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城俯瞰全景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幾名考古學者在江蘇常州武進湖塘鎮淹城附近發現了一座古城遺址。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座古城由三道土城牆和三條護城河構成，而這種建築格局，在中國乃至世界建築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根據現場考古發掘，考古工作者初步判斷這座古城屬於春秋時期，古城的主人很可能是以賢德著稱的季札，但是，隨後的考古發掘證明，古城的主人應該另有其人。那麼，為何要建這樣的古城 ？它又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眾多的疑問使考古工作者堅信，謎底或許就在新的考古發掘中……

　　□1965年夏天，淹城村的村民在護城河清理河底的淤泥，就在村民將護城河內的水抽干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村民們發現河底的泥裡似乎有一個大家伙，結果拉出來一看，竟然是一條船形樣的東西。

　　村民感覺事關重大，立刻通知了淹城考古工作隊。

　　考古工作隊經過發掘，發現這是一條早期的獨木舟。早在1958年，淹城村的村民們在護城河內挖泥聚肥時，就發現了一條春秋時期的獨木舟。與上次發掘的獨木舟不同的是，這條獨木舟體積略小。就在考古工作者對它的年代進行判斷時，忽然，從不遠處傳來村民的呼喊聲，原來，他們在護城河的中間位置又發掘出了一條獨木舟。村民在取泥過程中還發現了好多陶片、銅劍頭、 銅矛等等。

　　發現的這三條獨木舟中，最大的一條長達11米、寬近1米。獨木舟由整段楠木挖空而成，內壁有焦炭和斧鑿的痕跡，證明當時的獨木舟是用火烤以後所造，與《易經》中“刳(讀‘枯’音，挖開的意思)木為舟”的文字記載相印證。

　　獨木舟始於原始社會，是繼筏之後出現的一種水上交通運載工具，它也是現代各類船的鼻祖。

　　我國古代的獨木舟形狀大多是尖頭尖尾，或者是頭部尖而微翹起，尾部呈方形，尾部處留有未挖通的擋水牆。然而，與這些獨木舟不同的是，1965年淹城內城河出土的這兩條獨木舟尾部是敞口的，而且敞口處底板及兩側邦板十分光滑，看不出嵌有擋水板的痕跡。這兩條獨木舟頭部兩側邦板上部均打有孔眼。

　　很顯然，這樣的設計並不能作為水上交通運載工具來使用。考古學者經過考證後認為，這是一種在沼澤和泥濘的地方使用的交通工具，全名叫獨木泥橇。

　　我國最早使用獨木泥橇的時代是夏代。 《 史記?夏本紀》在記述大禹治水時，曾有這樣的記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橇。”這裡的橇指的就是獨木泥橇。

　　這兩條獨木泥橇出於內城河，肯定與開挖淹城內城河有關。

　　□1986年5月，由南京博物院、常州市博物館、武進縣博物館等單位聯合組成的江蘇省淹城遺址考古發掘隊，開始對淹城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由於子城河的河水接近枯竭，部分河道已經被當地的居民種上了水稻，考古發掘隊只好先對子城河東北處的外城牆和內城牆進行發掘。

　　發掘結果顯示，子城河的外城牆淤泥積層厚約4米，淤泥層中夾雜有大量的碎陶片。

　　考古工作者在發掘過程中還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當在北子城河向下挖至約3.5 米深處的時候，竟然發現了許多呈原始狀態的大樹根樁，而河道的中間還有一條約4 米寬的自然小溪。也就是說，最初在築淹城時的地面，應該在子城河下方約3.5米深處。

　　對三道城牆的發掘結果顯示，城牆內土層堆積厚薄不均，層面不平，考古工作者推斷，當初在築建城牆時並不是采用挖基槽和夯打的方法，而是利用挖河的土堆築而成。

　　有專家認為，淹城古遺址分為三階段築造而成，最早建的是子城，其次是內城和外城。南京博物館經過5次考古發掘，一舉推翻了這個說法，專家們認定：從三座土城牆發現的文物和土質分析看，整個淹城應該是一次性堆土築成。

　　當淹城內城河挖至一定的深度時，就會出現軟泥層，在無特制工具的情況下，要想將河底中間的軟泥運送到城牆邊是極其困難的。所以挖內城河的人就想到了用獨木泥橇作為運載軟泥的辦法。方法是從平地起築，一層一層向上堆建成三道梯形的城牆。

　　如今，經歷了數千年風吹雨打，淹城古城牆遺址高僅剩3米到5米，牆基寬30米至40米。

挖掘獨木舟

　　□經C 碳-14測定，獨木舟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似乎與西周奄國時代有關。如果認定獨木舟屬於西周晚期或春秋時期，那麼，淹城古遺址就很有可能是在那個時期築建成的。

　　上世紀三十年代，考古學者衛聚賢和陳志良在《奄城訪古記》中曾記載：“今常州城南二十裡許有奄城遺址，亦作‘淹城’。”他們認為淹城是古奄國的領地。

　　據《 越絕書》 記載：“ 毗陵縣南城，故古奄君地也。”意思是說，毗陵縣的南城是古代奄國的國君居住的地方。

　　奄，是商代後期的一個古國名，在今天的山東省曲阜舊城東。

　　相傳奄君在周成王時期與商代後人武庚勾結，發動叛亂，被周所滅。據史籍記載，奄國在周公東征時其國都曲阜被滅，奄君也被周公所殺。周公不但殺了奄君，而且還將奄宮毀掉，並在原基地上挖掘成一個池塘，由此可見破奄的不易和恨奄的至深。

