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顧過去之前，也許人們需要一些時間

　　這是冬日的博亞爾卡小鎮。不到17點，天色已經昏暗。83歲的克勞迪娅·庫德裡亞肖娃要籌備一場下午茶。

　　她打發孫子安東去鎮上買些點心，將櫥櫃裡珍藏的茶具和那些不再閃亮但雕花依舊精美的銀勺子取出來。她扶著壁櫥，踮起腳尖試圖將窗簾拉上。

　　庫德裡亞肖娃知道自己是這個下午的主角。她穿上合體的套裝，滿頭白發一絲不苟地束在腦後，她幾乎不笑，言談舉止都和眼神一樣笃定。今年夏天，在基輔的一家畫廊，庫德裡亞肖娃展出了自己從“二戰”後到戈爾巴喬夫改革時代所創作的數百幅海報。其中的一些被私人博物館收藏，另一些曾懸掛在許多烏克蘭普通家庭的牆壁上。上世紀80年代，在節日裡，她的作品曾被制成4米高的巨型海報，懸掛在“十月革命”廣場上。

　　1991年烏克蘭獨立後，她不再從事海報創作，再也沒人要求她這樣做。夏天裡的那次展覽是20年來庫德裡亞肖娃第一次公開展出自己的作品，她說：“在回顧過去之前，也許人們需要一些時間。”

　　20年間，十月革命廣場早已更名為“獨立廣場”，頂端站立著守護女神像的獨立柱取代了揮手致意的列寧雕塑。蘇聯時代的巨大噴泉被外國零售商修建的弧形玻璃頂棚所取代：年輕人從廣場邊熙熙攘攘的麥當勞裡出來，就可以順著地下通道走進橫貫廣場的三層地下商場裡去。那裡有他們耳熟能詳的各種時髦國際品牌。

　　這些都不是庫德裡亞肖娃所熟悉的基輔。她記得為紀念衛國戰爭而建造的“祖國母親”塑像。在第聶伯河畔右岸，62米高的“祖國母親”右手高舉長劍，左手持著鑄有蘇聯國徽的盾牌，站在刻著1萬余名“蘇維埃英雄”名字的大理石基座上。1981年，庫德裡亞肖娃的朋友瓦西裡·博洛達參與設計建造了這尊標志性的建築，去年，他剛剛去世。

　　博亞爾卡小鎮距離基輔大約20公裡。早些時候，安東開車把我們從基輔市中心帶到這裡。“你知道奧斯特洛夫斯基麼？鎮上有他的一個小紀念館，前陣子還有中國旅行團來參觀。”陌生的小鎮於是蓦然變得親切起來。在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筆下，1921年隆冬，白匪阻斷了鐵路運輸，基輔城內的人民沒有取暖的木柴。年輕的保爾·柯察金和他的300名戰友必須趕修一條窄軌鐵路，連接森林和火車站。正是那次艱苦的勞動讓保爾患上了嚴重的傷寒。而他所修築的鐵路的目的地正是博亞爾卡。

　　現在，人們還能輕易地在圖書館找到保爾·柯察金的故事。烏克蘭各地至少有3個關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紀念館，但年輕人已經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他寫過一本叫鋼鐵什麼的小說。”隨我們同去博亞爾卡的27歲女孩奧克薩娜·法利納說。

　　庫德裡亞肖娃的家在博亞爾卡的一幢獨棟小樓裡。各個年代的海報靠在地板上，從逼仄的門廳兩邊一直延伸到客廳裡，占據了會客室的半壁江山。年代的久遠並沒有遮蓋畫家當年的精心描繪和考究用色。列寧、斯大林、馬克思、恩格斯的各色肖像簇擁在系紅領巾的少年、扎頭巾的農婦、戴安全帽的工人和扛槍的戰士們之間。

　　庫德裡亞肖娃出生於俄羅斯。50年代，她先後在烏克蘭的利沃夫和基輔學習美術，並在利沃夫結識了自己的丈夫、同為美術家的伊凡·庫德裡亞肖夫，從此將自己的大半生留在了烏克蘭。她說：“從孩提時代起，我就為自己生活在一個擁有許多成員國的大蘇維埃聯盟之中感到自豪。”

