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亟須加大力量研究、傳承、普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認識與觀念的誤區，樹立高度文化自信，完善機制，科學界定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范圍，切實加強文化遺產保護，轉變一些領導干部扭曲的政績觀，真正做到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斷為人類文明做出新的貢獻。

　　1月9日，新華社播發長篇通訊《留住歷史根脈傳承中華文明——習近平總書記關心歷史文物保護工作紀實》，開宗明義地指出，中華文化發展繁榮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條件，保護歷史文物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必然要求。
　　“無論是對有關報告的批示，還是到地方考察調研，習近平總書記歷來高度重視文物保護，並身體力行推動保護和搶救文物工作，”這篇通訊寫道，“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多次就文物保護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對提升文物保護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前的1月6日，《福建日報》重新發表習近平2002年為《福州古厝》一書所作的序，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在序言中寫道：“發展經濟是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保護好古建築，保護好傳統街區，保護好文物，保護好名城，同樣也是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二者同等重要。”
　　《福建日報》同日發表《“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文化遺產”——習近平在福建保護文化遺產紀事》，其中報道了1991年3月10日，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在福州三坊七巷召開的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現場辦公會上的講話：“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要在我們的手裡，把全市的文物保護、修復、利用搞好，不僅不能讓它們受到破壞，而且還要讓它更加增輝添彩，傳給後代。”
　　同日，《福建日報》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指出：“保護這些遺產決不僅僅是政府文化部門的具體工作，也是我們的政治責任。後人也會將保護中華文化的功過納入對我們的政治評價，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有足夠的自覺和強烈的歷史感。”
　　習近平的《〈福州古厝〉序》及相關報道、評論，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部分在京的建築界、文物界、考古界、文化界知名人士近日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一以貫之、身體力行地保護、搶救文物的事跡令人感動，他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一再強調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指出保護歷史文物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與發展經濟同等重要，這些論述具有極強的針對性與重大的指導意義。
　　這些人士提出，當前亟須加大力量研究、傳承、普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認識與觀念的誤區，樹立高度文化自信，完善體制機制，科學界定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范圍，切實加強文化遺產保護，轉變一些領導干部扭曲的政績觀，真正做到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斷為人類文明做出新的貢獻。
　　同等重要的原則利在當代、功在千秋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與歷史資源，我們必須加倍愛惜。”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镛對本刊記者說，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並將這項工作提到新的戰略高度，促使大家思考：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文明古國，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從未間斷且延續至今的文化，在人類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說到底是文化的復興。
　　他指出，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民族自信心日漸提高，中華文化扭轉了自清末以來的衰運，越來越受到國人和世界的關注。文化復興實際上是在繼承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的過程，我們從傳統走向現代，同樣不是簡單地以現代性取代傳統，而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經由傳統的現代轉化而發展出現代性。中國文化有“傳道”的傳統，中國文化在歷史上的綿延、傳承與發展，離不開一大批傳道者。今天的中國社會同時面臨著“最優越的機遇”與“最尖銳的矛盾”，從世界范圍來看，經濟、環境、能源等也危機四伏，是一個全球大轉型的時代。在這個過程中，把歷史的東西用新的觀點挖掘出來，這就是創新。面對現實問題，我們可以借鑒西方思想，但更應根植於傳統的“中國精神”，進行再創造。
