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中國社會變革最為劇烈的一個世紀，此前的中國雖然也一直在演化，但卻沒有脫離農耕文化的樣態。在音樂文化領域，20世紀與此前最大的不同是西方專業音樂文化對中國專業音樂文化構成的影響和沖擊。當西方專業音樂文化在中土被接納的同時，我國專業音樂教育的“母機”接受西方模式，並形成了側重於某些層面功能性使用的理念。
    20世紀的中國音樂文化，實際形成了兩個傳統，一個是歷史音樂文化的大傳統，當下更多以非主流化的形式而存在；另一個是接受西方專業音樂教育所形成的新傳統，成為以城市為中心的主流樣態。前者呈現萎縮且創造性不足，後者則因主流具有創造性發展的動力。
    無論是歷史上的大傳統還是當下的新傳統，都是具有功能性的存在。功能即為功用，功能性主要是指社會功能、實用功能、審美娛樂功能、教育功能等類型。歷史上的用樂涵蓋了這些功能性的全部，當下所謂新傳統之用樂雖然對這些功能也都有存在，卻側重後兩種，有意無意對前兩種功能忽略，如此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在用樂理念上形成一定程度的缺失。
    歷史上傳統音樂文化的功能性承載也分層次，宮廷和官府用樂，當然是上述多種功能性的完滿體現；民間可分為城市與鄉間社會兩大板塊，雖然兩大板塊中這些用樂功能性均有體現，卻是各有偏重。城市用樂側重於後兩者，鄉間社會用樂側重前兩者。這並非是講鄉間社會不需要審美和娛樂，而是在體現前兩種功能性的前提下完成審美欣賞、教育之功能，這一點我們依然可以通過當下廣袤的鄉間社會得以認知。君不見省、地、縣的諸多劇團在城裡演出甚少；在鄉間社會中，幾乎每個鄉鎮都有一些非接受當下音樂教育體系培養，而是依靠班社中口傳心授、主要面向民間禮俗服務的演出組織，無論是戲曲、曲藝、傳統樂曲的使用多是與民間禮俗相須。如此，民間禮俗（諸如各種廟會、紅白喜事、開業慶典等等）的功能性是為用樂之前提。那些民間禮俗保存相對完好的區域，傳統音樂有著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禮俗消失，則音樂文化傳統的生存空間便也萎縮。一般講來，在人們心目中所指的音樂傳統，更多還是指歷史上積澱下來、為當下所接衍、以非主流化的形式而存在者，所謂傳統遭遇現代，其實就是既有的傳統和新形成的傳統之間的矛盾與互動。
    誠然，社會必須發展，中國音樂文化同樣也需要發展，但這種發展並非是將我們數千年來所積澱的傳統視為包袱，而是要對優秀的文化遺產有比較清晰地把握與認知。如果在發展過程中對數千年來中華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樂文化不加辨析地讓其自生自滅，顯然不是應有的態度。傳統遭遇現代，應該是對既有傳統有清晰把握，使之更好地在發展中顯現基因存在。
    明確了具有多種功能性的禮俗承載音樂文化傳統這一客觀存在，就會發現既有理念之中對於禮俗的一些認知有以偏概全之處，那些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區域最能夠保存禮俗，而經濟發達區域傳統禮俗消解較快的認知顯然有局限。我們應該看到這些狀況的不平衡性。當下經濟滯後區域人員大量外流，許多禮俗無以為繼；有些富庶地區擯棄了傳統禮俗，但有些富庶地區卻在刻意保護傳統。在此，我們以河北霸州市勝芳這個上繳國家年利稅近9億的古鎮為例，探討歷史大傳統之用樂何以能夠比較好的在當下存在，並思考在此基礎上又能夠有怎樣的發展。
    在2009年春節過後，由中國藝術研究院苑利老師組織，聯合北京大學高丙中教授、中央民族大學陶立璠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賀學君研究員、北京聯合大學的顧軍教授、河北省民俗學會的數位學者以及多名研究生一行十余人組成的民俗考察隊伍來到了河北省霸州市勝芳古鎮，一同考察當地的節日花會。
    勝芳這個名字，說起來不算陌生。音樂研究所老所長喬建中先生曾經多次提起過，他的一個博士研究生以勝芳古鎮為考察對象，撰寫了相關《勝芳音樂民俗志》的博士學位論文。在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也有勝芳南音樂會的名字，因此，與大家一道來勝芳實地考察，心中充滿著期待，總覺得一定能夠有所收獲，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我在短短的半年之內去了勝芳三次，加上學生單獨前往，以及不斷與勝芳的朋友聯絡，可以說，對勝芳的了解越是深入，越覺得應該寫點什麼。
