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間，中國鄉村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路面平整了，小洋樓起來了，生活更富足了，但那些記憶似乎越來越飄渺。村口的老樹還在嗎？兒時的學堂裡還有朗朗的讀書聲嗎？抬起頭看祠堂的天井，天還如兒時那麼藍嗎？

　　杭州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學生組成一支探訪團隊，走進浙江各地祠堂、學堂、禮堂，聽老人們講述農村的故事，了解數十年來中國鄉土社會的變化。

　　（一）

　　時間：2015年7月26日

　　地點：寧波余姚市四明山鎮蘆田村

　　口述者：俞土仙（女，1947年生，余姚市四明山鎮蘆田村人，農民）

　　記錄者：楊鑫烨（杭州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蘆田村是一個只有300戶人家約900余人的小村子，距余姚市76公裡，離四明山鎮14公裡。

　　相傳500年前，王氏祖先從嵊縣（現嵊州市）東林三角道地去上虞乾溪掃墓，路經當時的蘆田，因見川媚泉香，山高林茂，便插蘆於田定宅，以後村內遍布蘆竹，故名蘆田。

　　整個村子沿山而建，分上中下宅，祠堂位於中心位置，也是村子裡最恢宏的建築。徑直進村，很容易找到祠堂。祠堂面向村口、正對池塘，分前後兩進，由前樓、正廳、東西廂房及戲台幾部分組成。

　　在老一輩蘆田村人那裡，祠堂是充滿回憶的地方。一提起村口的祠堂，那記憶就變得鮮活，在腦海中奔騰撲湧而來。

　　“村子裡的人喜歡的都是越劇，故事好看，腔調柔美，大家也都能跟著唱。每年正月裡做戲是慣例，從初二開始要持續三四個夜晚，日戲和夜戲都有。這時候，遠近的村民都會趕來，熱鬧非凡。”祠堂戲台今天仍保存完好，雖外漆剝落依然可見雕工之精細、圖案之美麗，是余姚市古戲台中所僅見的，但俞奶奶說，她記憶中那唱腔已經愈來愈飄渺了。

　　“我有三個外孫女，小時候最喜歡在祠堂門口玩。那時候，賣剁剁糖的貨郎經常在祠堂門口，用糖換破鞋破鍋。一有貨攤進村，村口的廣播就響，我們就抱著孩子趕過去，也常有賣日用百貨小零小碎的貨攤。小孩子們喜歡小零食、發夾頭花、小玩具，買一點，能哄個半個月。現在她們都早已成家，但這些兒時的記憶還常被提起。”

　　聽著老人講述過去，眼前浮現出一幕幕場景，不再是書本裡冰冷的文字。2003年政府重修祠堂，次年竣工。如今，祠堂煥然一新。

　　（二）

　　時間：7月29日

　　地點：金華市白龍橋鎮筱溪村

　　口述者：鄭師虎（男，1938年生，白龍橋鎮筱溪村人，小學老師）

　　記錄者：鄭紅蕾（杭州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從家門口向上走，一路青磚灰瓦，沒幾步便到了祠堂。小溪在祠堂邊上穿過，一直流到婺江，而祠堂卻永遠留了下來。可時至今日，已略顯破敗。

　　“我5歲前，祠堂還很氣派，白牆青瓦。門面有十三四米高，馬頭牆，青石門框，一扇扇雕刻精美的花格窗門與門上方的石刻相映成趣，肅穆中顯得既端莊又大氣。”在這裡當了6年教師，又回鄉做了一輩子村干部的鄭師虎老人回憶起70多年前鄭氏祠堂的舊模樣，記憶依然很清晰。

　　筱溪村在金華市白龍橋鎮最北，祖先姓鄭，是村裡的大姓。

　　“1942年日本鬼子侵入金華，燒了村裡大部分的房子。那時候大家都逃到山裡面去了，我和我娘沒走，躲在閣樓裡。祠堂的宗祠廳有三間屋子，西邊兩間，東邊一間。鬼子一來就燒了西邊，好在有風火牆隔著，火沒燒過來。鬼子一看，繞到東邊，又放了火。我娘等到鬼子走了，趕緊拿起門前的一桶水潑上去，火就被撲滅了。還好那一桶水，那間房才保留下來……”鄭師虎老人繞到宗祠廳東邊僅剩的那間房，向上看了一眼，繼續說。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年，收歸國有公產的鄭氏祠堂的門上掛起了村小的牌子。我1959年從師范學校畢業，1962年回村當起村小的老師。鬼子燒剩的祠堂就成了教室和辦公室，後來讀小學的人多起來了，教育局就撥款在‘經堂’旁邊的空地造了校捨。村小就變成完小，祠堂也慢慢開始沒什麼人來了，一直到現在。”

　　夕陽西下，回頭看著祠堂，忽然想起了龍應台女士的一句話：“現在新一代是在前代人血汗交織下成長起來的，現在是到溫柔傾聽的時刻了。”

　　（三）

　　時間：2015年8月3日

　　地點：紹興市越城區東湖鎮後堡村

　　口述者：徐阿土（男 1930年生， 後堡村村民， 後堡村抗日紀念堂講解員）

　　記錄者：柳燕楠（杭州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紹興市東湖鎮後堡村抗日紀念堂坐落在該村戚裡江北岸，是在原胡家祠堂建築物基礎上修葺而成的，共三間二進，整個建築莊嚴肅穆。如果不是今日的走訪，我大概永遠不會知道，這座熟悉的紀念堂背後竟然有那麼多故事。

　　接待我的老人叫徐阿土，後堡本地人，已經86歲了，退休後就一直在胡家祠堂做講解，“這是使命啊，不然等我走了，就再也沒人知道了。”見到我後，徐爺爺大歎了口氣。“胡家祠堂很早就有了，我出生就在。後來日本鬼子來了，1941年中共紹興特委在敵後建立了浙東地區第一支抗日武裝——皋北抗日自衛隊，有30多人，祠堂就成了駐地。”

　　徐阿土指著牆上的一張張泛黃的相片，咳了咳嗓子，繼續講。

　　“1941年9月9日，日本小分隊包圍了後堡，經後堡鄉親捨生忘死的掩護，20多名隊員安全撤離，隊長朱鐵群等5名自衛隊員犧牲。”爺爺的聲音提高了，抑揚頓挫地吐出了“犧牲”二字，然後音落。“年紀大了，總繞不過一死。但是，每次講解一說到這樣一個鮮活的生命在我眼前被打死，我真是受不了……”

　　“文化大革命”時期，後堡的胡家祠堂遭到徹底破壞，胡家祠堂前井三間房屋，變成了三層樓高的民居。祠堂後井的三間房屋倒了一間，剩下的房屋斷壁殘垣，危在旦夕。1995年起，徐阿土聯合後堡鄉親多次向政府呼吁“救救胡家祠堂”。1999年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祠堂後井修復，並建成抗日紀念堂，2011年祠堂全面修復，現已成為紹興市、越城區兩級德育教育基地。

　　“我就是想讓大家多來看看，我也老了，這些東西不能斷在我手上了。”徐阿土老人佝偻著背，慢慢拉上祠堂的門。
    （來源：浙江日報  通訊員 鄭夢瑩 王孫雷 記者 石天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