　　“習近平同志提出的經濟發展與保護文化遺產同等重要的原則，是極其重要的論述，值得我們認真領會。”國家文物局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謝辰生對本刊記者說，“如何落實這個原則?有一些觀念性的東西要搞清楚，比如，發展、保護怎麼理解?我認為，保護也是發展。現在，一些人一談發展，就是賺錢，就是經濟。不能否認，經濟是主體，它是基礎。但光是經濟，沒有其他方面的發展，你經濟最終也是發展不起來的。只有全面、協調了，才能可持續，這就是科學發展觀。因此，不能說發展與保護有矛盾。這個過程中會有一些矛盾，但矛盾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它是具體的項目之間的矛盾，而不是發展與發展的矛盾、保護與發展的矛盾。”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他舉例說明：“比如故宮，它是世界文化遺產，但地鐵在北京也很重要，這兩個發生矛盾了，怎麼辦?在這個時候，就得權衡到底哪個更重要。故宮是最了不起的，地鐵必須避開，因為別處也可以走啊。在這個時候，它服從了故宮，但這並不等於經濟發展服從了保護，而只是在這個具體問題上服從了保護。再比如，三峽工程，它關系國計民生，但三峽裡面有大量文物，你說不許干、全保護，一點兒都不能動，那三峽工程甭干了，那只有采取各種不同的方法，文物有的搬遷了，有的發掘了，這也是保護。但有的非原地保護不可，像白鶴梁水文題刻，只要一挪走，就價值全無了。怎麼辦?堅決原址保護，蓋個博物館。雖然在整體上，三峽工程是主要的，但在這個局部上，白鶴梁變成主要的了。所以，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要一上來就把保護與發展對立起來。大家是同一個目標，而不是死矛盾。”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舒乙對本刊記者說，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化遺產保護的論述完全是綱領性的，而且是重大的發展，其中包含了文物是什麼的原則、經濟發展和文物保護並重的原則、怎樣保護文物的原則。
　　“關於文物是什麼的原則，就是要把文物當作歷史和文化的載體，把保護文物當作執政者的政治責任，這樣的提法是空前的，極其重要!”舒乙說，“經濟發展和文物保護並重的原則，給所有的執政者指出了非常明確的方向，就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在具體的經濟建設項目與文物保護發生矛盾的時候，不能只是文物保護讓步，而是要把文物保護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是要放在前面。”
　　舒乙說：“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古厝〉序》中指出，現在有些地方名城保護、古建築的保護出現一些問題，根源就在於只顧眼前的一些經濟利益，隨意改變文物管理體制，將原為文物部門管理的文物保護單位移交別的部門管理。他對籌建武漢中共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的報告作出批示強調，‘修舊如舊，保留原貌，防止建設性破壞’。這包含了怎樣保護文物的原則，就是必須保護文物的原真性，必須按照文物保護的規律和法定體制辦事。”
　　“以什麼樣的文化塑造人，實在是太重要了!”
　　2000年1月1日，時任福建省代省長的習近平得知一家鋼鐵廠欲在三明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處炸山開礦，立即發布省長令，指出：保護歷史文物是國家法律賦予每個人的責任，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一直作為不可再生的珍貴歷史文物，不僅屬於我們，也屬於後代子孫，任何個人和單位都不能為了謀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壞全社會和後代的利益。他批示企業“立即停止爆破”，批示當地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強對洞穴遺址群的保護”。這兩個“立即”，斬釘截鐵，不容置疑，從炸藥包下搶救了文化遺產。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對這處舊石器時代遺址，習近平同志那麼重視，強調不能因為經濟建設而破壞它，強調要把它傳給子孫後代，這讓我深受感動。”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故宮研究院名譽院長張忠培教授對本刊記者說，“我們的歷史文化是怎麼保留下來的?主要靠三種形式，一是文字記載，二是文物實體，三是一代代中國人的言傳身教。其中，文物傳達的是第一信息，具有現場性、生動性、形象性，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是短暫的，中國有很長一段歷史是靠實物、考古遺存保留下來的，即使是在文字記載豐富的時期，文物也可以在很多方面補充文獻之不足，它更貼近歷史的真實，更有感染力。習近平同志在《〈福州古厝〉序》中指出‘保護好古建築、保護好文物就是保存歷史’，這是非常重要的論述。”
　　“文物保護與利用工作，是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大建設中，文化是靈魂，它要解決一個人的問題，就是我們應該培養什麼樣的公民，使他們有什麼樣的成人方向，做什麼樣的人。”張忠培說，“這幾天，我看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核物理學家於敏的報道，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他為什麼能夠在那麼艱難的情況下，為我們國家做出那麼大的貢獻?就是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他讀的是岳飛的《滿江紅》、《三國演義》，能夠高聲背誦諸葛亮的《後出師表》、文天祥的詩!沒有這樣的文化，他能搞出氫彈嗎?!所以，以什麼樣的文化塑造人，實在是太重要了!生產力的核心是人，而人又不是一般的動物，他必須是有文化的人啊，作為一個中國人，離開了中國文化的滋養，行嗎?!”