　　在蘇聯時代，她每月的薪水高達1000盧布，如果創作大型的系列海報，收入還能更高。而當時烏克蘭工人的月工資大概只有100-200盧布。庫德裡亞肖娃記得，她過去常常帶上一只小提箱去領工資，因為錢包實在太小。她用這些錢修建了在博亞爾卡小鎮的這個家。

　　1972年，伊凡·庫德裡亞肖夫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嘲諷蘇聯時代的官僚主義。在一幅畫裡，他畫著一個長著豬臉的男人隱匿在伏特加酒瓶背後。另一幅畫裡，他用風向標取代了一位官員的腦袋，諷刺他們見風使舵。庫德裡亞肖夫說，他試圖在那年夏天出版這些作品，因為夏季是政府官員們度假的日子。但這些海報最終命運是在自家的院子裡被燒掉了。庫德裡亞肖夫被處罰兩年不得出版任何作品。

　　一貫遵照政府的委托進行創作的庫德裡亞肖娃也有例外。1979年，蘇聯軍隊進入阿富汗，她奉命為此畫海報。這一年孫子安東剛剛兩歲。她讓兒媳抱著安東做模特，用淺灰、淡藍和粉紅的輕柔色調描繪出母子形象，命名為“我們養育兒子並不是為了戰爭”。

　　盡管如此，庫德裡亞肖夫說，他從沒有想過烏克蘭會獨立。“我不相信蘇聯會解體，也不希望如此，一個龐大的國家更加強盛，而現在我們是如此弱小。”庫德裡亞肖夫搖著頭說：“雖然我不信任蘇聯的意識形態，但我依然信仰共產主義。我支持烏克蘭的獨立，但我所支持的是真正的獨立，而不是現在這樣。現在，少數權貴掌握著國家，他們是獨立了，但大多數烏克蘭人並沒有。”

　　獨立後，庫裡德裡亞肖娃過上了退休生活。在十幾年裡，她再也沒有拿起過畫筆。直到4年前，她突然想試試自己是否還記得技法。她從容地花費數月時間去繪制一幅靜物。現在，4幅精美的作品占據了會客室最顯眼的位置。她承認，自己很享受這樣的過程：“隨心所欲，不用考慮太多。”但她依然懷念過去的那個時代。“我始終相信蘇聯的意識形態，我現在依然相信，我是受到那樣的教育長大的。那個時代有著我美好的青春記憶。在蘇聯時代，上學是免費的，人們有更多機會有所成就。”

　　“那時的人們真心實意地在為建設偉大國家而努力。”她挑出海報中的一張，一個年輕女孩燦爛的笑容映襯在鋼筋結構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出她的喜悅是發自內心的，正如我的感受”。“蘇聯時代雖然對藝術有所禁锢，但是那時你至少可以出版你的部分作品。而現在，國家對藝術家的支持很少，沒有出版公司在意這些東西。”

　　安東從鎮上買回甜點。高腳杯裡已經斟上紅酒。庫德裡亞肖夫提議為列寧和毛澤東舉杯。庫德裡亞肖娃特地提醒我們，撒滿巧克力細屑的蛋糕出自基輔市裡有名的食品工廠。吃進第一口，濃厚的甜膩就將我帶回童年。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國家庭，人們也曾迷戀那種名叫“麥淇淋”的堅硬的人造黃油。第二天，我悄悄問奧克薩娜·法利納：“昨天吃的蛋糕是烏克蘭的一種傳統食品嗎？很像多年前我吃過的點心。”“在蘇聯時代人們常吃那樣的蛋糕。”奧克薩娜說，“現在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依然喜愛那種味道。懷舊大概也便成了傳統。但我想，他們喜歡它，是因為在那個時代他們別無選擇。”

　　眾城之母的歷史和現實

　　發源於俄羅斯的第聶伯河從北至南奔向黑海，將烏克蘭和首都基輔一分為二。在第聶伯河右岸，基輔人沿著河岸倚山建立了一連串的公園。剛下過一夜雨夾雪的冬日早晨，瑪莉英斯基公園的噴泉已經歇工，斑斓的落葉鋪天蓋地。露天劇場和旁邊嵌在山坳裡的迪納摩足球場空無一人。第聶伯河的風光從枝枝蔓蔓的樹叢間閃現出來。城市籠罩在灰色的霧氣裡，河水倒映著深深淺淺的天空。

