之死

    這個貧窮的家庭位於蘇州玄妙觀後一條名叫牛角浜的小巷裡。繞過幾家拆字攤、鐵器店，就能看到一家舊貨店，舊貨店的樓上就是王國才一家租住的地方。玄妙觀所在的觀前街，相當於老北京的天橋，是一個集小吃、雜貨、雜耍的傳統集市。

    在很長時間內，居住於蘇州市中心繁華地帶的地理優勢，並沒能為王國才的人生帶來任何機遇。他之前在一間米行學徒，其間娶了媳婦——賬房先生的女兒。他的運氣不夠好，剛剛3年學徒期滿、就要拿到3塊錢的月薪時，店主破產，他也因此失業，從此只能靠打短工和妻子做女工維持生計。

    同學宋捷三的指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任職於一家洋行的宋捷三認識一家東洋號家，對方是個雜貨商，專門從日本販一些小孩玩具和學堂用品之類來蘇州，再招一些本地小販擺攤賣掉。在宋的擔保下，王國才以免交保證金的特殊待遇批了20塊錢貨物，在玄妙觀山門口租了個地方擺起了攤。

    定價從廉，加上為人和氣，讓王國才的生意非常紅火。一個月平均算來，至少能賺到10多塊錢。妻子這時也換了個新工作：專門糊一種紙匣，每天除去材料之外，也可以得到工錢二三角。

    至此，過去的一切不順利，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直到有一天，他的小攤被卷入一件改變歷史的大事：因為日本人欺侮中國，奪我青島，北京學生率先走上街頭，引得全國人心激憤，一致抵制日貨。

    謹小慎微的王國才沒讀過多少書，連個字條也看不明白，無法理解這麼大的一個風潮。風潮之中，起初每天還有幾個人來光顧，後來一天天減少，終至無人問津。妻子糊紙匣的工作也受了影響，為了省錢，王國才在東洋號家曾批發了三四十塊錢五彩的包裝紙囤在家裡，這樣一來，這些花血本批來的紙也不能用了。

    “王國才”是個虛擬人物，事實上他存在於小說之中。小說的作者、清末民初文壇的著名翻譯家、小說家和出版人包天笑，套用了俄國作家赫爾岑同名小說的名字來命名這篇作品：《誰之罪》。

    小說發表在包天笑主持的《小說畫報》第21期上，出版時間是1919年9月1日。在後記裡，作者強調，“我做這篇小說，確是紀實”。
    抵制日貨

    “風潮一天激烈一天，不多久就從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內地。蘇州地方一向跟著上海走，便有學生成群結隊在街上游行。”

    蘇州學生對北京“五四”的呼應，與包天笑描述的一樣快。據《五四運動在江蘇》一書記載，早在5月6日和5月7日兩天，東吳大學、省立一師、工專、農專、醫專以及桃塢、英華、晏成、萃英中學等學校就分別建立了學生自治會。

    5月9日下午，蘇州學界就舉行了環城游行，高呼口號，散發傳單，鼓動民眾。第二天，蘇州學生聯合會成立，議決以宣傳、講演、調查國貨、抵制日貨為急務，聯絡各地商會切實倡導，公電吁請各地學界共策進行。

    到了5月28日，蘇州學生全體罷課，學生們在國旗下宣誓完畢後，再次掀起了一場萬人規模的游行。他們從體育場出發，到察院場口，然後分路回校。所持標語旗，都插於玄妙觀，伴供眾覽。玄妙觀成了一片“懲辦賣國賊”“還我青島”等旗幟的海洋。

    在包天笑的小說中，這樣一個下午，“王國才”聽到消息，許多愛國學生要到各家店子裡搜查日本貨。他急急忙忙把攤子收起來，東西還沒收好，就遇到了游行到玄妙觀的學生。

    看見王的攤子上全是日貨，激發了學生們的義憤。有人嚷著說，“這是賣國奴，專替東洋人銷貨色”，“應該把他的東西全數燒掉了”。“王國才”瞪著眼睛，張著口，一句話都說不出，只是身子亂顫。一個學生提議，到他的家裡去搜搜。

    一群人跟著“王國才”從玄妙觀山門口，湧到牛角浜。到了門口，家裡人驚慌失措，以為他犯了什麼罪，捉人來了。幸虧有幾個明白事理的學生安慰說，“你們切勿驚慌，我們是來搜查日貨的，絕不來驚擾你們。”學生們搜查半天，把他妻子糊紙匣子用的紙料搜了出來，一調查是日貨，七手八腳地搬到玄妙觀後面的空場上燒掉了。

