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亂世會引發大規模盜墓潮
日期:2016/12/14 9:24:49   編輯:古建築紀錄①民國以前歷代典型盜墓活動簡述
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的出現,都不是偶然的,盜墓亦然。
亂世出英雄,還出盜墓賊,“改朝盜墓,換代挖墳”成了一種普遍現象。縱觀整個歷史,每一個盜墓高發期的出現,都與改朝換代有關,多在這些“亂世之秋”——
秦末:下相(今江蘇宿遷)人項羽盜秦陵。“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墳,私收其財物。” (《史記·高祖本紀》卷八)
西漢末年:琅邪(今山東諸城)人樊崇盜西漢帝陵。“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污辱呂後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 (《後漢書·劉盆子列傳》卷四十一)
東漢末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盜墓高發期,以曹操、董卓、孫權等為代表的各路軍閥無不盜墓。
沛國谯(今安徽亳州)人曹操,盜西漢梁孝王劉武墓。“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裴松之在《三國志·魏書》卷六中補注陳琳的事跡時,引東晉史學家孫盛編撰《魏氏春秋》)
陝西臨洮縣(現為甘肅省轄)人董卓,盜東漢帝陵。“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卷六)
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孫權,盜長沙王吳芮墓、南越王墓等。“孫權嘗遣交州從事吳瑜訪之,莫知所在。獨得明王嬰齊墓,掘之,玉匣珠襦,黃金為飾,有玉玺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墓語》)
魏晉南北時期:朝代更迭如走馬燈般,盜墓活動多多。
西晉初年:汲縣一個叫不准的盜墓賊盜掘魏王墓,得《汲冢書》。(《晉書·武帝紀》卷三)
十六國時期:漢國(即前趙)君主劉聰盜掘漢帝陵。“五月寇並州。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後陵,太後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勝記。”(《晉書·愍帝紀》卷五)
前趙皇帝劉曜在為漢臣時,盜毀西晉諸帝陵。“建武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五月癸丑,太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晉書·元帝紀》卷六)
後趙君主石季龍(即石虎)盜秦墓。“邯鄲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晉書·石季龍載記》卷一百零七)
隋初:王頒盜陳霸先陵。“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須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隋書·王頒傳》卷七十二)
唐宋之間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盜墓高發期。
唐末:節度使朱泚盜唐陵。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負責皇家事務的官員上奏皇帝李適禀明朱泚盜陵的情況,“諸陵宮寢宇摧毀。”(《冊府元龜·帝王部》卷三十)
節度使溫韬盜唐帝陵。“唐諸陵在境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鐘、王紙墨,筆跡如新。”(《舊五代史·溫韬傳》卷七十三)
黃巢盜秦陵。“始皇陵內城周五裡……項羽、黃巢皆嘗發之。”(明·都穆《骊山記》)
黃巢盜乾陵。“武後陵,黃巢伐之。”(《陝西通志》轉引明·趙弼《雪航膚見》)
北宋末:金國大將粘罕盜掘北宋皇陵。“紹興戊辰(公元1148年),太常少卿方庭碩使金,展竭陵寢。先是諸陵俱遭發,哲宗至暴骨,庭碩解衣裹之。”(南宋·韓淲《澗泉日記》)
偽齊皇帝劉豫遍挖境內陵墓。“(紹興二年)四月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兵十余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宋史·劉豫傳》卷四百七十五)
南宋末:江南釋教總統楊琏真迦,盜掘南宋諸皇陵。“(楊琏真迦)怙恩橫肆,執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肢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元·陶宗儀《南村辍耕錄》卷四)
明中後期:太監陳奉在湖北盜墓。“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讦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騰骧衛百戶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明史·宦官傳》卷三百零五)