　　1831年，尼古拉·果戈理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形容這條河流：“除了太陽和碧空，沒有東西可以往那兒窺望，很少有禽鳥能飛渡到第聶伯河的河心。璀璨的奇觀！天下沒有一條河可以和它匹敵。沒有一顆星星可以逃得出它的懷抱，除非已經在天空熄滅。”人們常說，果戈理的這段描述是俄羅斯文學的經典片段，但從民族的角度看，果戈理是土生土長的烏克蘭人，他將這段盛贊獻給了烏克蘭傳說中反抗異族侵略的英雄丹尼洛·布魯爾巴施。

　　在過去的幾百年裡，人們已經習慣通過俄羅斯歷史文化的稜鏡來審視烏克蘭，卻容易忽略這個事實：瓦良格人在公元9世紀建立的基輔羅斯才是俄羅斯文明的源頭。10-11世紀前後，基輔羅斯曾經是歐洲最大的國家，基輔被稱為“俄羅斯眾城之母”。

　　要理解今天的烏克蘭人，你必須仔細看看基輔。這座錯落的城市滿身都是時代和歷史的復雜烙印。

　　星期六下午，《基輔郵報》記者、27歲的奧克薩娜·法利納決定帶我們四處轉轉。天空飄起了小雨。獨立廣場顯得有些冷清。一對情侶耐著寒冷在獨立柱下拍攝婚紗照。售賣各種紀念品的小攤幾乎無人問津。幾個穿著卡通服飾，以合影為生計的年輕人喝了烈酒，醺醺然地招攬著生意。廣場南面是1.5公裡長克利斯卡提克大道。在周末，這條寬闊大道變成了步行街，包括埃爾頓·約翰在內的不少歐美流行音樂明星都在這裡舉辦過露天音樂會。

　　“二戰”時期，克利斯卡提克大道曾被夷為平地。據說，為了抵抗納粹德國，紅軍在撤離基輔前，在大道兩邊的所有建築裡都埋上了炸藥。1941年，德軍占領基輔，紅軍在400公裡外用無線電引爆了炸藥，克利斯卡提克的300多棟建築灰飛煙滅。戰爭結束後，經過20多年重建，大道拓寬到75-100米，斯大林時代的大樓拔地而起，政府、郵政總局、工會等機要部門陸續搬了進來。

　　獨立後，人們著手重整城裡的蘇聯遺跡：遍布全城的列寧雕像被陸續拆除，許多街道都改換了名稱。建築物上具有明顯蘇聯風格的裝飾物被摘除，包括原克格勃辦公樓在內的不少灰色建築的外立面被重新漆成白色或是淡黃色。在克利斯卡提克大街，老建築被修葺一新掛上炫目的彩燈，時髦的電子廣告牌和大屏幕立了起來，國際奢侈品商店也在這裡安了家。

　　蘇聯時代，克利斯卡提克是舉行勞動節大游行的地點。人們還記得，1986年5月1日，在切爾諾貝利核電洩露事故發生後的幾天裡，當局為了平息人們的恐慌情緒，還堅持舉辦了同樣的游行。獨立後，2000到2001年，烏克蘭人為反對總統庫奇馬，自發在這裡發起名為“烏克蘭沒有庫奇馬”的示威運動。在2004年冬天，克利斯卡提克大道連同獨立廣場成為橙色革命的風暴中心。最狂熱的時候，有100萬人揮舞著橙色旗幟，湧入這裡支持總統候選人尤先科。那時，大道兩邊包括市議會在內的建築都成了示威者臨時的取暖和用餐場所。值得一提的是，克利斯卡提克大道種滿了栗子樹，它們在5月裡會開出橙色的花朵，那是基輔的市花。

　　如果要在基輔找到一樣最能聯系整個城市歷史和現實的東西，那無疑是教堂。

　　獨立廣場向西不遠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是基輔人的聖地。這裡安葬著基輔羅斯大公雅羅斯拉夫。1036年，雅羅斯拉夫幾乎統一了在分崩離析邊緣的羅斯，他征服了芬蘭南部，暫時阻止了佩切涅格人對羅斯的侵襲；他從波蘭手中奪回東加利奇，隨後與波蘭國王締結盟約。烏克蘭人心目中的偉大君主在當時建立了這座中世紀拜占庭風格的東正教教堂，他在這裡接見外國使節，簽訂國際條約。這裡還是斯拉夫民族第一個圖書館的所在地。

