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彩票的泛濫與弊端

    19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舶來品呂宋票在中國，尤其是通商口岸的廣為人知，出現了對其“跡近賭博”與“為諸善舉”的不同評價，並引發或禁或弛的截然相反的態度。其後，各種仿呂宋票而設的商辦彩票、官辦彩票因假“義赈”、“賠款”、“新政”等名目，不僅得到了民眾輿論的認可，而且也沒有受到官府的過多干預，由此開啟了中國近代彩票本土化的歷程。時至清末，清廷統治日趨式微，視彩票為斂財牟利工具而致其日漸泛濫，且逐漸背離原有公益性質，遂引發了社會各界要求禁絕彩票的聲浪。而實際上至晚清谘議局開議前，除直隸總督袁世凱有過一次借故取締北洋順直義赈彩票的舉措外，晚清當局未曾真正采取過禁絕本土彩票的舉措。

    清廷不能實質上禁絕彩票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晚清朝廷江河日下，權勢旁落，對於各封疆大吏轄內之事只能望洋興歎。對於彩票，企圖“歸總發辦”尚且不可，更不要說禁絕。另一方面，關鍵還在於財政困難，舉步維艱，“近年以來，我國財政支绌，司農有仰屋之嗟，疆吏興徒炊之歎，……苟有能籌及經濟問題者，往往一言甫入，立見施行”。如度支部尚書載澤在輿情之下也曾言彩票實“非政體之宜”，而作為執掌晚清兩個新設經濟部門的主管官員，他又擬以興辦實業、舉辦鐵路為名大力推行發售農工商興業大彩票以及鐵路富簽彩票，以致輿論嘩然，抨擊不斷。晚清各級官府不願禁絕彩票，根本原因更在於其與彩票有著密切相關的實際利益。手中已辦有彩票者，坐擁其利，手中無彩票者，則欲尋找機會創設彩票。在這一狀況下，要真正禁絕彩票，就得由一個與之沒有太多瓜葛且擁有一定實力的階層來承擔。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廷宣布“仿行憲政”，揭開了預備立憲的序幕。谘議局的設立就是其中措施之一。谘議局雖然只是一個民意機構，被界定為“議院之先聲”，但其時依照西方和日本君主立憲制度而制定的《欽定憲法大綱》在形式上卻不得不明確規定谘議局為各省的地方議政機關，有權議決地方重大興革事件，所通過的議決案，經督撫批准後即可在一省范圍內實行。大多代表著新興階層利益的各省谘議局議員充分利用這一政治舞台，提出許多關涉政治、經濟、社會風俗的改革議案，而彩票也在“有傷風化”、“有礙實業”、“有乖政體”的抨擊中，由江蘇谘議局率先提出“永遠禁絕”之議案，從而將禁絕彩票之事提上日程。

    江蘇谘議局“禁絕彩票”議案

    1909年11月20日，江蘇谘議局第一屆年會召開。會上，以議員姚文柟、穆湘瑤為代表，認為“彩票亦秕政之一也”，“壞民風、損國體莫此為甚”，並詳陳彩票之贻害有四。第一，傷國體。傳統中國標榜以義理治國，尚義輕利為傳統主流價值形態，國家一面禁賭一面又收彩票之利，實與國體有礙。第二，害社會。彩票泛濫，誘民以賭，實於民風社會大有關礙。“未嘗不歎民之愚而恨彩票之害人深也。……今之社會生計如蹙而獨嗷嗷焉，日翹首一冀豚蹄篝車之幸財，此不可不嚴禁者。”第三，有礙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晚清新政推行的一項重要內容，而地方自治與民風習俗緊密相關，彩票以“跡近賭博”之屬性與地方自治相悖。第四，牽涉國際，贻笑外人。鴉片戰爭以來，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重新評估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與形象。時人認為彩票禁而不止勢必影響晚清政府的國際聲譽及形象。如上海西人工部局會議曾言：“中國官場之無信。彩票一項禁而仍弛，西人一言禁字即力持到底。今禁煙恐亦如是。”