　　“我們有大量歷代建築實物和遺跡留存至今，這些實物和遺跡既是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見證，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發展歷程中在建設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對本刊記者說，“保護這些遺物、遺跡和闡揚其成就，對於加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增強民族自信心，發展民族文化傳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重要意義。在這方面與世界各國家、各民族相互交流，對於增進了解，加強友誼，共同發展，也有很大的意義。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化不同，中國古代文化，包括建築，延續發展數千年，從未中斷，成為世界上最長壽的文化。對此，我們必須深入研究，加大保護力度。”
　　他指出，對歷史建築遺產和遺跡，新中國成立後，各級政府盡了很大的努力加以保護，1949年至1952年間，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全國仍有十個省市進行了歷史建築遺產的保護維修工程。1961年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對保護起了極大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凡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都未遭破壞。近三十年來，各級政府加大了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對於古建築修繕工作要“整舊如舊”，保持傳統風貌，現在已基本形成共識。但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重要歷史地段保護方面，因目前城市和村鎮的開發建設速度很快，如何及時地統一認識，使經濟建設和現實利益能和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把保護方案融入建設規劃方案中並嚴格實施，使建築遺產保護與新的建設很好地結合，互相襯托，相得益彰，卻是目前最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
　　“我們看到目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破壞文化遺產的情況，為什麼出現這些問題?這是法律問題還是機制問題?是程序問題還是執行問題?是領導意志還是大眾口味?是理念問題還是技術問題?”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副主席、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所長陳同濱對本刊記者說，“或許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我們都可以去討論。但是，說來說去，我們這些生活在當下的人，無論是何種社會角色，是否應該扪心自問，心中是否有對人文精神的追求，文化被我們擺在了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我們現在的城市生活充滿了娛樂和消費，但缺少精神與崇高。比如，對人之所以為人，或者對人作為一種精神存在的價值缺乏關心，對能為祖先的榮耀、民族的恥辱、人類的智慧、多元的生活方式等等提供特殊見證的、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缺乏敬畏!如果我們的生活只是充斥著低品位的消費和娛樂，我們又怎能保護和傳承具有文化與精神價值的遺產?”
　　她強調：“對於社會發展而言，文化和經濟一樣重要。我們不能失去對文化本來意義的關心，現在經濟發展了，但人之所以為人應該做些什麼，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生活，是應該認真考慮了。失去了人文精神，人就是一個經濟動物。現在我們看到的各種惡性事件和糾紛，都與失去道德底線相關。而我們的傳統文化從來不缺乏道德的滋養。最近我們在研究無錫惠山祠堂群的遺產價值時看到，古祠堂內高懸著‘祖德是繩’的匾額，令人肅然起敬，警喻沁人肺腑!我們中華文明之所以能獲得持續的傳承，可謂直接受益於這種社會教化方式，包括這裡面包含的諸多社會文化要素與精神價值。現在城鎮化發展速度很快，我們必須明確文化在整個社會發展中的定位，經濟再發達，也替代不了社會教化!文化，特別是文化遺產，不是用來為經濟唱戲搭台的，它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特別是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戰略目標中，是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對獨立的地位的，是國家軟實力建設的重要方面。從經濟全球化視角看，它體現的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追求與民族特質的傳承，它不是經濟建設的附屬品。”