　　聖索菲亞大教堂奇跡般地躲過了“二戰”的戰火。蘇聯時期，政府有意將它拆毀，一群歷史學者建議將它改建為博物館，古老的壁畫因此保存下來。

　　整個蘇聯時代，烏克蘭人的宗教生活發生了斷檔。“我母親小時候在學校裡接受教育，老師們說世上不存在上帝，可是她回到家裡卻常常看到外祖母在悄悄禱告。”奧克薩娜告訴我們，“現在她已經是一個教徒，我當然也是。”根據烏克蘭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調查，2003年，75%的烏克蘭人聲稱信奉上帝，37%的人會定期參加教會活動。2006年，全國登記注冊的宗教組織和教區就已經超過3萬個。

　　與俄羅斯數百年的糾結歷史在基輔城裡處處留下印跡。聖索菲亞大教堂門前的小廣場上屹立著哥薩克首領鮑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青銅塑像。雅羅斯拉夫大公之後，基輔羅斯衰落。11-13世紀，外喀爾巴阡地區被匈牙利占領。13世紀上半葉，蒙古鞑靼人血洗了基輔。14世紀初，立陶宛和波蘭開始瓜分領土。16世紀，烏克蘭全境都處於波蘭的統治之下。1648年，赫梅利尼茨基率眾起義，為了贏得戰爭的勝利，他被迫向莫斯科公國求援，並簽訂了歷史上著名的《佩利亞斯拉夫協定》，承認烏克蘭與俄羅斯統一。這之後，俄國與波蘭進行了長達13年的戰爭，最終簽訂了瓜分烏克蘭的停戰協定，規定第聶伯河右岸的西烏克蘭屬波蘭，左岸的東烏克蘭歸俄國。很快，俄羅斯就相繼把烏克蘭黑海北岸大片地區並入自己的版圖。到1795年，除了西部的加利西亞外，烏克蘭其余地區均在沙皇俄國統治之下。現代烏克蘭語的奠基者、19世紀的民族詩人塔拉斯·捨普琴科曾這樣評價赫梅利尼茨基：“你炫耀，我們曾經，把毀滅帶給波蘭。沒錯：波蘭垮台了，但你也緊跟著被摧毀。”

　　聖索菲亞大教堂前的這尊塑像是沙皇俄國時代建立的。赫梅利尼茨基手中的權杖指向東北莫斯科的方向。一種解讀是，這一姿勢象征著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偉大聯系。蘇聯時代的檔案認為：“烏克蘭人民只有和偉大的俄羅斯人民聯合在一起才能獲得拯救。”

　　穿過彼切爾洞窟修道院一直向北，在沃羅迪米爾卡山山頂的公園裡，有一座直徑50米的鋼結構半圓拱門。它建於1982年，被稱作人民友誼拱門。拱門下有兩個雕塑：青銅雕塑是一位烏克蘭工人和一位俄羅斯工人共同托舉著蘇聯人民友誼勳章。這枚勳章用於獎勵那些促進種族團結和國際合作的個人及組織。另一尊花崗巖雕刻的哥薩克人群像則是為了紀念《佩利亞斯拉夫協定》。“你看那個拱門，人們說那是馬刺的形狀。”奧克薩娜說，“馬刺在烏克蘭文化裡意味著奴役和束縛，所以，這個雕塑並不是在說什麼友誼。”

　　一個家庭的獨立史

　　1984年11月出生於基輔的奧克薩娜·法利納熱衷於觀察這座城市的變化。她從舊檔案裡淘到烏克蘭電訊社攝影師康斯坦丁·沙姆辛1957年6月在沃羅迪米爾卡山頂公園裡拍攝的第聶伯河風光。在照片上，基輔唯一一座從右岸通向第聶伯河河心島嶼的人行天橋正在修建。幾年後，左岸開始被開發，建起了蘇聯旅行社的酒店和電影制片廠。她還收集了城裡許多標志性地點的影像，從中依稀辨認今天的基輔。但如果要為過去的20年找一面鏡子，奧克薩娜說，沒有哪裡比自己位於肖科維奇納街的家更完美。