    正是鑒於彩票的上述危害，江蘇谘議局議員提出“永遠禁革彩票”議案：永遠停止江南安徽之彩票，湖北廣東廈門北山六闱票一律停止，嚴罰私售彩票之人。“禁絕彩票”議案在江蘇谘議局首先出台，一方面在於其時江蘇不僅是中國近代商辦彩票首創之地，而且也是彩票泛濫之地，受累最深；另一方面在於江蘇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新興力量比較強大。

    按照規定，谘議局作為地區性的民意機構，其所提興革之事需獲得所在區域行政長官的批准，方可在本區域內施行。對谘議局的禁絕彩票議案，江督持支持合作的態度，聲明：“查停辦彩票，自是正辦。”只是事涉他省在蘇銷售的彩票，要從根本上予以禁絕，“必須聯合各省同時停辦，方於事體有裨”。為此，江督一面咨商有彩票銷往蘇省的他省督撫，希望聯合禁止，一面饬令立即禁止本省彩票——江南票的發售。江南票從1899年江南義赈彩票創設開始(1899年—1905年5月)，到後為南洋籌捐官彩票(1905年5月—1907年1月)，再至江南赈捐公益彩票(1907年1月—1909年7月)，最後到江南籌捐公益彩票(1909年11月—1910年4月5日)，經歷十余年的發展，終於在立憲新政的浪潮中壽終正寢。

    然而禁絕銷至蘇省的外省彩票，則並非易事。以湖北官辦簽捐票為例。首次接到江督為谘議局議禁外省運售彩票事而來的咨電後，鄂督只同意“年減票額三分之一，迨三年限滿，決計停辦。”這顯然與江蘇谘議局所要求的“立即禁絕”大有差距。1910年4月，江蘇谘議局先後第二次、第三次“復議永遠停止彩票案”，一再強調依照法令禁絕彩票，並要求將議決結果公布於南洋官報。這是力圖運用法律武器以及輿論媒體的力量來進行斗爭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獲得了成功。江督旋即就谘議局所復議之事項進行了書面答復。

    在接到江督要求停止簽捐票往蘇銷售的咨商之始，湖北當局再三交涉，原因在於簽捐票為湖北當局創收不菲，“溯開辦迄今歷時九載，票額由二萬張推廣至六萬張，盈余由十余萬元加增至六十余萬元。”盡管湖北當局一再搪塞，但在蘇省谘議局的堅持下，江督也不得不予以拒絕。緩禁之路行不通，簽捐票也因“江浙等省禁售驟形滯銷，領票商人莫不大受虧折，茲七月份彩票領銷者遂只半數”。無奈之余，湖北當局只得再次咨商蘇省當局，“請展緩至六月份一百零三會為止，俾便票商已領之票得以銷售，以後不再發銷。”最終鄂省彩票被同意緩至六月底，嗣後一體禁銷。

    與此同時，安徽鐵路彩票為保障已有的經濟利益亦試圖緩停、免禁。盡管在蘇省首次議決“永遠停止彩票”一案之後，隨即就有安徽谘議局言安徽鐵路彩票“業已自行停止”。然而，時至宣統二年(1910年)，安徽撫台卻仍堅持繼續發售安徽鐵路彩票，並以該票系“商部核准”，“外雖以彩招徕，內實代積股本，於路本固大有裨需，而於民力亦無所損”，何況“此次彩票向未派銷，購否聽人自願，既系勸股性質亦且貿易自由”。由此，皖撫認為“他省自無禁銷之理”。針對這一情況，江蘇谘議局要求“仍查案通行禁售，仰見除惡務盡之至”。最終，在江蘇谘議局的一再議決下，江蘇率先宣布於宣統二年六月為期，禁絕一切來蘇銷售之彩票，“各屬如至六月晦日後尚有私售彩票之店鋪，即由各地方官或巡警照案治罪”。這時，其他省份谘議局也紛紛議決禁止彩票，從而在全國掀起禁絕彩票的浪潮。