    第一次去勝芳，是“大部隊”行動，一路走馬觀花，在四五天的時間內應該說只是有大致的感受：這是一個值得下力氣深入挖掘的考察地點。
    勝芳位於廊坊市區向南大約40公裡處。這裡曾經是文安縣城所在地，後來劃歸霸州。古鎮的西南兩面有一條河流環繞，老人們講，早先乘船可以通達北京、天津，並與白洋澱相接，直通保定府，是有名的水路碼頭。鎮上的人們歷來有經商的傳統，南來北往的客商雲集，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都有自己的信眾，文化積澱深厚。
    在某種意義上講，勝芳古鎮與其它地方一樣，傳統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在消解，有些在變異。據有關資料考證，民國時期，勝芳古鎮曾經有七十余道花會。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滄桑演變，能夠傳承至今的不過十幾道了。即便如此，能夠在一個鎮的地界上有如此眾多花會組織在我們的多地考察中還是前所未見。
    在這幾天之內，大家根據自己的興趣，在普遍了解的基礎上各有側重，我們考察了幾道與傳統音樂相關的花會。其中包括北音樂會、南音樂會、高跷會、太上門（道教）、大頭會、挎鼓會、多檔武術會等等，還參觀了鎮上的民俗博物館。這裡所謂南北音樂會，並非是學界一般意義上的分類，即南樂會為吹鼓手的組織，北樂會為行會的組織，而都是以某種信仰儀式為依附、以笙管為主導的樂隊組合，據稱原先鎮中有一條河，如此形成河南、河北之分，現在河溝已經填平，但人們還是沿襲了早先的稱謂。鎮上的這些與音樂相關的會社一般都存有樂譜，從抄譜上顯示多可以追溯到民國甚至之前。
    勝芳北樂會，與當地祭祀五道神的活動緊密相連。關於五道神廟，在中國北方祭祀體系中有比較廣泛的存在，有說是東岳大帝手下主管人間生死之神，許多地方都有人去世之後告廟的風俗，有的告土地廟，有的就是告五道廟者。在勝芳鎮五道爺祭壇旁的一處農家，我們聆聽北樂會會員們奏樂。在翻看他們保存的樂譜時，有幾首曲子引起我的關注。當我問能否演奏其中的一首樂曲，會首劉師傅稱這首曲子是用小哨演奏，由於沒帶小哨，所以現在不能奏。我繼而詢問大哨與小哨有什麼區別，劉師傅答道，同一首樂曲用大哨和小哨相差一字，在笙管指位相同的情況下就是意味著旋宮，劉師傅稱在他們這裡，管子通過換哨，一般講來每一首曲子都可以奏七個調。果真如此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也是我在其他地方尚未見到的現象。雖然此前我看過李來璋先生的《七宮還原》，我的研究生逯鳳華在研究山東岱廟藏譜時分析了《七調迎仙客》一曲，景蔚崗兄在其《中國傳統笙管樂申論》中有十九簧笙可以轉十二調的理論探討，但在當下民間能夠演奏一曲七調的會社畢竟少見，如此引發我的極大興趣。
    征得師傅們的同意，我們來到音樂會的日常活動地點，我請師傅們以大家非常熟悉的《八板》一曲為例诠釋七調的演奏，我們如願以償。在考察了管子音孔、笙的簧管數和雲鑼面數等相關問題之後，回到北京，我即聽錄音記譜。
    應該確認轉七調成立。用大哨吹奏可轉五調，換小哨再轉兩調，七調完成。但是，在七調中間，有兩調的主音顯得不穩定。再有，在轉調過程中，從理論上推導，有一處出現了偏差。如此，我打電話向李來璋先生請教。李先生認同了這應該屬於民間七調者，並刻意強調應該關注笙簧數。當我帶著疑問咨詢音樂會的師傅時，得到了認可的答復，即在為我們演奏時有一處接錯了順序。並承諾為我們再次演奏，如此促成了三月份我們的第二次勝芳之行。此次由傅利民教授親自開車，並有多名研究生一同前往。此行往相關問題得到了解決，而且有新的收獲，那就是我們又考查了與勝芳鎮毗鄰的崔莊子音樂會，從其所傳樂譜和演奏的實際情況來看，初步印象兩者似乎不屬於一個傳承的途徑。
    第三次去勝芳，是得知鎮上在農歷七月十五有多種民俗活動。我約請本所秦序先生和李巖先生一道驅車前往，感受依然是不虛此行。
    在動身之前，我主要的想法有四。其一是去了解音樂會師傅傳承的九孔管，其二是去看“放河燈”樂隊專用曲譜，其三則是要考察放河燈和孔明燈的儀式，其四是考察盂蘭盆會。雖然只有短短一天半的時間，可以說是收獲超乎想象。
