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開封正投資千億建造汴京古城，山西大同投資500億元建造古明城，武漢投資百億造首義古城，山東肥城“春秋古城”60億，湖南鳳凰50多億，山東聊城40億，寧夏銀川6個億……一場轟轟烈烈的“拆舊仿古”運動正在中國大地上進行，奢華的千億，“節儉”的幾個億。

　　據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必虎的初步統計，我國當前有不少於30個城市已經、正在或謀劃加入這一古城重建風潮。此前南方日報記者此前從專業研究機構獲悉的數據是，近十幾年來，我國古城鎮開發項目由幾十個激增至2800多個，而我國縣級建制以上的城市總數不超過3300個，這近乎於平均每個市就有一個此類項目，難怪專家稱“古城重建項目正遍地開花，仿制古城正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獨特風景。”

　　地方政府認知上有誤區

　　對此，吳必虎所持的態度是“彈”：“我不贊同動不動就全部的城市、古代的城牆或歷史的街區，要花幾百個億把它做起來，不要用重建這樣的觀念和指導思想把整個古代的東西完全恢復出來。”他認為，有選擇的做一部分精品還是可以的，通過視覺的再現能夠讓當地的居民和外來的游客感受到歷史的文化景觀，但是沒有必要全部。

　　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尹稚也不認同這種普遍的現象，他表示，雖然古城重建打著保護文化或各種弘揚文化的旗號，但是最終很大一部分都是經濟利益在驅動。在歷史文化的認知，地方政府是有很大誤區的。它是用一種片面的、形式化的、符號化的語言來認知這種歷史環境，最後就等於是拆了真古董，蓋了假古董。“雖然表面看上去還是那些東西，但是它的歷史價值會受到根本性的顛覆。”

　　恢復性保護，修舊如舊

　　那麼，作為古城重建的主導方地方政府，他們的意見又是如何?大同市長耿彥波的回答可謂頗具代表性。2008年初，剛剛上任的耿彥波力主“古城恢復性保護工程”，豪言在5年內全面完成大同古城四面城牆及甕城的修復。從那時起，社會上的爭議就沒有停止過。著名考古學家杭侃當時就曾明確表示，不贊成大同這種復建，復建只是造了許多假古董，而且會對地下文物古跡造成破壞。

　　耿彥波的反應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認為，反對者對於事件本身缺乏理論分析和本體分析。他歡迎大家到大同走一走，看一看真實情況。

　　耿彥波強調，大同古城復建工程，是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而非文化造假。大同古城城牆毀於上世紀80年代，大部分夯土還在，部分城磚還在，還從社會上收集回來一部分城磚。大同古城的修復計劃遵循的原則是“回原”，即原形制，原結構，原工藝，原材料，修舊如舊。

　　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此前大同提的是舊城改造計劃，因為城裡的平房、棚戶區條件太差，沒上下水，沒煤氣。他到任後，將原計劃的方向改變為歷史文化名城保護。

　　“開發是為了更好地保護”

　　多年從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利用、旅游資源開發的河北大學管理學院旅游系教授孔旭紅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於此現象，她既不是守舊派堅持文物不可稍動絲毫，也不是激進派同意一切都為旅游開發讓路。“畢竟保護是開發的前提，而開發也是為了更好地保護。”

　　不過，她同樣認為，拆舊仿古是利益驅動下的躍進，不尊重歷史，也不尊重今天，對未來也是不負責任的做法。確實有些仿古或復古景區取得了不錯的收益，但這些模式不是可以無限復制的，切不可跟風投資建設，否則很容易建成沒有文化靈魂的一堆建築。“對於歷史，我們要珍惜要尊重，對於當下，我們也要正確認識和珍惜。缺乏文化自覺和自信的厚古薄今，厚今薄古都會導致對文化的不尊重和破壞。我們欣賞真實的歷史，而不是過多人為干預和人造的歷史的假象。歷史文化景區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復古，畢竟歷史的發展是延續的，讓游客看到完整的不同時期的真實自然的反映，也不失為一種教育和感受。”

江蘇蘇北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告訴記者，一些地方領導總想留下點政績，手筆小的一般修個標志性建築或幾條寬闊的馬路，手筆大的就會想著再造一座新城。

