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故宮院內的文溯閣之所以名揚四海，不僅僅因為它的建築別具一格，而且因為它是聞名於世的《四庫全書》的珍藏之所，也是建在宮廷中的最大的一所圖書館。說起來，還有一段來歷呢。 

    清兵入主中原後，漢族反滿情緒十分強烈。清朝最初是以武力進行鎮壓，但也深知民族意識是很難以高壓手段消除的，於是便仿效前代“明主”文治之舉，企圖刪削典籍，愚弄百姓，尤其是文人的思想。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乾隆帝設立了“四庫文書館”，下沼征求天下書籍。“全書”即叢書的意思。經十余年後終於編纂成書，共計十六萬八干余冊，分經、史、文、集四部，所以稱之為《四庫全書》。這是繼明朝《永樂大典》之後的另一部巨型叢書，堪稱世界叢書之最。叢書編成之後，乾隆皇帝決定修建一處樓閣專門珍藏《四庫全書》。此閣建成後便取名為“文溯閣”，取“溯澗求本”之意，以示自己身處盛世仍不忘祖先開基創業之艱難，兢兢業業治理國家。文溯閣的建築頗為奇特。它是在故宮的西路增建的。故宮西路的宮殿百余間，主要布局卻是分為兩區，由南至北前部是嘉蔭堂、戲台，後面是文溯閣。文溯閣是個二層三樓的建築，它的色彩與其它宮殿截然不同。一般宮殿殿頂都采用黃琉璃瓦綠剪邊及五彩飾件，而文溯閣用的則是黑色琉璃瓦綠剪邊。這在沈陽故宮建築中是獨一無二的。所有的門、窗、柱都漆成綠色，外檐彩畫也以藍、綠、白相間的冷色調為主，這與其它宮殿紅金為主的外檐彩飾迥然不同。其彩繪畫題材也不用宮殿中常見的行龍飛鳳，而是以“白馬獻書”、“翰墨卷冊”等與藏書樓功用相諧的圖案，給人以古雅清新之感。它之所以采用黑色琉璃瓦為頂，主要是為了使整座建築外觀風格相統一。 

    另外，據說以“五行八卦”之說，“北方壬癸水，其色屬黑”，黑是代表水的。而文溯閣是專為存貯清代大百科全書《四庫全書》所建的樓閣，書忌火，以黑瓦為頂，寓含著“以水克火”之意。而窗柱等不飾紅金等暖色也有這一層“取吉避災”的用意。文溯閣後面，有抄手殿廊連接著仰熙齋，齋後為九間房，其中有芍藥圃、梧桐院等。這是乾隆皇帝“東巡”時的讀書之所。縱觀整個西路格局，院落層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亂，花草樹木點綴其間，的確是讀書作畫的理想“仙界”。乾隆皇帝對《四庫全書》視如珍寶，每次東巡時都要親自查閱翻檢，體味讀書之樂。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七十三歲高齡的乾隆第四次來到盛京，看這裡新建的宮殿和文溯閣中盈架而陳的《四庫全書》後不勝感慨，揮毫命筆，寫下了一首長詩：“老方四庫集全書，竟得功臣莫幸如。京國略欽淵已匯，陪都今次溯其初。源寧外此園近矣，津以問之莊繼者。搜秘探奇力資眾，折衷取要意廑予。唐函宋苑實應遜，荀勒劉歆名亦虛。東壁五星斯聚朗，西都七略彼空儲。以雲過洞在滋爾，敢日絡民合是欽。敬免天聰文館辟，必先敢懈有開余。這首詩的墨跡至今仍高懸於文溯閣中。乾隆帝同時又御筆親題了兩部楹聯。北側的一幅是：“古今並入含茹萬象滄溟探大本，禮樂仰承基緒三江天漢導洪瀾”，中有橫額“聖海沿回”。南側的一幅是：“古鑒今以垂模敦化川流區脈絡，本紹聞為典學心傳道法驗權輿。” 

    九州台文溯閣：

    1966年10月，基於戰備的需要，為確保《四庫全書》安全，經中央有關部門協調，遼寧省將總計3474種、36315冊的文溯閣《四庫全書》以及5020冊清雍正年間所印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經過長途跋涉，被秘密運至蘭州，撥交甘肅省保存在距蘭州市75公裡的山中。 

    《四庫全書》是清乾隆年間編纂的我國歷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叢書，與萬裡長城、大運河一起，被譽為古代中國的三大工程。文溯閣《四庫全書》是我國現存的《四庫全書》三部半中的一部，這部書原保存在沈陽，1966年10月為了備戰運到甘肅保管，至今已近40年了。 

