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骥才

馮骥才畫作《冬日的詩》

　　因為在北京畫院舉辦“四駕馬車——馮骥才的繪畫、文學、文化遺產保護與教育”展，著名文化學者馮骥才方能夠在北京持續待上十余天。然而就是這十余天，每日工作也安排得滿滿當當，這一點我們是十分清楚的。所以，當我們在9月15日晚十點半提出第二天專訪的要求時，心裡並未抱什麼希望。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助手很快回電說，馮先生已將第二日上午的原定日程作了修改，給記者騰出一個小時采訪的時間。

　　9月16日上午9點整，記者敲響北京某賓館1918號的房門。開門的正是馮骥才。“歡迎，歡迎！”很熱情。“記者的采訪，我一定要接受的。”還未落座，他便道:“我看到前兩天你在頭版頭條登的那篇保護老建築的文章了，不少文物界的朋友跟我提起，大家都很欣賞，認為有力度啊。”拿出9月13日的本報，他指著《老建築，別都拆了》一文贊不絕口：“寫得很深刻，很好。而且你們敢於在頭版頭條登出來，《光明日報》有膽識！”

　　於是話題就自然而然地從文化遺產保護開始了。

　　“知識分子應是文化先覺者”

　　征得記者同意後，馮骥才點燃了一支香煙。記得第一次專訪馮骥才，面前的桌上也有一包香煙，但他始終沒去碰它。

　　那是在天津一個普通居民小區的一套單元房裡，當時是馮骥才工作室的辦公地點。時間是2003年2月21日。三天前的18日，由馮骥才倡導和領導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正式啟動。

　　采訪被安排在一間幾乎被各種木制門窗、建築構件塞滿的所謂客廳裡進行。采訪中，他指著那些老物件有些激動地說：“能夠讓自己的文化損失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嗎？能夠叫後人完全不了解先人這些偉大的文明創造嗎？不能！所以，現在第一位的是‘搶救’，而且是十萬火急！”

　　回憶起10年前關於搶救工程的動意，他提到了幾位著名的文化大家。當年，他跟啟功、季羨林、於光遠等先生一起在北師大開會，共同呼吁緊急搶救民間文化，並向年輕學子們發出著名的“把書桌搬到田野上”的號召。說起工程啟動之初工作之難，馮骥才吐出一口煙，略帶調侃地說：“他們可以花很多錢請客吃飯，一說要保護民間文化——對不起，沒錢。”

　　令人欣慰的是，十年過去，這種情況已大為改觀。他強調：“文化自覺，這十年的歷程顯現了我們的文化自覺。”中國在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走在了世界前面。“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開始工作時，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還沒簽署，2003年聯合國才將非遺列入文化遺產保護內容。“這說明中國的知識界是有文化自覺、有文化使命的。”

　　“我要強調文化先覺，”他加重了語氣。“我們的目標是文化自覺，這是全民的；而知識分子應該是當中的先覺者。”他認為，知識分子的特點是有前瞻性，不但可以用科學的眼光研究社會，還能運用逆向思維思考生活，因此應該是有文化先覺的。“當整個社會迷惘時，知識分子應該先清醒；當整個社會過於功利時，我們要給生活一點夢，美好的夢，給一點理想和精神的東西。”
    “責任是第一位的”

　　“責任、擔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我們這一代人由於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糾結太緊，責任意識透入骨子裡，完全無需掂量。責任是天經地義的。”馮骥才如是說。

　　責任感，強烈的責任感，這一感受在采訪中不斷被強化。

　　人們認識馮骥才是緣於他的文學和繪畫作品，而他自己說，這兩種藝術於他是天性、是性情式的表達，文化遺產保護和教育則是責任、是自己的選擇。“責任是第一位的。”他說。

　　更重要的是，“責任”在他絕非只是說說，而是切實去承擔了。

　　因為責任，在絕大多數人對民間文化的內涵還沒有什麼認識的時候，他就以一個志願者的身份開始搶救與保護行動了。1994年，他在報紙上看到了天津市要大規模拆除老城、改建新城的消息。這意味著擁有著悠久歷史的天津城、義和團重要的塘口、五四運動的遺址，包括中國最早的電報局，還有地域文化裡面數不盡的財富，都將灰飛煙滅。他急了，拿出自己的一筆稿費，請了近百人，有歷史學家，有建築師，把整個老城考察了一遍，用相機全部拍下來。一年多的時間，拍了3萬多張照片，選出2000張印成畫冊。從市委書記、市長開始，到各局局長，每人送一本。最終，他們的努力有了結果，天津市委決定留下這筆巨大的文化財富。

　　在搶救估衣街的那段時間，他被天津媒體封殺，第一篇呼吁搶救的稿子是在《光明日報》2000年1月28日頭版發的。這件事他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責任，他幾乎放棄了鐘愛一生的文學創作。原因很簡單，沒時間寫。只有在長途車上，他才有機會閉上眼睛，將埋在心裡的故事翻出來，構思一下；可往往是剛剛“過瘾”，就到地方了，於是這個故事只能再次收藏進心底。

　　“始終不能落在紙上，不遺憾嗎？”記者問。“當然有遺憾。”他直言不諱，“但是創作只是我個人的事情，而一個民族的文明傳承更重要。”