　　陳同濱認為，要落實經濟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同等重要的原則，亟須從干部考核制度著手，糾正片面的政績觀，同時要重視為決策者“補文化課”。“近兩年，我在與許多地區領導干部的接觸中，已經感到他們的遺產保護意識在提高，非常可喜。但仍然存在一些明顯的認識誤區，最普遍的是，簡單地把文化遺產保護當作振興經濟的手段，比如在歷史街區保護方面，一味追求經濟效益。其實，並不是每一個歷史街區的遺產價值都適用於商業或休閒旅游，都具有能夠振興的消費潛力。每個遺產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屬性和價值特性，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傳承，必須立足於遺產的價值。我們決不能以文化產業替代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否則，在把文化經濟化的過程中，失去的就是我們的人文精神，我們的社會發展就會失去平衡，失去可持續性。”
　　“現在一些地方搞古城鎮保護，動不動就請來一些文化公司，這些公司一進來就麻煩了，它們搞什麼明清一條街，套路都一樣，千篇一律，改變了古城鎮固有的肌理，改變了原有建築的體量、色彩，甚至把原住民全部遷走，原真性盡失，把個性搞沒了，談何傳承?”舒乙對本刊記者說，“對古城鎮的保護，政府應該做什麼?政府應該為人民服務，完善基礎設施，制定標准，以積極的政策鼓勵當地居民按照保護規劃修繕自己的家園，以他們為主體，施行保護。這樣才能保證文化的多樣性，真正做到人文精神的延續。”
　　“必須科學界定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范圍，不能把文化事業變成文化產業。”謝辰生向本刊記者強調，“文物保護法明確規定，國有不可移動文物不得轉讓、抵押。建立博物館、保管所或者辟為參觀游覽場所的國有文物保護單位，不得作為企業資產經營。2012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旅游等開發建設活動中文物保護工作的意見》要求嚴格執行文物保護法律法規。對於將國有不可移動文物轉讓、抵押的，要限期改正，予以回購、終止抵押;對於將國有不可移動文物作為企業資產經營的，要限期將其從企業資產中剝離;對於將文物保護單位管理機構作為企業的下屬機構或交由企業管理的，要從企業中分離，恢復文物保護單位管理機構的事業單位性質，交由文物行政部門管理;對於把歷史文化街區、村鎮整體出讓給企業管理經營的，要予以糾正。可是，目前一些地方仍存在隨意改變文物管理體制，把文物保護單位作為企業資產經營，將文化事業產業化的現象，甚至以發展文化事業的名義大搞房地產開發。對此，必須加大整治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
　　“魯迅先生說，人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離開地球。我們作為中國人，也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離開中國文化。傳承、吸收、融合、創新是文化演進的規律，是文化進步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寶貴傳統。我們必須認識並繼承這個傳統，承擔中國文化復興的歷史使命。”張忠培對本刊記者說，“過去總有人說中國文化封閉保守。其實，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才是我們的主流。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的傳入、道教的產生、禅宗的出現，儒學轉變為理學和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傳入、西學的傳入，以至明末出現徐光啟、李贽那樣的巨人，都是中國文化兼容並蓄，與外來文化相互作用、不斷借鑒的結果，走的正是傳承、吸收、融合、創新之路，今天，我們仍要堅持這樣的傳統，堅持走這樣的道路。我們現在提倡創新，但是，離開了傳承，何來創新?文物保護不是一開始就解決創新問題，它解決的是傳承問題，傳承好了才能創新啊!”
　　他舉例說明：“在我們的土地上，秦漢以來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這麼多人為什麼活得下來?靠的是高度發展的農業文明，靠的是先進的精耕細作技術，以及對這種技術的傳承創新。後來又傳入紅薯、玉米等外來作物，進一步推動了農業發展，使清代人口增加到4億。人類的發展依靠發明、發現，以此形成新的生產力、新的生產關系。而傳承是創新的土壤，我們要提高創新能力，就必須解決好傳承問題。”
　　“經濟建設是發展，文物保護也是發展，13億人應該怎麼發展同樣是我們必須解決好的問題。在這方面，傳統文化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謝辰生對本刊記者說，“我們是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的復興決不能走西方國家過度消耗資源的老路，否則，我們這13億人口都過上發達國家人口的生活了，都像他們那樣生產生活，人類的資源還夠用嗎?”
　　他強調：“勤儉節約是個永恆的主題，只要地球與人類同在，地球資源的有限性與人類發展無限性的矛盾就存在。要緩解這個矛盾就必須堅持勤儉節約的原則，使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節約型社會。現在人類對地球已經制造了很多麻煩，而且還在繼續給地球制造麻煩，這種麻煩的制造者主要來自西方。長此下去不加糾正，人類就會自己否定了自己，毀掉了自己賴以生存的地球。而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勤儉節約是主流，正是因為勤儉節約，才有了文景之治，秦大修阿房宮，結果二世而亡。我們必須繼承勤儉節約的傳統，我們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能夠建成一個和諧的、節約型的社會，就是對人類、對地球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於人類的責任。而我們的歷史文化正孕育著這樣的力量。”（《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