    為了更好的珍存這部反映中華民族文明的偉大成就，甘肅省委省政府撥專款修建的新藏書樓，1999年5月，甘肅省政府作出了在省城蘭州立項修建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庫的決定，在蘭州黃河岸畔北山九州台修建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樓。2002年1月，藏書樓奠基儀式已經在蘭州隆重舉行。2003年4月30日正式開工建設。 

    2005年7月8日，新建成的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正式開館。這個坐落於蘭州北山九州台的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投資5000多萬元，占地3.126公頃，總建築面積5757平方米，歷時兩年多建成。 

    文溯閣：沈陽的曠世風華

    初國卿在沈陽住了二十余年，走遍了大大小小的街巷和勝跡景觀，惟一讓我萦繞心懷還略含悲情的地方就是文溯閣。那個故宮深處灰牆綠瓦的建築我已記不清去了多少次，前些天，全國政協主辦的《縱橫》雜志為了配合政協委員關於文溯閣《四庫全書》回歸沈陽的提案，約我寫一篇關於文溯閣的文章，我再一次來到文溯閣。閣中依然地清空寂寞，望著文溯閣蒼涼的樓影，我都有一種世事變幻、物去樓空的怅然。對文溯閣，我既有著一種忘不了的情懷，又有一種空疏的剝離感。我想起了1996年的秋天，那是在文溯閣《四庫全書》離開沈陽、離開文溯閣30周年之際，沈陽電視台籌拍了一部《文溯閣與〈四庫全書〉》專題片，我是這部片子的撰稿人，從而有了充分的理由親近文溯閣，叩訪文溯閣的滄桑，同時又遠赴蘭州，去探望在黃河岸邊那因為書閣分離空懷一腔愁緒的《四庫全書》。 

    一 

    那是一個秋雨迷離的午後，沈陽故宮博物院院長支運亭先生為我的采訪安排好了一切，並親自陪同介紹文溯閣的建築規模和歷史變遷。他多少有些激動，激動得近乎蒼涼。我很理解，作為博物院的院長，面對這故宮中最可葆愛然而卻是一座黯然了三十年的空閣，心中自然不會暢快。 

    當我們看完當年乾隆皇帝讀書的仰熙齋和《文溯閣記》碑亭後來到文溯閣樓下的時候，只見上樓的大門緊鎖著，支院長對樓喊了幾聲，從樓上打開的窗子上探出的女管理員的身影，原來她正在樓上清掃衛生，為防有人上樓，在裡邊反鎖上了閣門。樓梯很窄，木制斜式，只能容一人行走，二百多年，能上文溯閣的人大概也是屈指可數。 

    樓上六楹，每楹都是楠木雕花門格。陽光斜射，當年的金絲楠木書架空落著，烏黑中透著暗紅。女管理員張愛群198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歷史系，她似乎對這份工作很驕傲，做得也很盡心，書架擦得一塵不染。樓角的小寫字台上擺放著一排《讀書》雜志。她說她是《讀書》的忠實讀者，已經連續訂了十幾年。我很羨慕她，在文溯閣上的陽光裡安閒地讀書，這是一種前賢不見、後者難及的享受。然而，能葆有這樣一份自甘寂寞的心境，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來的。 

    窗外雨霧升騰，秋意正濃，樓上到處飄逸著一種書籍和楠木的古色古香。閣中寂靜，寂靜得讓人感覺不到人世間的風塵。如果不是楠木書架上那镌刻著的“集部第××架”的字樣，似乎讓人再也想不起歷史，想不起文溯閣二百余年的滄桑。楠木書架、楠木樓板、楠木門格，都是楠木的，在我的印象中，楠木是帝王的象征，北京十三陵長陵大殿中那矗立的金絲楠木大柱曾令世人驚歎。為了采伐皇帝所用的楠木，不知多少人的生命斷送在廣西、雲南的深山雲海中。楠木既帶來殘酷，又帶來文明，如今，我撫摸著二百年前的楠木書架，腳踩這塵封了許多個年頭的楠木樓板，與在十三陵中的楠木大柱前有著截然不同的感覺。隨便駐足在這裡的任何一塊地方，都仿佛走進了滿是文字的歷史。它的每一塊樓板、每一架書格都告訴我：文字記載，無疑是文明發轫最重要的標志之一。滄海桑田，英雄枯骨，當歷史煙雲散盡，世事飄若塵埃的時候，沒有什麼比卷帙浩繁的典籍文化更能供後人解讀文明演進的足跡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人們才將《四庫全書》視為同萬裡長城、大運河相並列的中國古代的三大工程；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盡管《四庫全書》不在了，可人們還是那樣重視文溯閣，保護文溯閣，都想到這曾經庋藏過《四庫全書》的地方憑吊些說不清的東西。一份追慕？一份傷感？一份企盼？曲意幽懷，無不是那部典籍的魅力和文化的感召。 