    全國禁絕彩票運動

    緊隨江蘇谘議局之後，浙江谘議局也提出“禁止彩票規則法案”，規定在“本規則公布後一月以內”，全省一律禁止彩票。這一議案呈至浙江巡撫，浙撫原本以“各省彩票與財政頗有關系”，“禁止之權初不在浙。又各省發行之始，本系奏准流通，須俟奏明後咨照各省督撫臣，商定禁銷之法”，但考慮到浙省所受被累，“在浙言浙，利害所關，不容緘默”，旋即“咨照各省將各種彩票停止來浙，以順輿情而符議案”。同時電饬轄區十一府六月初一為始，“全省彩票店一律另改正經營業”。

    如果說江蘇谘議局率先提出的“永遠停止彩票”議案在實施中遇到了以湖北、安徽為代表的彩票獲益當局的推诿，浙江谘議局的“禁止彩票規則法案”則引起了既得利益者——彩票商們的抵制。

    浙江票商得知禁彩消息，連日聚眾集會，“群起反抗，百計運動，希圖緩延”。在禀請延緩無效之後，杭屬票商向鄂、皖二省總局要求援救。而鄂、皖二省總局在回電中為商人們撐腰，“敝局出票一日，貴處即可行銷一日”的承諾鼓舞了票商們的斗志，遂“愈肆糾集外埠，約二十八跪香”，以示反抗之志。1910年7月6日晨四點，杭州上下城代表親赴各店敲門，約定六點鐘齊集票業公所，共到387人，每人各給龍洋一角，持香一支，七點鐘“鹹在撫署二門旁鹄候憲駕出轅”。交涉無果後，眾商復赴巡警道轅，跪求緩禁。

    面對彩票商咄咄逼人的態度，當局不為所動，且令“巡警道迅速查禁，如敢抗違，即行拿辦，並查房屋充公”。至初一日禁絕之期，“早晨各店尚有開門者，惟已將書寫湖北大票等之漆版撤去，至午後則珠寶巷等處彩票店皆一律閉門，並貼有招租字樣”。隨後，媒體報道杭州“上中下三城大小各票號二百數十家，俱已一律停止貿易。小票號改售丸散等藥品，大者若廣匯豐德記匯大通利幾家皆閉門清理賬目”。

    隨著上海、浙江兩個全國最大彩票市場的關閉，加之彩票銷售量約占全國60%—70%的粵、蘇、浙三省巨大市場的消失，各省曾試圖發行彩票的也不得不重新考慮彩票的存與廢。而那些原未發行彩票，也早就因民眾購買外省彩票造成本省資金大量外流而苦惱的各省督撫們，亦乘江蘇、浙江禁止彩票的聲勢，紛紛請禁彩票。於是，由江蘇谘議局率先發動的“禁彩票”之浪潮很快波及全國，數省谘議局紛紛通過“禁止彩票”之議案，形成為一場全國性的請禁運動。1909年12月，江西谘議局通過“禁售彩票”案。1910年9月，湖南谘議局議決“自本年九月初一日起不准銷售”。10月，河南谘議局議決並咨行各行政部門“請從十月起一律禁售”。11月，閩督“咨照各省將各種彩票一律停止來閩”。

    禁絕彩票的聲浪如潮，最終迫使清廷也采取相應行動。宣統三年(1911年)刊印的《大清暫行新刑律》專設“關於賭博彩票之罪”一章。規定：發行彩票者，處四等(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得虢奪公權。購買彩票者，處一百元以下罰金。這標志著晚清政府最終在法律層面上正式禁絕彩票。晚清禁絕彩票事件，顯示出近代社會媒體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而作為“采輿情之所”的各地谘議局更是充分發揮了職能與功效，“指陳通省利弊”，推動著清末社會移風易俗的革新。