    在1919年的現實中，此時，幾乎整個蘇州城都在接受學生們的思想洗禮。東吳大學迅速形成了愛國學生講演團，分頭在熱鬧場所演講。第二工業專科學校學生，自編自演了一出亡國慘劇新戲，將“朝鮮滅國慘史”編入，借以驚醒國人。

    東吳大學各科學生除積極宣傳外，還帶頭不用日貨，各人將自有之日本貨物，一律毀盡，並對天立誓，今後不再購買日貨。蘇州的報社，拒登日人之廣告。所有各街巷口之日人廣告，一律被學生等拆除撕毀，並換貼“勸用國貨、抵制日貨”等種種印刷字樣。

    商人的義與利

    家裡被學生們搜查後，“王國才”又急、又羞、又恨、又氣，從家裡走出來，隨時能感受到路人的指指點點，“這是賣日本貨的朋友”。

    他被燒掉的貨物都是從東洋號家賒來的，現在兩手空空，無法面對熱心為自己擔保的同學宋捷三。“當此米珠薪桂，每天的吃用是要的，而且又擔了個賣東洋貨不愛國的惡名譽”，兩相疊加，讓他不堪重負，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包天笑並未把王的死歸因於抵制日貨運動，“你說‘王國才’的死，是人家害了他嗎？人家何嘗害他，也是光明磊落，一國國民到此地步應有的舉動。”

    蘇州這場光明磊落的舉動，在6月6日那一天，從抵制日貨升級為全城罷市。看到蘇州商會對於罷市的遲疑，蘇州全體學生在這天一次次排隊到商會請願，商會領袖則表示要邀集各業董事會商後方能決定。

    據《申報》報道，6月7日，學生們說，如不允8日開會議決罷市，則情願“餓腹終夜，在此不散”。商會會長無奈同意次日開會，下午5時一律罷市。

    8日一早，學生們便開始分隊挨戶勸說商家罷市，“凡學生所到之處，商店即相率閉門”。蘇州罷市發生時，“如有心存觀望之商店，不受學生勸告，即眾口詈之為冷血動物，非使其自悟閉門不止”。

    然而，學生們強大的動員能力並沒有使得罷市完全實現。6月10日的《新聞報》報道，蘇州各商店米店、醬園、南貨店等雖在照常營業，然皆半掩其門。飯店則開門者居多數，酒店仍在暗中營業。

    10月的《新聞報》也刊登了這樣一則報道：江蘇省一個縣的學生調查隊發現，一家商店裡的火柴有問題，它的外包裝上印有“中華民國萬歲”的字樣，而實際上卻是日本火柴，學生們當場銷毀了這批商品。

    為此，學生們不得不在商人動搖之際表示警告，或忠告商家“保持人格、堅持到底”；或晚間在各店板門上用粉筆大書警告文字；甚至“易服潛行”，將油印傳單數萬份塞進各商店的門縫，要求商家繼續罷市。
    “那些洋廣貨業、轉運業、出口業以及與外國人有關的服務業等，往往會因為抵制日貨運動而遭受直接損失，反對之情不難理解。而對那些與外商競爭較激烈的行業而言，抵貨運動的另一面是國貨的發展機會。”復旦大學副教授馮筱才，傾向於用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不同行業和地域對抵制日貨的不同態度，“運動中抵貨態度最為積極的是國貨的生產廠家，如上海、無錫、武進、南通、江陰等地，國人經營的紡織工廠較多，因此這些地方的抵貨運動便遠較蘇州、揚州、鎮江等地為熱烈”。

    馮注意到，“五四”時期，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與上海厚生紗廠老板等，都表示願意出巨款支持學生運動，而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也與上海學生多有聯絡。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老板簡照南之子簡日林，日後回憶說，“每一次發生反帝運動以後，我們的業務就蓬勃起來，也一再地把我們從危機中挽救出來。”

    經濟學家俞寧頗在1931年指出，由於日本輸華貨品多為我國自行供應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織品、糖、煤、紙、木、面粉、魚等，無一非我國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貨僅能限於一時熱度，而不能持久。

    根據1933年日本研究會《抵制日貨之考察》的研究，正因為有實際的困難，所以每次抵制日貨行動結束後，中國商人均大量購進日貨。日貨銷量前後相加並不會有太大的降低。民眾的消費欲望由於短時間被壓制，突然的爆發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增長。據俞寧頗統計，從1907年至1929年的23年中，日本對華輸出額最高的年份分別是1925年及1919年，兩年都是抵制日貨運動發生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