　　星期六晚上，奧克薩娜一家邀請我們去做客。

　　肖科維奇納街16A號是一棟六層的灰白色建築，一共有28個單元房。樓房的外立面粉刷得很新，白色塑鋼玻璃窗讓人忘卻這棟樓的歷史已經將近百年。

　　19點，奧克薩娜的母親正在廚房裡忙碌，弟弟薩沙在一旁打下手。煤氣爐上雷諾暮觳頌老闫囊纭“餃子”就要下鍋——這種名叫“瓦雷尼基”的傳統食品和中國的餃子十分形似，可用奶酪制品、肉類乃至水果做餡，吃的時候要淋上酸奶油。老房子裡改建的公寓沒有客廳，狹長的走廊串起廚房、浴室和3個寬敞的臥室。廚房的窗邊放著鮮花，臥室的木地板中央鋪上花地毯，房間雖沒有繁復的裝飾，但整齊而溫馨。

　　中國對這個家庭來說熟悉而又陌生。父親伊萬在電視裡留意過新聞，覺得“北京看上去比基輔現代許多”。“我們家裡到處都是中國制造。”他興致勃勃地介紹起來。廚房裡的全套紅色櫥櫃新添置不久，“從中國運到烏克蘭組裝的，1500美元，比烏克蘭國產的還要便宜些”。他將擺放好的餐盤翻過來，讓我們看背後的產地說明，拿出家裡中國產的筆記本電腦，還從廚房的牆壁上取下了掛鐘。一只中國制造的掛鐘在記錄一個烏克蘭家庭的分分秒秒，奧克薩娜覺得這頗有象征意味。

　　法利納一家特地為晚飯開了一瓶節日裡才喝的葡萄酒。不光是因為有客人，這天恰好是父母結婚28周年的紀念日。今年對於這家人來說也是值得紀念的年頭，他們搬到肖科維奇納街16A號剛好20年。

　　1991年8月，蘇聯局勢急劇變化。戈爾巴喬夫在烏克蘭黑海沿岸村莊弗羅斯遭短暫拘禁。8月24日，烏克蘭即宣布獨立。在那段波詭雲谲的日子裡，法利納一家的心情是輕松愉悅的。因為在這個夏天的尾巴上，他們終於得以從基輔城的外圍搬到城中心來。

　　像基輔的許多街道一樣，那時，肖科維奇納街已經迅速恢復了本名。一些建築物的牆壁上還殘存著蘇聯時代舊地址：曾經的街道名稱是為了紀念德國共產黨創始人卡爾·李卜克內西而擬定的。

　　在新國家建立的當口，16A號公寓換了門牌，外牆也粉刷一新，大樓建立於1916年，是當時一位烏克蘭將軍妻子的財產。“十月革命”後，它被收歸國有，充作集體宿捨。1986年，戈爾巴喬夫開始實行經濟政治體制改革，這棟使用了70年的公寓終於等到了大修的機會。3年後，一個青年居民聯合體開始修復公寓——國家把這座樓分給了這群年輕的科學家，條件是他們必須自己動手裝修新家。父親伊萬在大學裡從事物理研究，恰好獲得了這個機會。

　　喬遷新居的急迫心情促使年輕科學家們在建築工地上加班加點，但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是抽出午飯的空閒時間去參加已經遍布基輔的示威活動。戈爾巴喬夫改革後，斯大林時期的許多烏克蘭政策被重新討論。人們開始對1932年大饑荒等問題有了不同於歷史教材的看法。如果說這些都是歷史問題，那麼，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洩漏則給了政府信譽致命一擊。

　　伊萬還記得，災難發生時，女兒剛1歲半，洩漏發生後的第三天，他在基輔市裡坐了一輛公交車。“我在公交車椅背上斜靠了一會兒，突然想起這輛車可能去切爾諾貝利疏散過人群，立刻下車回到實驗室，用儀器檢查輻射量。結果數值非常高，我只能把那件夾克扔掉了。那時，政府一直強調核洩漏對基輔沒有影響，普通百姓沒有渠道了解真相。但我和同事們都用儀器檢測了自己的喉部，據說這個部位對輻射最敏感，結果都是大幅超標的。我想我的妻子和女兒也一定都受到了傷害。”