　　因為責任，他幾乎賣掉了自己所有的畫作。他說，這麼做不只是要籌措資金，更主要是想喚起人們對遺產保護的關注。他沒有白費勁，如今捐贈者的名單越來越長，尤其是那些文化名人的參與，使更多的人知道了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責任是第一位的。”馮骥才說得似乎很輕松。但在它的背後，這位古稀老人的付出是巨大的。
    “把民間文化擺到廟堂裡”

　　“我六十歲的時候，接了兩件大事。”馮骥才又點了一支煙，卻沒怎麼吸，只是任由煙霧在眼前飄散。

　　在別人退休、可以頤養天年的年齡，馮骥才擔任了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主席，同時受聘於天津大學，擔任馮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前者讓他可以團結更多的有識之士，共同搶救保護民間文化遺產；後者，成為他進入教育界的開端。

　　既然是以馮骥才的名字命名，學院難免帶有他的色彩與氣息。2012年年初，一個寒冷的冬日，我第一次走進這座外形很現代的學院，立刻被無處不在的傳統文化氣息籠罩了。院子裡，一座古門樓，一個石雕，一塊長江纖夫石，無言地彰顯了學院所追求的歷史與人文的內涵，並與這座現代建築形成時代性的對比。就連電梯其實也是一件別出心裁的雕刻作品——“詩之門”。左邊刻的是英文的《奧德塞》，右邊是中文的唐詩，寓意打開門，就進入了人類的文明。而印象最深、感受最深的，還是它的博物館。

　　學院“博物館化”是馮骥才的追求。他認為大學應有一個功能——文化保存。他的想法是，把知識保存在圖書館，信息保存在數據庫，實物保存在博物館。他說：“在博物館裡，感受比看更重要。”所以，他對展覽的細節十分在意，從整體色調到每條說明文字，都親自動手。“我把做博物館當成一種創作，也作為一種享受。直到今天，還有一些美妙的博物館計劃。”

　　學院現有7個博物館，每一個都不大，卻都很精致，剪紙、年畫、雕塑、藍印花布、木活字印刷、民間畫工等，包羅了諸多民間文化種類。記者最愛的莫過於“跳龍門鄉土藝術博物館”了。民間傳說鯉魚跳過龍門便化龍升天。在這裡，馮骥才把民間文化的精華搬進博物館，正如他所說，“把民間文化擺到廟堂裡”，就是想讓大地燦爛的草根文化登堂入室，化魚成龍。

　　他說，促使自己到大學工作的最重要原因是，當今社會真正的文化學者匮乏，大學急需造就新人。

　　“目前能夠在非遺保護一線獨當一面的學者，幾乎全是60歲以上，急需後備力量。”他認為學生最需要的，一是視野，二是責任，三是能力。他也清楚地知道，一個人到了青年時，你不可能改變他，只能影響他。所以他盡量用學院的一切——硬件、軟件、思想、方法去影響學生，把學生的未來與時代的需要連接起來。“我最希望的是他們能夠走在時代的前沿，有思想也有能力，關切時代不空談，有‘天降大任’於我之感。”從課堂講授到田野調查，甚至連學院裡濃郁的民間文化氣息，都是要讓學生們浸潤其中，感受其魅力。“有個現代文學的博士生也轉到文化遺產了。”話語間臉上閃過一絲笑意。

　　另一方面，在中國，且不說省市縣級的非遺項目，僅現有的1300余項國家級非遺，絕大多數缺乏學術支撐，在它們後面的大多只有政府管理部門或開發商。這很容易造成所謂“保護性破壞”，即為了經濟利益而篡改非遺本體。而在日本、韓國，他們的每一項非遺都有專門的人在研究，換言之，每項非遺後面都有專家學者在支撐。“當務之急，是盡快培養有責任感、有事業心的年輕隊伍，讓非遺保護得到學術的支撐。”他說。

　　“四駕馬車全是為了一駕車”

　　話題回到正在展出的“四駕馬車——馮骥才的繪畫、文學、文化遺產保護與教育”展上。

　　“這是我對自己70年人生的一種梳理。”馮骥才思索了一下，“70年裡能做和所做的事太多太多。我只是揀了我最傾心、最重要的四個方面。”

　　直視記者的眼睛，他認真地說：“告訴你，這話我沒對別人說過，其實四駕馬車全是為了一駕車。”不用說，這駕車就是文化遺產保護。

　　“四駕馬車”展覽中有一幅作品，是馮骥才在開展前一天連夜創作的。那一夜他想到70年總結完了，之後要做什麼？——“古村落搶救保護，這是我今後最主要的工作。”一個曾在皖南見過的古老的木門撞進腦海。

　　畫面上是一座徽派建築的門。藍綠色的油漆已斑駁，但形制優美。陽光將樹影投在門上，光影中寫滿了歲月的深遠。畫上，馮骥才寫了一句話：“每一扇門都是歷史關上的，都等待著我們打開。”

　　馮骥才，這位中國文化的先覺者，已經做好再一次出發的准備。在有生之年，他還將繼續不懈地為中華民族、為子孫後代，去打開一扇又一扇被歷史關上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