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為儒佛道“三教”共賞之物，積澱著深厚文化意韻。竹，秀逸有神韻，纖細柔美，長青不敗，象征青春永駐，年輕；春天（春山）竹子潇灑挺拔、清麗俊逸，翩翩君子風度；竹子空心，象征謙虛。品格虛心能自持，竹的特質彎而不折，折而不斷，象征柔中有剛的做人原則，凌雲有意、強項風雪、偃而猶起，竹節必露，竹梢拔高，比喻高風亮節；品德高尚不俗，生而有節，視為氣節的象征。唐張九齡詠竹，稱“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和黃門盧侍郎詠竹》）。淡泊、清高、正直，中國文人的人格追求。元楊載《題墨竹》：“風味既淡泊，顏色不斌媚。孤生崖谷間，有此凌雲氣。”

    竹既有美的意象，又與士大夫文人的審美趣味、倫理道德意識契合。因此，自魏晉以來，竹就成為風流名士的理想的人格化身，敬竹、崇竹、引竹自況，蔚為風氣。王徽之“不可一日無此君”，宋蘇轼《於潛僧綠筠軒》詩雲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明張風題《竹林高士圖軸》:“一竿二竿修竹，五月六月清風。何必徜徉世外，只須嘯詠林中。”竹籬茅捨也是隱士居地的象征，竹，成為隱者名士的代名詞、名士風雅的標志，所謂“修竹三竿詩人家”，竹，可使日出有清陰，月照有清影，風來有清聲，雨來有清韻，露凝有清光，雪停有清氣。令人神骨俱清，逸致橫生。所以，居必有竹，以陶情勵志，爽清氣息。

    竹為春天的象征，揚州“個園”，以頌竹為主題。蘇州春在樓廊間柱子全為竹竿式樣，以符“春在”主題。

    蘇州滄浪亭有各類竹子20多種，微風乍起,萬竿搖空,如細雨沙沙輕落,日光掠過竹枝,疏影斜灑,如煙似霧。曲尺形的小屋“翠玲珑”，前後皆竹，綠意萦繞，取園主蘇舜欽“日光穿竹翠玲珑”詩句意，“風篁類長笛，流水當鳴琴。”翠玲珑北面竹叢前是五百名賢祠，頗有借竹稱頌之深意。

    怡園有“四時潇灑亭”、“玉延亭”，“玉延亭”行書跋文中曰：“主人友竹不俗，竹庇主人不孤。萬竿戛玉，一笠延秋，灑然清風。”以竹為友，靜坐竹畔，聆聽那風搖綠竹的戛玉之聲，延來灑然清風，感到身心俱適。

    竹和松一樣，象征子孫興旺。“竹報平安”，出自唐時愛竹的典故：北地少竹，只有童子寺有竹窠，主持僧極為珍視，相傳每月都派僧徒探視，通報竹子平安無事。後以“竹報平安”喻平安的家書。又因竹與祝諧音，“爆”與“報”諧音，人們用竹子做成爆竹，在喜慶的節日燃放，驅邪惡祈禱平安，“報竹平安”等寓意。

    竹子還是佛教教義的象征，所謂“青青翠竹，盡為法身”。法顯的《佛國記》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都記載了古印度兩個最早的寺廟之一的“竹林精捨”在中印度的迦蘭陀村，據說是釋迦牟尼在王捨城宣傳佛教時，迦蘭陀長者歸佛以後，將他的竹園獻出，摩揭陀的國王頻毗婆羅在園地上建立精捨，請釋迦牟尼居住，釋迦牟尼在此宣傳佛教的時間比較長。因為竹子節與節之間的空心，是佛教概念“空”和“心無”的形象體現。據說，觀音菩薩在往昔之時，現身於南海普陀山的紫竹林中，聽潮起潮落，悟苦空無我，修成耳根圓通，能“尋聲救苦，大慈大悲”。竹子就與佛教教義結緣。唐白居易號“香山居士”，他寫《養竹記》雲：“似賢何哉，惟直以立身，心空以修道。”寺廟中都植竹，獅子林南部小閣，周圍密植竹林，題名“修竹閣”，就是仿效的洛陽古寺，以重名聲。留園“亦不二亭”、“伫雲庵”、“參禅處”，原為園主參禅學道之處，也植竹子一片，精心養護，那裡氤氲著佛教氣氛，感受異於別處。印心石屋為一石洞，一丈見方，取意“方丈室”，源於《維摩诘所說經》中維摩诘菩薩所居之方丈石室，其室雖小，但能容無量大眾，聽其講經說法。石屋前假山草書摩崖“圓靈證盟”，地如雪凝，天如水鏡，佛教徒對佛理之印證。“指月”猶如“拈花微笑”，其意境只有傳法者與受法者方知。石屋之上建有看山樓，取意禅宗“日裡看山”、“山上看山”的公案。看山樓周圍都是竹子，竹心空空，正為佛教教義“空”、“無”作圖解。

    六朝的“七賢”、唐之“六逸”因為都與禅有關，故都冠以“竹”名，分別稱為“竹林七賢”和“竹溪六逸”。陳寅恪在《寒柳堂集》指出：“（以）外來之故事名詞，比附於本國人物事實。如袁宏《竹林名士傳》、戴逵《竹林七賢論》、孫盛《魏氏春秋》等所載嵇康等士人，固皆支那歷史上之人物也。獨七賢所游之‘竹林’，則為假托佛教名詞，即‘velu’或‘velu鄄vana’之譯語，乃釋迦牟尼說法處，歷代所譯經典皆有記載。”

    辋川的“竹裡館”，正是王維禅思的地方，他的《竹裡館》詩，“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蘊涵很深的禅意，在一個遠離俗塵的蕭瑟靜寂、冷潔但又身心自由的小天地裡，觀照般若實相，心淨土淨，體會維摩诘菩薩的“身在家，心出家”的真谛。清末樸學大師俞樾築曲園，也置“小竹裡館”，植彭玉麟所送方竹，同樣含有王維“竹裡館”的禅意。

    竹子與道教也有緣分。上清派道教領袖陶宏景，本是儒佛道三教兼修的人物。《南史• 陶宏景傳》載其臨終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床，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钗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他仿照佛經的格式編纂道經，他全面承襲佛教的科儀、咒術、梵呗等宗教形式，系統地改造了道教，如仿《佛說四十二章經》造出旨在規范道教戒律的《真诰》。他曾經在句容茅山佛道雙修，姚思廉《梁書》說他“善辟谷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為人，雲‘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中談到，陶宏景認為在園內北宇植竹可使子嗣興旺，並據五行之術解釋道：“竹者為北機上精，受氣於玄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內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實，結繁眾多矣。公（簡文帝為相王時）試可種竹於內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下焉。爾乃無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誕亦壽考。”東晉的王謝兩世族大家都是天師道世家，南下後在會稽周圍開山辟田，深得“正始”以來名士風范，《世說新語•任誕》嘗載王子猷（徽之）“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