　　奄國被滅後，奄的一部分人做了魯國的奴隸，奄的貴族和一部分民眾為求生存，南遷到淮夷旁，也就是今天的淮河下游一帶 ，重新建都定居，經奄新君的苦心經營，國力大增，再次聯合兩個小國反周。此時，周成王正式執政，並且親自征討奄國，奄國再次被滅。

　　戰敗的奄國，越過長江遷至江南定居。 而目前江南發現的春秋之前的古城池遺址中，與奄有關的只有淹城遺址。淹城出土獨木舟的年代，與奄南遷定居時間相吻合。

　　□如果證明淹城古遺址就是奄國的領地，考古工作者還要尋找更多的證據。

　　淹城內外，散布著上百個土墩，其中有三座土墩最大。民間傳說，這三個土墩分別叫頭墩、肚墩和腳墩，它們是奄君女兒的墓，考古工作者首先對頭墩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結果顯示，頭墩是一座東西長20米、南北寬6米的大型積炭墓，墓中棺椁葬具均已朽盡，唯有朱紅漆皮依稀可辨。

　　根據現場分析，專家認為這個墓裡可能使用了棺木一類的葬具，只是因為年代久遠，棺木已經腐爛掉了，僅剩下漆皮。另外，在整個墓的底部，發現了大量的積碳，積碳的厚度達到50厘米左右。木炭的主要作用是防潮跟防蟲，頭墩墓的出土表明，這個墩子的性質是墓葬，同時這座墓葬出土文物之多，規模之大，是目前所發現的墓葬中間所沒有的。

　　隨葬器物集中在墓室的西端，共出土原始青瓷器和幾何印紋陶器等近300件。這是同時期同類型墓葬中規模最大的一座，而從淹城挖掘的珍貴文物中還有七件套編鐘、三輪銅盤等大量青銅器皿，足以能證明主人身份的非同凡響。

　　通過考古發掘，從墓裡出土了五六十個陶紡輪，從中國傳統文化來講，男耕女織。一般來說，紡輪出土於女性墓的可能性最大。

　　發掘出的文物似乎與傳說相吻合。然而，隨著考古工作的延伸，專家們對墓葬不禁產生了疑惑：比如山東的淹城南遷的話，肯定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批人，過來時候肯定是要帶一批器物，或者有關的一些書、一些制作器物的技術等等，但是從整個考古材料看，沒有找到任何與山東奄國有關的東西。

　　不僅如此，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出墓葬4座，出土的文物大多是原始青瓷器和幾何印紋陶器。

　　依據器物造型和紋飾判斷，頭墩大墓的時代，考古工作者將其定在春秋中晚期。而奄國屬於西周晚期，據此可確定淹城頭墩大墓的墓主不是奄國人。

土墩(墓)

　　□在發掘的墓葬中有一座屬於西周時期的墓室，也就是說，在春秋以前，淹城就有人在此生活和居住。考古工作者從護城河裡發掘的文物推測，戰敗的奄國很可能只是在淹城生活了很短的時間，由於某種突然的變故於春秋中期遷出了淹城。

　　1959年，鎮江丹徒縣大港煙墩山發現宜侯矢墓，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其中一件青銅器“宜侯矢簋”有銘文120余字，專家對銘文考證後認為，周初在鎮江丹徒一帶曾存在一個周的諸侯國宜國。

　　當年，周成王東征伐奄，奄國越過長江，短期內不可能對周形成威脅，因而周成王未窮追不捨，而是留下一路人馬，設立一個名為“宜國”的新國。其目的是對南逃後的奄族進行監視，並伺機徹底消滅奄國。

　　1981年，鎮江市博物館對武進大茅山和四項山的墓室進行考古發掘，證明奄國在春秋中期偏晚時被宜國所滅。奄國在歷史的長河中由此畫上了句號。

　　史書記載，春秋晚期，也就是公元前547年，吳國設延陵邑時，對淹城進行了利用，將延陵邑治設在淹城。而發掘出來的造型精美的青銅器大多屬於這個時期。

　　就在淹城的獨木舟發掘不久，淹城的考古發掘工作引起了考古學家夏鼐先生關注。夏鼐先生曾主持並參加了河南輝縣商代遺址、北京明定陵、長沙馬王堆漢墓的挖掘工作。

　　夏鼐先生認為武進奄城護城河中出土的獨木舟，根據同層出土遺物和文獻記載，應該是春秋晚期至戰國年代的文物。但是他認為，獨木舟測定結果定在公元前 1055左右，不能采用。他指出，碳-14 斷代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經C14 測定，距今3055年”的說法是不嚴謹的。

　　□淹城出土的眾多文物大多被最終鎖定為春秋晚期，然而，有關淹城的形制與規模仍是爭論的焦點。

　　淹城遺址東西長850米、南北寬750米，總面積65萬平方米。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淹城符合孟子所說“三裡為城、七裡為郭”的王城建築規模，所以是奄王之城。然而，孟子在這裡談的不是城市形制與規模，孟子的這一段話講的是治國的道理。他曾舉了一個例子，就是說如果你有天時，有地利，但是你不占人和，哪怕是打一個巴掌大的小城你都打不下來。

　　據考古材料提供的數據，東周時，超過10平方公裡的城市有十多座。其中最大的燕下都達32平方公裡，其建制已超過天子之城方九裡的規模。至於3平方公裡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發現的數目更是不勝枚舉。

　　淹城只有不到一平方公裡，絕對不是王城的規模，它既不能作為王國城市形制的定規，也不能證明是諸侯造城的范本。(中央電視台10套《探索?發現》欄目供本報專稿)

　　(本文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