    至於九孔管，承載著唐宋以降的樂律傳統。在音樂研究所的樂器庫中藏有兩支，據稱是上世紀下半葉學者們從冀中一帶收集。2005年，我在山東的濱州也收集到兩支，在山西曾經與一支九孔管擦肩而過（因老藝人去世而不知所終），在北京房山區考察中也因九孔管子與藝人一同下葬而唏噓不已。就是在勝芳，竟然有九孔管的存在，而且不止一處，令人興奮。
    放河燈和孔明燈的儀式在七月十四和十五兩個晚上，天剛擦黑，只見古鎮西邊的河畔已經是人頭攢動，河中船上笙管清亮，小風習習，橋上在放孔明燈，帶著人們的祈福願景，孔明燈越飛越高，似星星般點綴在空中；河上幾條船上的放河燈者伴隨著樂曲已經將偌大的水面布得星星點點，這是人在與鬼神對話，安撫已經逝去的和在世者。
    夜漸深，但人們沒有散去。當我們得知北樂會的師傅們還在為一家的葬禮上事，即驅車前往，征得主人的同意，又部分了解了這個葬禮的程序。
    第二天即七月十五，我們主要考察盂蘭盆會的放焰口儀式。觀音堂所在地街道略顯擁擠，但沒有阻擋人們的熱情。有一條橫幅：歡迎各界人士前來參加盂蘭聖會。牆上懸掛著諸路神靈的畫像，在觀音堂的門口，樂隊正在演奏，兩位師傅和著音樂唱焰口經卷――《梅花引》、《准提咒》、《歎七期》、《典茶》、《燈光耀》、《無計悲歎》、《回向偈》等連續進行，虔誠而莊重，在旁邊小小的廣場上，挎鼓會來了，秧歌隊來了，佛教的南宮正己門來了，道教的太上門來了，而且進門後換上道門的裝束在佛堂前誦道家的經。不同信仰、不同社團，如此和睦相處，為了盂蘭盆會走到一起。
    在我們考察過程中，突然看到南宮正己門的一位女居士動作有些不同尋常，一時間，同來的人群齊刷刷地圍繞她跪了下來，向她行叩拜禮。詢問之後方知這是所謂“神靈附體”之類的事項，她在代表菩薩在與信眾們對話，好一陣方告完成。此後我們又到另外一處家中設有香堂的人家聆聽他們的佛樂演奏以及所保存的放焰口所用的樂曲曲譜。
    從實地考察的情況來看，個體項目上似乎這裡也跟我們在冀中多地所見沒有什麼特殊，但進入到深層就會感受到傳統的深厚，我們不禁要問：何以此地會有如此眾多民間禮俗樣態的存在？勝芳鎮當下無論是商業還是工業都相當發達，平日在街上看到人們總是行色匆匆，主干道貨車、集裝箱運輸車更是擁擠，顯示這裡的人們難得有一份清閒，何以到了這種民間禮俗節日會使人們放下手中的活計聚攏在一起？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力在起作用？聯系到我們在鎮上看到的多種花會組織中都有用樂，而且奏樂的人員各不相同，曲目既有相通又有相異，那麼，在沒有收入、或稱並非以奏樂為生計的情況下，何以會有這麼多的“音樂人口”？更有意思的是一個會社中並未有如此多的樂器供所有在會者使用，當有人退出休息之時，原以為是圍觀者，不曾想卻走上前去立馬將這個空缺補上，令人啧啧稱奇。還有，一個人會擔當多個角色，既可勝任文場，又能夠擔當武場奏樂。仔細聽來，無論文場還是武場都具有豐富的變化，非一日之功，隨意而為者。
    每次去勝芳，都由古鎮保護與開發委員會的張玉良主任（大家習慣稱“張鎮”）細心安排，他手下王晟兄和蔡利兄等多位熱心人士大力協助，令人著實感動。更令人難以釋懷的，特別是王晟兄，自從第一次相識之後，就不斷向我們提供信息，古鎮有哪些民俗在何時實施，一次次帶給我們要前去見識的沖動，他們對古鎮文化的摯愛令人欽敬不已。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這半年多來，我們在不斷加深著對古鎮的認知。
    之所以先後去了勝芳三次沒有動筆，主要還是想有更多的了解，在更多把握的前提下再有認知。應該說，在此地住上個十天半月，也不可能對當地的各種民間禮俗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更何況禮俗並非是“表演”出來的，非到了這些民俗展示的日子，你不可能有真正的體驗。要想對勝芳古鎮的民間禮俗有相對全面的把握，看起來沒有十次八次的還真不行。這也就是我遲遲沒有動筆的原因。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張鎮和王晟兄等總想讓我們寫點什麼，而我們卻想在看得更多之後再做。
    所以讓我有一定的改變，那還是因為是次去勝芳與王晟和秦先生等一起探討的這個現象，我也讓我的研究生劉佳繼續做出統計，看看當下這個鎮上究竟還有多少依附於各種花會組織的“音樂人口”。還有樂譜、樂曲、多種音聲技藝形式、有多少種民俗使用傳統音聲技藝形式的情況。這些涉及多種音聲技藝形式的會社組織其生存方式等等。
