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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多處古村落保護陷窘境多處古民居已成危房

日期:2016/12/15 1:18:54      編輯:中國古代建築
靈水村舉人劉懋恆宅,門外的石牆上寫著“過往行人,危房遠離”的標語。采寫/攝影 新京報記者 賈世煜
  5月22日中午,90多歲的楊文忠坐在大院門檻上,倚著門邊的雕花石鼓,低頭打盹。門前的道路空無一人。

  他的身後,是北京市房山區水峪村的楊家大院。這處四進四合院是楊玉堂父子靠經營八座煤窯發家後建的,始建於清朝乾隆年間,被視為村裡最具代表性的古宅。根據記載,楊家大院按陰陽五行設計,宅院共四套,房三十六間,門樓內壁和山牆前臉有各種石刻磚雕。

  如今,大院裡只住著幾位耄耋老人。不少房間門窗都已破落,其中一間房子牆身出現1米長的裂縫,屋檐一側甚至支上幾根木棍。石牆一隅,“房上危險,走路請注意安全”的標語已經模糊。

  在這個小山村中,明清時期的四合院民居還保留著100多套、600余間。

  楊文忠曾試圖花錢請人修繕房屋,被村裡拒絕,理由是保護文物。他說村裡也一直說修,但遲遲沒有動工。

  不像靈水村等古村落,這裡沒在村口設點收售門票,可不時會有城裡人慕名而來。

  隨著很多村民外出謀生,“空心化”難以阻擋,多數院落都已關門閉戶。古村落在古民居保護與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窘境,並非只存在於水峪村。近日,新京報記者走訪京郊水峪村、爨底下、靈水村、黃嶺西等多個古村落發現,多個村子的古民居都正在或已遭到不同程度破壞。

  多位村民和村干部向新京報記者表示,多數村子對古民居的保護存在困境。一方面,產權屬於村民,面對村民自發修繕或破壞,村裡難以管控。另一方面,作為文物,村裡若要進行修繕需向多個部門打報告審批,費時費力。

  多處古民居已成危房

  5月25日下午,站在自家古宅門內,北京市門頭溝區靈水村村民張翠花指著院內僅存的一處古屋(其他房屋在抗戰時期被燒毀)說,這房子現在是危房了。“每天游客過來參觀時,我都提心吊膽的。”

  張翠花的家,是靈水村頗為有名的一處“舉人宅院”——劉懋恆宅。這座古宅於清朝康熙年間劉懋恆中舉為官後重修,是山區鄉村極少見的五進大宅院。因走出了劉懋恆等眾多舉人,靈水村又被稱為舉人村。

  從2013年下半年,靈水村在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熱播下走紅後,張翠花家的游客成倍增加。人來多了,她開始擔心,那棟古屋房頂已開始塌陷,如果傷到人怎麼辦?

  古屋一側,數根2米多高的木棍搭起木棚,支撐在屋檐下,防止險情發生。在《爸爸去哪兒》劇組選址時,這棟古屋,成為張亮父子住了數天的四號院。

  張翠花不願看到古屋的衰頹。她一直有個心願,想花錢翻修屋子,但終因財力不濟作罷。村裡也曾說過要出錢修繕,卻遲遲不見動作。

  “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也不能埋怨說村裡不給修。”張翠花歎了口氣,她和兒子正在攢錢,打算明年翻修房屋。

  相形之下,爨底下村的諸多始建於清朝末年的四合院少有危房。但與之相反,村民在自家房屋上的私搭亂建,正在破壞古民居風貌。

  在北京古村落中,發展較早的要數從1995年便走上開發之路的爨底下村。目前,爨底下村共有50家接待戶,幾乎家家戶戶迎客。

  周成得家便是50戶之一。最近他發現,一些村民在自家屋頂搭起彩鋼板棚子,“這樣可以多容納幾十人吃飯。”

  在包括周成得在內的多位村民看來,這樣的私搭亂建長此以往,很可能導致爨底下村失去原有的韻味。

  就連游客,也有此類擔心。5月25日,一位游客來到周成得家。聽到游客詢問客房內是否有衛生間,周成得下意識回答,“就准備修一個呢。”

  這位游客並不買賬,“千萬別修,你一修這房子的味道變了,大家就都不願意來了!”