太監梁永在陝西盜墓。梁永到了當地後,“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明史·宦官傳》卷三百零五)
明熹宗朱由校盜毀金陵。“金朝房山二陵,當我師克取遼陽,故明惑形家之說,謂我朝發祥渤海,氣脈相關。天啟元年,罷金陵祭祀。二年,拆毀山陵,割斷地脈。三年,又建關廟於其地,為厭勝之術。”(修復金陵《清聖祖仁皇帝御制碑文》)
清末:南北盜墓賊遍起,數不勝數。典型的如廣州盜墓賊焦四:“廣州劇盜焦四,駐防也,常於白雲山旁近,以盜墓為業。其徒數十人,有聽雨、聽風、聽雷,觀草色、泥痕等術,百不一失。”(清末民初·徐珂《清稗類鈔·盜賊類》)
……
從上所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每改換一次朝代,就會出現一波盜墓風潮,盜墓活動的增多與減少,與中國朝代更迭一起波動。其中,漢末、唐末和宋末,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盜墓高發期。
②亂世盜墓規律的成因
形成亂世盜墓現象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並不難理解。
亂世必然有戰爭,戰爭需要部隊,部隊需要軍饷,坊間需要食物。而此時的民間財富卻非常不足,自然而然,人們便會想著法子尋找財富。中國古人崇尚厚葬,有給死者隨葬大量有價值物品的風俗,這便給急於尋找財富的人們提供了想象的空間——盜墓發點死人財,這成為亂世軍民的共同追求。
因此,在戰爭年代,不論是軍人還是老百姓,盜墓都會成為他們的一種選擇。例如,曹操在軍中設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成立專門的“盜墓辦公室”。同樣的,孫殿英盜掘清東陵,也是出於戰爭年代的需要。
在亂世之秋,官府統治者對陵墓的管理環節也是最薄弱的,甚至脫節。江山、活人都快保不住了,死人自然更顧不上,在管理和保護上基本處於真空狀態。如唐末出現的節度使朱泚盜唐陵、黃巢的農民起義軍盜唐陵,都有這方面原因。
同時,官府對整個社會的管控能力也大大下降,對民間違法行為的控制和打擊相當乏力。正常年景能很好發揮作用的、用來維系社會道德秩序的民間力量,在饑餓和動亂中也往往失效,違反倫理的行為無法在這一時期得到約束。
隨著時局動蕩,人們的生命受到威脅,生存受到挑戰,社會民眾對官府和富族這類既得利益者的仇恨也大為增加。在這種仇官、仇富的心態下,也容易誘發盜墓。
③中國歷史上第四個盜墓高發期
在民國時期,不只有國內軍閥混戰、國共兩黨之爭,還有長達8年的抗日反侵略戰爭,亂世盜墓的作用力更為強烈,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四個盜墓高發期,因此黨玉崐、孫殿英、湯玉麟、李品仙等一批盜墓大賊的出現,並不意外。
以1928年(民國十七年)7月發生的“孫大麻子盜皇陵”事件來說,從一定時期內看頗為意外,有其偶然,但縱觀而論,即便沒有孫殿英,也會有趙殿英、李殿英們去刨墳的,難以逃脫“亂世規律”的作用。
進一步說,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同樣有大批盜墓賊企圖利用中國共產黨新政權一時難以顧及,文物管理和保護又跟不上的這一時機,進行最後的瘋狂盜墓活動。但這回盜墓賊們失算了,中國共產黨老一輩領導人很重視文物保護,及時對頻發的盜墓現象進行了打擊。
如在江蘇時,主政南京的開國元帥劉伯承,便開展了一場新中國成立初年少見的反盜墓運動。當時南唐二陵、沐英家族墓都遭到了嚴重盜掘,劉伯承專門指派一名副市長對盜墓活動集中進行了一次嚴打。其中,一名叫康永海的江寧盜墓賊,被就地槍決。這一次嚴打保持了30年,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南京周邊的盜墓活動才又逐漸開始抬頭。
順便說一下,其實,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便對盜墓行為重重地說“不”。如在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秋冬之間,發生了第二次盜掘清皇陵事件。事件發生後,中共一下便槍斃了6名盜墓賊。當時,刑場就設在景陵大碑樓前,6名盜墓賊被五花大綁,背上插著招牌:槍決盜陵犯×××。
中國歷史上的第四個盜墓高發期,為何會出現在民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這個時代決定的。
與以往亂世不同的是,中華民國從1912年誕生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不過38年。前有清亡民興,後有國共交替,在很短的時間內經歷了兩次改朝換代,中間還有前所未有的日本侵華戰爭。如此亂世,盜墓現象不頻發才怪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股“民國盜墓風潮”尚未完全平息,延續至今,它對現代盜墓活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編輯:申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