　　這名官員表示，在“造城”過程中，現任的城市管理者無疑受益很大，能夠經手幾十億元甚至幾百億元的大項目，不但能充分享受權力帶來的好處，還會因面子工程獲取政績，得到提拔。至於財政赤字、民生欠賬，都可以留給後任，自己往往不用負多少責任。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孫施文表示，一些政府進行城市建設的目的往往是為了提升地方形象，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從而吸引外面的客商或旅游者，卻很少考慮當地百姓究竟能否從城市建設中獲益。在這樣的政績觀指導下，一些地方政府熱衷於造新城，操作起來相對容易，而且也好展現。

　　“馬路越來越寬，樓越修越高，但我們卻沒有得到什麼實惠。”安徽省太和縣的一名村民告訴記者。

　　采訪中，一名國土部門的干部毫不隱諱地告訴記者，當前不少地方政府十分樂於規劃修編，這種修編不是沖著當地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的，而是為了求短期政績和形象，貪大求全。往往規劃要一步到位，這使得規劃標准過高，當期建設嚴重脫離了實際需求。“不說別的，就說現在各地在規劃中對城市面積和人口的預期，遠遠超過了正常的城市化率。有人把目前縣級規劃承載的人口數加起來已遠遠超過了我國總人口”。

　　一個縣級市的市委書記曾經表示，建新城就是要“20年站前列，50年不落後，100年不遺憾”。

造城後才有更多的地賣

　　記者在江西、安徽、蘇北等一些相對欠發達地區采訪了解到，由於當地大都是“吃飯財政”，因此地方政府要想增加可用資金，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賣地。造一座新城顯然是賣地的最好辦法。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說，可以肯定的是，地方政府從經營土地中能收獲良多。地方政府一旦嘗到甜頭，就會樂此不疲，但後果往往是土地價格越來越高，房價越來越貴，普通百姓非但難以享受到城市化所帶來的好處，相反還要為水漲船高的房價付出更多代價。

　　孫施文則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在經營土地時也會算上一筆賬，如果在老城內部進行拆遷，不但成本高而且容易引發矛盾，但在城市外圍的農村，無論是拆遷農房還是征收農田，成本要小很多。因此，最劃算的經營土地的方式就是再造新城，這不但能迅速提升城市形象，同時也能獲得效益的最大化。

　　不少中西部地區的基層干部在與記者交談時表示，東部地區當初抓住了政策機遇，獲得了發展機會，而現在國家收緊了土地“閘門”，中西部地區發展壓力很大。事實上，記者采訪中明顯感到，地不夠用已成為當前中西部不少地方發展中最頭疼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基層政府通過規劃，先把城市框架拉大，將大量的土地先儲備到手，從而為以後發展用地預留空間。

　　記者在安徽某地采訪，當地干部開玩笑地說，該地的城市不是建出來的，而是拆出來的。通過拆遷和征地，這個地方的城市面積比過去擴大了近一倍。這些新增加的土地除了部分劃撥用於公共設施建設外，不少都賣給了開發商搞房產項目，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也因此大大增加。

　　專家表示，“造城運動”的沖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官員可以支配更多的土地資源，而這往往容易滋生腐敗。

　　互相攀比帶來巨大浪費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許多地方再造“新城”的出發點往往是好的，既為了城市更好地發展，也為了給市民營造更好的生活環境，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往往缺乏科學規劃，最終不但未能給百姓帶來實惠，相反卻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

　　記者在一些地方采訪看到，40多米寬的馬路、占地數百畝的市民廣場、建得光鮮亮麗的博物館和體育館，以往只有在大城市才能看到的基礎設施和建築，如今卻在一些縣城安家落戶。對此，楊保軍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時並不根據自身實際因地制宜，卻喜歡跟風攀比，看到其他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後，總想學習模仿一下，造出了許多所謂的“超前”建築，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但結果卻適得其反。

　　據統計，目前全國有655個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還有183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

　　“築巢引鳳”是很多地方政府建設新城的動機。很多地方政府的領導向記者大倒苦水：“我們這裡經濟條件差，為了能吸引更多的外地客商，只能在硬件上做文章了。”對於這種現象，孫施文表示，事實上，這只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一廂情願，真正的客商並不僅是沖著地方的硬件設施去的，更何況一個城市發展的真正動力應該是百姓的需求，如果這個城市的百姓不能從新城建設中獲益，那麼建再多光鮮亮麗的建築和基礎設施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