　　獨立後，轉軌中的烏克蘭遭遇了獨聯體國家歷時最長、程度最深的經濟滑坡。在情況最惡劣的1994年，國民生產總值一年裡下跌23%，直到1998年才出現1%的微弱增長。奧克薩娜記得，那時母親常感歎，如果她不再需要為每一個戈比斤斤計較，將會是多麼開心。

　　盡管日子捉襟見肘，但法利納一家總能填飽肚子。只是母親常常會告誡孩子們：不能拿勺子舀酸奶油吃，那是留給紅菜湯的；不能打開蛋黃醬瓶子，剩下的只夠做橄榄沙拉；雞蛋也不能動，要留給炸肉排做配菜。法利納一家能有這些食物全要歸功於父親。身為物理學家的伊萬當時身兼數職，包括去餐廳、酒店等各種場所做裝修工。大學裡的物理實驗室一度就快關閉，所幸美國金融大亨索羅斯提供了一筆捐助。

　　但伊萬仍覺得自己一輩子還沒有遇到過特別艱難的時候，“我的一些朋友們曾經幾個月都吃不上肉”。

　　奧克薩娜也感到慶幸。一位朋友不久前才告訴她，在90年代早期，他吃的是最便宜的罐裝食品，從垃圾堆裡翻找玩具。每個春天，他都要收集家裡附近生長的丁香花，拿到市場去叫賣。“現在，我的這位朋友一切都很好。他抓住市場機會，通過一次成功的房地產買賣，有了兩套公寓和兩輛車。但他依然不願意回憶那段艱難的童年時光。”

　　最好的時光

　　法利納家的經濟狀況從2000年起逐漸有了起色。2004年，購置了第一台家用電腦。兩年後，奧克薩娜有了自己的筆記本電腦。2008年，父親伊萬還貸款買了一輛車。不幸的是，兩個月後，全球金融危機席卷了烏克蘭。根據基輔經濟學院教授丹尼斯·尼澤洛夫的說法，在這場經濟危機裡，烏克蘭的中產階級規模縮水了10%-17%。許多企業沒能掙扎著活下來，另一些元氣大傷。“我的一些朋友到現在還沒能領到那個時候的工資。”奧克薩娜說。

　　根據官方統計，烏克蘭目前的人均月收入為1500格裡夫納(1美元大概相當於8格裡夫納)。但這個數字並不能說明什麼。當地人告訴我們，如果一家企業正式雇用一名員工，企業需要額外支付相當於工資36%-50%的費用用於社會保險，而個人還需要用工資的15%-17%支付所得稅。於是，除了一些國家機構和上市企業，大量的私人企業都采取兩種方式逃避稅收：員工大概只有真實收入的20%會顯示在賬面上；企業和員工還會達成私下協議簽訂非雇用式的勞務關系，這樣企業只需要支付很少的社保費用。據估計，烏克蘭每年約有約1200億格裡夫納是裝在“信封”裡發放的。全國約有400萬人從報表上反映出的工資只有500格裡夫納，還有700萬人沒有進行勞動注冊。

　　在奧克薩娜的圈子裡，人們的實際月收入大概是800-1000美元。伊萬還沒有到退休年齡，但他辭掉工作去了一家私人研究機構，因為大學只能支付給他3000格裡夫納的月工資。

　　對基輔的年輕人來說，最大的生活負擔是購房。在非市中心區域，一套50平方米公寓的價格大概是15萬美元，而如果在市中心，每平方米的價格就可能高達8000美元。除此之外，如果精打細算，基輔的日常生活成本依然低廉。伊萬每周末會開車到北面波第爾區的市場采購一周的食品。那裡的消費相對便宜，大市場裡蘋果的價格是每公斤6-7格裡夫納。這是烏克蘭最便宜的水果。奧克薩娜基本不打車，坐公交車和地鐵只需要1-2.5格裡夫納。她也不常到那些時髦的餐廳吃飯，如果去基輔最大眾化的快餐店，30多格裡夫納就能填飽肚子。