    徜徉在古鎮的街道上、博物館中，引發我諸多思考。毫無疑問社會在變，如此我們將視角定位在“變”上毫無問題。但既有的傳統究竟是什麼呢？這是必須要明確的，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傳統的既有，言變將毫無疑義。我們許多研究的問題在於，更多喜歡去重復世人皆知的問題，只從當下的形態上去把握、認知，卻不願意花力氣去挖掘傳統的內涵，這大概是研究難有突破的要因。當盡量通過文獻、口述史、活態的傳承來把握之時，將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和承繼到當下的相通、相同、相異擺出來的時候，方可對傳統有相對整體認知的基礎上辨析當下哪些是歷史的遺存，哪些是歷史樣態的變異，哪些曾經在歷史上發生存在而當下消解的意義。從這種意義上講，要想對當下活態中的傳統有所認知，還必須踏踏實實做案頭、然後去實地考察；或者在考察中發現問題，回來後繼續做“功課”者。
    以上的思考是針對一時一地的把握。我們也會有以下的認知：在有一定知識積累的前提下，當看到“這一個”的時候，其實已經與頭腦中的既有相碰撞，以此去考量該地所見傳統音樂事項與歷史傳統、與它地之存在究竟有怎樣的相通、相同和相異。
    勝芳古鎮是我這些年來的考察中比較特殊的例子。這些年考察的地方也不少，要麼就是當地相對貧困，在當下經濟大潮中，為了改變命運，人們紛紛外出謀生，既有的傳統難以為繼；要麼一些富裕起來的區域，在新農村建設中，人們似乎無論經濟實力還是思想理念都屬於“天翻地覆”，傳統已經成為歷史的記憶，要到這些地方考察傳統，更多展現“天蒼蒼、野茫茫”，屬於過眼煙雲；更有一些地方，雖然也保有一些傳統，卻由於當地管理相對“嚴密”，不允許有這些存在，處處受到打壓，與當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有諸多抵牾，傳統在苟延殘喘。勝芳是什麼樣子呢？
    據有關人士告知，一個勝芳古鎮每年向國家上繳近九億利稅，存在多名千萬級別的富翁，普遍性的富庶。都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都說經濟發達之後最容易使文化產生變異，為什麼這裡會保存如此多的傳統呢？難道富裕了，傳統文化就一定會丟掉嗎？勝芳現象的確引發人們的許多思考。
    仔細想來，勝芳古鎮能夠在經濟和社會轉型中保存傳統，主要有以下的因素。
    首先是有傳統的基礎。換言之，本來這裡就傳統積澱深厚。勝芳在歷史上並非僅為鎮，而是縣衙所在，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依照傳統理念，作為國家管理的一級縣治，所有國家意義上的制度行為都曾經在這裡存在，包括國家禮制中的五禮樣態也會在此延續，這是積澱深厚的主因。
    勝芳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在古時交通不夠發達的狀況下，這裡卻是有名的水陸碼頭，歷來有經商的傳統，用當地人的話講：不掙有數的錢。即一些社會的公職部門都很少打動勝芳人參與競爭，他們更願意自己去開拓。當改革開放的東風吹到此地，當地人在社會經濟轉型的大潮中又一次站到了潮頭。他們選擇了鋼木家具制造業，並且不斷做大做強，形成產業鏈條。要是以鎮鄉為單位進行排列，勝芳在全國的排名中都處在前列，可他們究竟為什麼會有著這麼一份傳統的堅守呢？
    在我看來，當地政府部門在決策規劃上是比較明智的，至少對這些傳統的存在沒有過多的干預，而且還成立古鎮管理委員會刻意保護。管委會主任張玉良先生的思路也比較明確，保護是整體的保護，而不是只保護其軀殼。我們看到，鎮裡有著相對統一的規劃，另辟新區以供發展，盡量保持古鎮的原貌，這就為大家保存了一份家園的堅守，傳統的堅守，使得這裡人們在對傳統有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在保護古鎮文化面貌的同時，也認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古鎮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形成共識的前提下，一切便也順理成章。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勝芳人很少到外地打工，即便外出，也是在跑業務、設立辦事處等等，他們的根在勝芳，這裡是他們的精神家園、物質家園，這裡有他們的實業、事業。倒是因為這裡的工廠林立，外地人大量湧入勝芳。外來者也許是正在尋求融入，至少從目前還沒有看出對當地文化產生質的影響。
