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故宮今年適逢建院90周年，北京故宮副院長婁玮日前向台北故宮博物院喊話，希望台北這邊能化解制約因素，讓台灣的中華國寶文物能解禁赴大陸展出。故宮文物若能共同展出，當然是好事一樁，但要克服背後的障礙，除了智慧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將心比心的同理心。   　　兩岸文物共同展出其實早有前例，但都是大陸文物單方面來台展出。例如北京所藏的37件雍正時期珍貴文物曾在2009年9月運抵台灣，在台北故宮籌辦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中亮相。另2011年6月原典藏於浙江省博物館的《剩山圖》亦曾運抵台北，與原屬一卷的台北故宮珍藏之《無用師卷》合璧展出，讓元代畫家黃公望的曠世傑作《富春山居圖》原貌，得以在分割長達250多年後完整重現，在當時成為兩岸藝文界的佳話。但同樣的這些文物卻都無法移到大陸展出。   　　台北故宮這邊的堅持是，依據2002年訂定的《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品出借作業須知》第二點與第六點。故宮文物到任何國家展覽都必須滿足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是“司法免扣押”；第二是名稱載示，即借展國家的展覽與各式文宣都必須冠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嚴格來說這二個條件並非是針對大陸，任何國家的博物館要向台北故宮借展，都得要符合這兩項規定。   　　以日本為例，早在1961年故宮文物赴美巡回展出時，日本就表達希望相關文物也能赴日展出，但當時日方也一直都是卡在無法保證“司法免扣押”與“全稱載示”，台北故宮也就一直無法同意借展。直到2011年日本通過《海外美術品等公開促進法》，讓台北故宮前述兩項借展要件得以獲得日本確保，借展一事才露出曙光。也進一步促成包括翠玉白菜在內的珍貴台北故宮文物，得以在今年6月間首度在日本展出。   　　台北故宮何以這般重視“司法免扣押”？主要還是考量到文物的安全回歸問題。但台灣要求大陸比照日本立法保障“免扣押”，似乎太過強人所難。   　　台灣和大陸的歷史處境終究不同，清末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中國淪為准殖民地地位，當時大量歷史文物遭掠奪出境。對大陸而言，其對“司法免扣押權”的顧慮自然較重，擔心此一條款通過，會扞格其追討流失文物的訴求基礎，影響其在全球推動追討流失文物的行動。這一點台灣方面也應以同理心看待。   　　此一問題真的無解嗎？也不盡然，如果雙方確有促成文物交流的意願，並不是沒有各退一步的空間。比方說，大陸方面有一些管理文物進出境的法令規章，例如《文物進出境審核管理辦法》，只要在這樣的規章中增訂類似台灣《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11條，規定“兩岸文物與藝術品，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展出者，於運送、保管及展出期間，不受司法追訴或扣押。”   　　這限縮於“兩岸”的法令規章，即不沖突大陸對司法免扣押普遍立法的顧慮。若大陸願讓此步，台灣方面也應大方接受。另從政治上言，除非台灣文物在大陸展出期間，兩岸發生戰爭，否則以現今兩岸的政治氛圍，很難想像中共會“蠻橫”的扣押台灣送到大陸展出的文物，現在的中國大陸有其大國形象要顧。   　　至於“全稱載示”問題，則比司法免扣押要復雜難解，這觸動台灣民眾的敏感神經，去年6月台北故宮出借文物到東京博物館，由於海報上並無“國立”2字，台當局遭批“喪權辱國”。馬英九則強硬的表示：“台灣尊嚴絕對優先於文化交流”。可見其政治難度之高。   　　我們當然希望台北故宮文物在大陸展出可以全稱載示，但是不是就要讓這一點成為卡住兩岸進一步深化交往的死結。兩岸都應更有智慧的去思考。歷史上還是有參考的例子，以1990年兩岸簽署的第1份協議《金門協議》為例，其協議由兩岸紅十字會代表政府簽署，但當時雙方紅十字會都未用全銜，而是采取“雙模糊化”的方式，使用“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代之，如果當時雙方皆堅持“全銜”，就不會有《金門協議》與其後許多的兩岸破冰。   　　“司法免扣押”與“全稱載示”結確實難解，正因為難解，若兩岸都能持著助成正向交流的正向態度，努力在不可能性找可能，去突破困境，找出公約數，集心集智，就必能創造突破僵局、擴展交流的正面范例。

      （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