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任古村落湮滅在歲月的河流裡，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結果。但事實是，惠州境內的古村落風雨滄桑，日漸破損。上周，本地媒體調查報道，目前惠州有23個“廣東省古村落”，這些古村落不少房屋都受到不同程度損壞，沒有得到及時維修。比如博羅縣福田鎮徐田村，是一個極具歷史文化資源及原始生態資源的古村，但村內大部分居民都搬走了，圍屋內只剩下一對老夫妻。當年大家沒搬走的時候，家家戶戶的房屋是完好的。搬走後，房屋沒人住，沒人管理，逐漸就漏雨倒塌了。博羅縣福田鎮山下古村、龍門縣永漢鎮振東村馬圖崗、惠東縣稔山鎮范和村也都面臨古村落的命脈延續困境。

  公開數據顯示，中國的古村落正以驚人的速度毀壞，全國230萬個村莊，依舊保存與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規劃、代表性民居、經典建築、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村落有兩三千座，而在2005年還有近5000座，消失近一半。惠州的古村落生存現狀亦不樂觀，近幾年呼吁保護古村落的聲音此起彼伏。古村落不僅是懷念鄉愁或者獵奇的公共空間，更重要的是，在農業文明時代的鄉村經濟和極富人情味的社會生活場域內，人們能夠重新發現傳統文化的價值。保護古村落，至少可以留存傳統文化的多樣性樣本。

  意義這東西毋庸諱言，誰都懂，問題是，你越是強調古村落保護的重要性，非但無法扼住它們的衰敗趨勢，反而越是加劇了它們的消亡。道理何在？

  很簡單，城鎮化，或曰城市化。在這套世界通行的敘述話語和生活方式下，所謂的共識已經形成：發展是主旋律，不發展是可恥的，因此，哪怕是異化的發展，背棄傳統的發展，有名無實的發展，也是可取的。古村落只有兩條路可走，交通不便的村落，經濟落後，根本無力修繕那些歷經風霜的老宅，只能任其倒塌；而交通便利的村落，卻被人為圈起來當做旅游開發的搖錢樹，遭受超負荷接待游客帶來的各種生態破壞。這就是我此前所說的，古村落不是“死”於貧窮落後，就是“死”於一夜暴富。除此之外，田園牧歌式的鄉村主義，純粹質樸的古村落保護主義，幾乎舉步維艱，離這個時代越來越遠。

  況且，古村落的最大價值其實不在於物理形態上的民宅、建築與街巷，而在於文化意義上的生活方式、審美理念、家族體系與熟人社會傳統。也就是說，古村落並非了無生命的建築群，而是寄予了居於其間的人諸多情感、記憶與鄉愁的文化空間。在此層面上審視古村落的沒落路徑，我們會更感痛心。比起古村落內民宅倒塌的衰敗表象，傳統的鄉居模式蕩然無存，則更為徹底地昭示著古村落的重生之路漫長無期。

  簡單而言，傳統的鄉居模式即是“耕讀傳家”，農耕養家糊口，以立性命，讀書修身養性，知情達理。家族結構和生產方式維系了古村落相對自給自足的內循環系統，因此，在城鎮化、現代化的無情沖擊之前，村落體系是穩定的、繁榮的。工業化大發展導致了舊生產關系的瓦解，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典型的農業時代生產生活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古村落的衰落不可扭轉。一方面是人口的外流，原本閉塞偏僻而形成的世外桃源變成發展的障礙，村落居民陸續外遷，到城鎮去闖世界，造成許多古村落的空心化。另一方面是村民對現代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導致建築傳統的斷層，蓋高樓，起洋房，破壞了村落的結構，使其呈現出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怪誕面貌。因此，著名建築史學者樓慶西曾感歎，保護古村落比保護故宮還難，“一是因為故宮的價值眾所周知，但鄉土民居的價值有多少人關心過？二是因為現代文明生活與保護古村落之間的矛盾”。

  今年9月，博羅縣龍華旭日村古村成功入選省旅游扶貧項目，獲得400萬元扶持資金。我當時就在評論中提醒，古村落本身就是一種天然的旅游資源，不用刻意去打造現代式的旅游產業和配套，也不要去搞一些高端大氣上檔次的東東，破壞村子的固有韻味和格局。後來，博羅縣龍華鎮黨委書記潘燕梅回應說，400萬元將用於規劃建設旭日村“鄉土集市”，作為解決當地村民銷售農特旅游產品和進行民俗活動表演的場所。

  如今想來，這一應對古村落衰敗的招數或許會導致商業化的變異，但與那些已經空心化的古村落相比，它至少可以留住原住民，留住些許生活氣息，我們也不妨先放下偏見，觀望效果再行評判。因為，無論如何，古村落的保護與重生，人是最關鍵的氣脈所在，讓他們生活得更美好，才能抵抗住掏空古村落的大潮。 □末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