    從文溯閣樓上俯視故宮，所見都是各種建築的飛檐翹角和一片金黃色的琉璃瓦。整個故宮，也只有在鳳凰樓上能有這種感覺。然而文溯閣與鳳凰樓遠不一樣，鳳凰樓是乾隆祖上聚會議事、筵宴安寢的地方，所藏的是玉寶玉冊、聖容聖訓；文溯閣只是一座空樓，一座書去樓空鮮為人知遠沒有鳳凰樓輝煌的藏書樓。同游客熙攘的鳳凰樓、八王亭相比，它更像一位飽經風霜的歷史老人。 

    書去樓空，文溯閣有知，煙雨秋聲之中，更顯得蒼然迷離。 

    二 

    就確切價值而言，文溯閣只是一座藏書樓，而且二百年只藏了兩部書，精確點說只有《四庫全書》一部，那部《古今圖書集成》只是一個陪襯。然而這卻是幾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主要典籍、歷經二百多年兵燹戰亂而完好無損的一部碩大無比的書。它本身，就是一件巍爍古今、震驚世界的壯舉。 

    回溯人類文明發展史，在上下古今的眾多國度裡，只有中國以厚重浩繁的文化典籍穿越了幾千年的歲月滄桑，綿延至今而不衰。這個千古神話無疑有賴於文字的發明。蒼颉造字、許慎六書，華夏先民刻龜甲獸骨、鑄青銅銘文、鑿石鼓盟書、镌竹簡經幢、寫素涓绫紗、集筆墨紙硯，文明的薪火就這樣世代相傳，永不熄滅。在這期間，典籍的建設有賴兩個方面，一是民間收藏，二是朝廷嵬集。前者人單力薄，往往前功盡棄；後者則能集中一個國家的力量，荟萃幾代精英，建設成舉世驚歎的文化傑作。這種事多屬開國立業之帝王所為，他們在雲掃天下之余，大都會垂意典籍，以示文治之功。粗野如元太宗窩闊台尚能於宋端平三年（1236）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編輯經史；粗頑如明太祖朱元璋也能於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平定陳友諒後下诏訪求遺書。重文學、求隱逸歷來是專制時代的帝王們視為羁縻知識分子，消弭反抗思想的無上策略。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恐世人譏其少才德，於是集文人編纂了《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和《文苑英華》三大書，用文人之力，箝文人之口。明成祖朱棣自以得位不正，於是以文治來籠絡天下文士編修《永樂大典》，此書“搜羅盡天下之書，纂校盡廷臣之力”，共裝成1.1萬余冊，約3.7億字，是《四庫全書》之前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而這一切，都遠不及乾隆的氣魄，他要做的是一件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大事業。 

    在中國歷史上，乾隆雖然說不上是最好的皇帝，但卻是最具特色的皇帝。他最突出的特色是好大喜功，在位六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實際當政最長的皇帝；南征北戰，誇稱有“十全武功”，自稱“十全老人”；曾四巡東北、六下江南、九臨曲阜；平生喜歡作詩，現存4.3萬余首，是中國最多產的一位詩人。他什麼事情都想做好，甚至做絕，其頂級之處就是編纂《四庫全書》。 

    乾隆下令編纂《四庫全書》的時間是他在位第三十七年的正月，公元紀年是1772年，此時“康乾盛世”已達頂峰，戶部存銀達到7800萬兩，是乾隆初年庫存的兩倍還多。在文化上，當時賢俊蔚興，人文郁藏，鴻才碩學，比肩接踵，學術之盛，實開數百年來未有之新紀元。這樣的國情國力無形中更激起了乾隆的好大喜功之心。 

    為了完成這一盛大的舉動，朝廷專門成立了《四庫全書》編修館，乾隆特派他的三位皇子和數位軍機大臣來主持這件事。正總裁官16人，除三位皇子外，有劉統勳、於敏中、和坤等人；副總裁官職10人，其中有劉墉、曹秀先等人。具體領導者為總纂官紀曉岚、陸錫熊等。遼陽人王爾烈參與此工程，位列“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最終參加這一浩大工程的人員多達4400余人，其中有360余位學者參加校訂和撰寫提要，許多人是海內積學之士，歷史上的知名學者，如戴震、姚鼐、翁方綱、周永年、邵晉涵、任大椿、俞大猷、朱筠、王念孫等，直到今天仍被人們所熟知。修成後的《四庫全書》，征調了各地保舉，經考試而錄用的3800余名落第舉子以工筆小楷繕寫了七部。從編纂開始到第一部抄完，共用了10年時間，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最後一部抄成，共歷時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