　　薩沙不同，他愛吃意大利菜，還有壽司——這是當下年輕人最熱門的食品，只是價格不菲。

　　從肖科維奇納街的中段拐個彎，就是達班科瓦街。這裡坐落著烏克蘭總統府的兩棟辦公大樓。建築物和外界只有一道普通的鐵門阻隔。這天18點多，鐵門並沒有關閉，幾乎毫無守備。

　　如果繼續順著肖科維奇納街向東北方向行進，很快就能到達瑪莉英斯基公園。公園裡為沙皇伊麗莎白·彼得羅芙娜建立的瑪莉英斯基王宮是烏克蘭總統的官方宅邸。

　　肖科維奇納街勾連起總統府的三座大宅，奧克薩娜的家就在它們之間。20年來，歷任總統的車隊都從門前駛過。奧克薩娜對獨立後的首任總統克拉夫丘克已經沒什麼印象。她記得庫奇馬是只早起的鳥兒，總是在人們還沒上班前就趕往班科瓦街；尤先科總是姗姗來遲；而亞努克維奇的風格則是風馳電掣。“為了給總統們提供便利，門前的瀝青已經換過兩次。”

　　奧克薩娜已經想不起1991年8月24日那個歷史性的日子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她所記得的是她無法像往常一樣帶著弟弟，和媽媽溜達去瑪莉英斯基公園，給噴泉池裡的小鴨子喂食。因為歡欣雀躍的人流揮舞著藍黃旗幟，淹沒了肖科維奇納大街。

　　類似的情景在過去的20年裡又發生了很多次。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戴著頭盔的煤炭工人為抗議拖欠薪水湧入肖科維奇納街；2000年後，“烏克蘭沒有庫奇馬”運動幾次將這裡作為戰場；2004年，橙色革命的參與者前來安營扎寨。從秋天到2005年冬天，特警們一直埋伏在16A號樓周圍。和當時的許多基輔人一樣，法利納一家也加入了示威洪流。一面支持尤先科的橙色大旗從位於五樓的陽台上垂掛下來。父親伊萬甚至曾徹夜參與游行。

　　橙色革命掀開了政治家的幕簾。作為記者，奧克薩娜可以得到除了總統以外所有高級官員的手機號碼。當人們打開電視，四五個實況時政辯論節目輪番上爭，幾乎所有官員都可能在電視上受到苛刻的诘問。烏克蘭基輔國立大學比較政治學教授奧萊克辛·哈蘭很享受這樣的開放：“我曾經在俄羅斯參加過他們的政治脫口秀節目，我們錄制了兩個小時，可是只有40分鐘播放了出來。而在烏克蘭，這種節目是直播的，這是本質的不同。”“我參加過在雅爾塔舉辦的年度歐洲戰略會議，這個會議總統也會參加。”哈蘭拿出一張合影說，“你看，這是亞努克維奇。即使我對他持批評態度，我依然會被邀請，並且能夠在會上自由辯論。”

　　但對普通烏克蘭人來說，這些並不夠。肖科維奇納街16A號居民們司空見慣的游行示威現在已不那麼常見。“橙色革命以後，烏克蘭人都不再喜歡參與示威游行，因為覺得這無法改變現狀。”伊萬說。

　　7年前，人們反對競選舞弊，希望候選人尤先科能重拳打擊腐敗和特權，減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現在，人們能夠看到財富在基輔這座城市裡醞釀和膨脹：進口豪車充斥著大街小巷；豪華酒店和高級餐廳陸續開張；奢侈品廣告牌在夜幕下的城市裡閃閃發光。“但如果你開車去到基輔以外100公裡的地方，就會覺得自己是坐上了時光機，回到了100年前。”奧克薩娜說。

　　薩沙正在讀大學二年級。和許多烏克蘭家庭一樣，法利納一家最不能接受的是教育系統裡的腐敗。他們告訴我，烏克蘭有統一的大學入學考試，合格錄取的學生可以享受免費教育，另外也招收部分自費學生。但行賄和找關系仍然是最流行的做法。媽媽在教育系統工作過，她記得行賄的數額大概是4000美元。而薩沙覺得現在的實際價格更高：“如果通過這樣的方式進大學，你就能獲得公費學生的待遇，在獎學金等機會上占便宜。整個基輔也就只有一所大學不這麼干。”

　　(感謝Oksana Faryna和基輔經濟學院提供的珍貴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