    許多地方之所以缺乏傳統的認同，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是一種沒有了傳統根基下的“五湖四海”。而此地卻有這種根深蒂固的親緣關系（包括地緣與血緣），而且相對穩定，如此，祖輩傳承下來的風俗、禮俗會相對好的延續。
    成功的企業老板們尊重其父輩傳承下來的文化，因此，也捨得一定的投入。我們看到，當地要建造大悲寺，籌資竟然上億（這並非政府行為），各檔花會組織在較好保持傳統的基礎上，其活動經費不成問題，許多武術會教授孩子屬於免費者。某些項目如果與政府保護古鎮的計劃相合，還會得到政府包括財力方面的支持。
    當政府相關部門意識到古鎮文化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之時，他們沒有僅僅是保護其建築等“物質的自身”，而是努力挖掘其非物質文化的豐厚內涵，這是我在同古鎮管委會張主任多次接觸過程中所感受到的。給傳統應有的尊重，這很重要。活著的“傳統”是歷史文化的當下積澱。包括這個古鎮在內，幾乎所有的傳統都不是從當下教科書中學來的。鎮上多種民俗滋養下的多檔會社，在正月十五前後會集體接受“檢閱”。
    擺出這些之後我們最深刻的感受究竟是什麼呢？在下以為，主要還是當地人能夠在文化認同的前提下承繼如此眾多的民間禮俗，如果列一張表便會更加清晰，每一種大家熟知的節慶禮俗、生活中的禮俗在這個古鎮上多有存在，每一種禮俗都有大量的參與者，正是這樣的傳統文化氛圍，以這些民間禮俗為依托，能夠將傳統承繼下去。要知道，作為傳統音樂，也恰恰是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傳統文化氛圍之中，融入在傳統之內。我們幾次所見，諸如太上門的兩位老者，民歌小調可以唱一整天；依附在多種會社中的音樂人口具有相當數量，能夠認知工尺譜之人從一個鎮的角度講來，應該是比例最高的；傳統樂曲具有豐富性；而且音聲技藝形式也具有多樣性。
    我們真是應該將這樣的地點作為音樂傳統考察的基地加以建設，這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傳統音樂文化的一個縮影，如此來認知歷史上的樣態，音樂功能性的使用過程等等，都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真是應該有更多的人走進勝芳，感受勝芳，真正認知傳統、感受傳統。富裕了，不一定就要擯棄傳統。關鍵還在於一種自在、自為、自省。
    在傳統文化深厚的基礎上，勝芳也培養了一批挖掘和保護和傳承古鎮傳統文化的熱心人。我們看到，古鎮文化的保護意識正在逐漸增強。鎮政府和古鎮管委會請來古建專家專門為其制定保護方案，民俗、舞蹈、音樂、戲曲的學者在考察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整理系統研究。的確，古鎮文化中有相當數量都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疇。
    在文稿寫就之時，傳出這樣的新聞，中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次申報非遺代表作項目，一次成功了22項，非常可喜可賀。值得反思的是，為什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為非遺代表作有“當下瀕危”的理念呢？我們在申報時也許本著這種理念而做，有些已經申報的遺產代表作的確有難以為繼的狀況，何以如此呢？還是因為我們有些地方只是想把這些作為“藝術的主體”提出來申報，卻忽略了最為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這些“藝術的樣態”究竟何以會活體傳承，民俗消解之後的保護實在太累，當保護好民俗，讓其有良好的生存土壤，我們還會刻意保護這些藝術樣態嗎？似乎不需要，因為它們借助於民間禮俗活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