村委會的有心無力

  在享受著古民居帶來利潤的同時,周成得們也對村子未來的面貌充滿擔憂。

  走在爨底下村主干道上,沿街不乏叫賣特產的商販,村口還開有專門售賣紀念品的商店。游客在村中來來往往,農家樂的招牌隨處可見。而且,幾乎每家接待戶都與攜程網等網站建有合作關系,游客可在網上預訂客房。

  “爨底下的商業化色彩越來越濃了。”周成得抽了口煙。

  事實上,村委會也注意到古民居被破壞和村子過度商業化的問題。爨底下村支書韓波對新京報記者說,旅游發展和文物保護肯定是矛盾性的東西。

  韓波表示,現在村裡的古民居保護,主要依靠村民自覺。村裡,包括上級政府,並沒提出明確要求。隨著客流量增加,村民家中的空間不夠,私自進行擴大再生產,從情理上說無可厚非,但對村子整體景觀已造成破壞。

  那麼,村裡是否應下力氣整治?韓波的回答有些無力,他說,還是得盡量引起上面重視。因為村裡沒有執法權,不能直接進行管理。

  記者走訪發現,在其他古村落中,這個問題普遍存在。

  危機四伏的古村落

  與爨底下村相比,水峪村和門頭溝區的黃嶺西村則走向另一個極端。

  僅從收入上來看,這些村子間的區域差異已經拉開。多位爨底下村村民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們每年純收入在8萬元到10萬元左右,個別的能更多。而水峪村和黃嶺西村村民則表示,村裡沒什麼可以賺錢的活兒,大部分村民都選擇外出打工。

  收入問題,只是古村落發展中的一個縮影。

  一直以來,古村落的發展與保護備受關注。相應的,發展中出現的同質化、空心化等問題也屢遭诟病。

  5月22日下午,水峪村的古商道兩側,放眼望去,盡是落上門鎖的古民居。“經常是半天見不著一個人”,坐在大院門檻上,楊文忠喃喃說道。

  “這些老房子啊,越是沒人住,就破敗得越快。”水峪村的一位村民說。

  北京市政協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房山區水峪村古民居院落的空置率高達95%,黃嶺西村外出務工人數超過50%。

  除了空心化,古村落的發展模式也成為古村落發展中必須面對的問題。目前,依托古民居吸引游客前來參觀,通過收售門票和接待游客獲得利潤,已成為多個古村落發展的共同模式。

  靈水村村支書廖振昌坦言,以前並沒明確發展思路。但近年來,靈水村依托舉人文化,按旅游觀光的思路來發展。

  在張翠花看來,來到她家觀光的游客,很大一部分是沖著《爸爸去哪兒》而來。但她覺得還是應該保護好古民居,因為“說不定哪天《爸爸去哪兒》就不火了。”

  亟待出台“一村一規劃”

  近日,市農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北京市傳統村落保護指導意見》正在制定中,今後每個村落的保護將有“一村一規劃”。目前,農委正在聯合相關部門和各區縣制定保護規劃,要根據每個村不同的歷史沿革、建築風格、文化傳承等特點制定不同規劃。

  從頂層設計的視角來看,在民俗領域專家的多次呼吁下,古村落的發展之路將駛入正軌。但其背後隱藏的問題,仍值得關注。

  談到未來發展,多個古村落干部均向新京報記者表示,不管是古民居保護,還是古村落的發展規劃,都要與農委、文物局等多個單位打交道。

  有村干部直言,“具體誰管古村落的事兒,說不清楚。”

  “多龍治水”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古村落保護和發展的進程。對此,北京市政協委員萬建中表示,目前古村落發展中的一個問題在於管理機制不健全,沒有專門部門管理。每個部門都站在各自角度考慮,分別投錢給古村落,沒一個總體規劃。

  他建議,可成立一個新部門來協調古村落的發展。這並不需要額外增加編制,可從各部門抽調人來做這個事。

  村干部們也有打算。一直以來,韓波就有個構想。他希望在爨底下附近建設新村,將老村的人遷過去。

  他設想,村民們像上班一樣,每天從新村到老村,繼續開農家樂接待游客。這樣一來,可盡量避免對老村的破壞,還能進行統一規劃管理。

  盡管這個構想有了規劃,但還沒獲得上級政府的支持。

  “光靠自己的這點力量,肯定不夠。”韓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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